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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界仁

陈界仁照片来自artouch

陈界仁（1960年－），台湾当代艺术家。生于台湾桃园，目前生活和工作于台湾台北，是影像创作的行动家和理论家，创作大都以录影装置为主，曾以游击式的行为艺术和策划体制外地下艺术展览等方式，干扰当时的戒严体制。

作品广受国际欢迎，曾多次受邀参与各大双、三年展邀请参展，如威尼斯、圣保罗、里昂、利物浦等，也在卢森堡现代美术馆、洛杉矶REDCAT艺术中心、马德里苏菲雅皇后国家美术馆、纽约亚洲协会美术馆、巴黎网球场国家画廊等机构举办个展。2009年获选国家文艺奖视觉艺术类得主。


目录

动态焦点

一個相信「佛法左派」的藝術家：陳界仁在現實裡的持續創作之路

2018年5月21日，第12届“AAC艺术中国（Award of Art China）年度影响力评选”于北京故宫举办颁奖典礼，其中公布并颁发四大奖项，获奖者分别为年度艺术家－陈界仁、年度青年艺术家－曹雨、年度出版物－《中国当代艺术年鉴》（2015卷及2016卷，朱青生主编），以及年度策展人－冯博一。[1]

相关消息在中国网媒与台湾《典藏ARTouch》披露后，Facebook上即有不少艺文界人士转载，并表达对陈界仁获奖的肯定与祝贺，但同一时间，也出现对此一事件持质疑与批判的声音，关键显然在于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并且直接以中国为名颁发的奖项，其中最直接的批判，就是认为陈界仁亲自前往领取这个奖项，即意味著被中国“收编”。

在约访电话里，今年5月21日，第12届“AAC艺术中国（Award of Art China）年度影响力评选”于北京故宫举办颁奖典礼，其中公布并颁发四大奖项，获奖者分别为年度艺术家－陈界仁、年度青年艺术家－曹雨、年度出版物－《中国当代艺术年鉴》（2015卷及2016卷，朱青生主编），以及年度策展人－冯博一。

相关消息在中国网媒与台湾《典藏ARTouch》披露后，Facebook上即有不少艺文界人士转载，并表达对陈界仁获奖的肯定与祝贺，但同一时间，也出现对此一事件持质疑与批判的声音，关键显然在于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并且直接以中国为名颁发的奖项，其中最直接的批判，就是认为陈界仁亲自前往领取这个奖项，即意味著被中国“收编”。

秦雅君在访谈中问道:你已经提过，你知道如果参加“AAC艺术中国”的颁奖典礼，在台湾必然会引发某些人的质疑与批评，那么你是在什么样的考虑下，决定亲自去领这个奖？

陈界仁回答说:首先，“奖”无论是从艺术史还是就当代艺术的发展而言，是否真有那么重要？对此，我们只要看看上个世纪被认为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如马歇尔．杜象（Marcel Duchamp）、约瑟夫．波伊斯（Joseph Beuys）等，在我记忆中，他们似乎都没有得过什么大奖。他们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不在于他们得过什么奖，而是经由他们的作品与思考，打开了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与思辩空间，以及这些问题意识与思辩方法，至今是否还具有值得我们参考的价值。

众所周知，获不获奖，从来就充满各种偶然性，任何奖项只要换一批不同评审，获奖者的名单很可能就不一样，所以我始终把偶然获奖时，随之而来的“颁奖”活动，当作是一个可以打开“发言空间”的行动场域。2009年，我意外获得当年的“国家文艺奖”时，就已做过一次，可惜第二天所有媒体都没登出我的发言内容。

在我决定去北京领“AAC艺术中国”年度艺术家奖时，我同样把它当作是一次可以开展“发言行动”的机会。就我上台简短发言的内容而言，第一个层次，既是与中国当代艺术界进行对话，同时也是试著为中国当代艺术界，在其现实体制下打开更大的言论空间（无论实质上的效应有多少）。第二个层次，是我回台湾后必然会引发某些人的批评，在那些质疑与批评我的言论中，主要涉及台湾两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议题，一个是在台湾已争论几十年的国族认同问题，另一个是隐含在质疑与批评我的言论背后，更真实的青年贫穷化议题（事实上这不只是台湾年轻人的问题，而是全球大多数不分年龄的工薪阶级与艺术工作者的处境）。简言之，当金融与科技资本主义已彻底结合为更新型态的新自由主义，并造成全球各地贫富悬殊加速扩大的情况下，原本各国就很难生存的青年艺术工作者，在遭遇各国大砍文化预算与艺术市场急速萎缩的情况下，面临的困境必然更加艰难，台湾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代表作品

  • 陈界仁2003年的作品《加工厂》放映仪式于联福制衣厂。（陈界仁工作室提供）[1]

  • 陈界仁2002年的三频道录像作品《凌迟考：一张历史照片的回音》。（陈界仁工作室提供）[2]

  • 2008年，陈界仁的“自我盗版：自由乐捐计画”于伊斯坦堡。（陈界仁工作室提供）[3]

  • 陈界仁1996年的作品《本生图》。（陈界仁工作室提供）[4]

  • 陈界仁1983年的行为艺术作品《机能丧失第三号》。（陈界仁工作室提供）[5]

  • 2017年陈界仁于北京长征空间的个展“中空之地”展场现场。（摄影／陈又维 ，陈界仁工作室提供）[6]

  • 陈界仁2012年的《幸福大厦》拍摄后工作人员合照。（摄影／陈介一 ，陈界仁工作室提供）[7]

  • 2015年，陈界仁的《残响世界回乐生》。（摄影／陈又维 ，陈界仁工作室提供）[8]


经历

成长阶段

1960年出生于桃园，父亲其实是在情报单位工作，而且长期驻扎在金门，妈妈原本是马来西亚的华侨，被送到金门当养女，两人结婚后，到台湾桃园，后到新店，陈界仁从小在新店眷村长大[2]，他上有两个姊姊、一个哥哥，下有三个弟弟，已过世的大姐当了一辈子电子工厂女工；大哥失业后，一直处在重度忧郁症的状态；二姐结婚没几年就丧夫，之后靠当小贸易公司的职员，独自扶养小孩长大；已过世的大弟在出生后不久，则因发高烧成为半瘫痪的重度智障；二弟靠捡拾工厂外移后丢弃的布料，自己手工做背包，摆了八年地摊；小弟是机车快递员，出过大大小小20几次车祸[3]，这样的家庭背景，可能影响他日后创作所关注的议题。

陈界仁高中时就读复兴商工美工科，美工科的学院训练让他能满快地画画，但他认为艺术应该是关于想像，常跷课，跑去图书馆看书，高职毕业后，便自己创作、打工，包括去电子工厂、卡通公司，陈界仁认为在打工这段时期的创作没有脉络和意义，所以大部份都被他丢掉了，只有1983年在西门町做的一个行为艺术（《机能丧失第三号》）是唯一有纪念价值的[4]，陈界仁号召弟弟和一群年轻朋友“上街表演”，他们戴著头套，像被枪决的犯人，排成一列向前走，之后开始嘶喊、跪地挣扎，引起多人围观，由于是在戒严时代，这样的聚众行为也引起警方和警备总部的注意，但这次行动艺术，形塑了陈界仁日后创作的核心价值与美学形式[5]。

初次参展与沉寂

1985年，陈界仁第一次参与北美馆展览，当时发生了馆长辱骂、毁损艺术家张建富作品的事件，因此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在北美馆展出；，1984年，他曾做了一些抽象作品，准备在美国文化中心展出，但布完展后，不知道为什么，开幕当天他就被封杀了，而且是唯一被封杀的[4]。

1987年解严后，他停止创作沉寂了数年，那段时间，他靠弟弟生活，连相机都卖掉了，但却意外使他碰上学电脑的机会，他在师大夜市遇到以前画卡通的朋友，他告诉陈界仁他用电脑绘图，他借了台电脑给陈界仁，并教陈界仁简单的功能，使陈界仁开始思考这个工具或许可以用在他以前零散搜集的一些酷刑照片上，用来探究一些问题意识[4]。

重新开始

他于1996年重新开始创作，进行《魂魄暴乱1900-1999》系列作品，当时他已36岁，身无分文，每天早上跟弟弟要100块坐公车去朋友家创作，快傍晚时，再坐公车去公馆陪弟弟一起摆地摊；直到1998年，意外参加当年的台北双年展，并因此受到圣保罗双年展的策展人之一青睐，开启他参与各种国际双年展与学术型的主题展，但他一系列讨论“酷刑”的作品，在台湾根本不可能有市场，更不会有画廊找他合作，使他陷入了不断受邀参展，又不得不跟朋友借贷出国参展的循环里。在2000年，突然有朋友介绍一个私人收藏家买了《魂魄暴乱1900-1999》全部作品的一个版次，使他能还债，2002年时，突然获得某文化基金会的赞助，有钱可以拍《凌迟考：一张历史照片的回音》[3]。

开始录像创作

2000年之后他的主要创作，是多部以超16釐米或35釐米胶卷拍摄的影片。2002年的录影作品《凌迟考－一张历史照片的回音》，陈界仁持续他曾讨论过的刑罚议题，影片中，他将刑罚受难者的身体转化成一个连结过去和现在的“通道”，借由这个身体的“通道”，开始将其创作聚焦于当代社会的议题。2003年的《加工厂》，他邀请失业女工重回已成废墟的工厂内“工作”[6]，背景是1996年桃园联福制衣厂的劳资纠纷。2005年的《八德》中，他邀请临时雇工非法进入已被法院查封的工厂与办公室的空间内；2006年的《路径图》，他藉影片中虚构的罢工行动，将利物浦码头工人抵抗港口私有化的抗争与台湾码头工人的处境联系在一起。2007年，他在伊斯坦堡双年展开幕期间，进行名为《自我盗版－自由乐捐计画》的行为艺术，观众只要自由乐捐即可取走他在现场发送“自我盗版”的作品DVD；之后，陈界仁将捐款所得汇给土耳其的失学儿童[6]。2007-2008拍摄“书写行动”第一部：《军法局》单频道录影装置，参加广州三年展、美国纽澳良双年展、台湾双年展；同年《路径图》获美国迈阿密PULSE博览会PULSE 奖；因赴美国在台协会（AIT）申请美签时，被面试官怀疑要偷渡，自此拒绝去美国，并成立“我怀疑你是要偷渡”网路部落格，邀请台湾人民书写申办美签时，被AIT面试官羞辱的案例[2]。2008-2009拍摄“书写行动”第二部：《帝国边界I》单频道录影装置，参加义大利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同年获得第13届国家文艺奖。。

2010年，发表《帝国边界II一西方公司》，以父亲过世后留下的遗物为出发点，而拍摄的影片，从家族史的经验，连结到集体的历史记忆，并借由“再想像”和“再书写”的过程，省思被“西方公司”改造为“无档案化的社会”后，被改造区域内的人民，可以如何进行自我重建和自我疗愈的可能性[7]，同年他在台北市立美术馆推出大型个展“在帝国的边界上：陈界仁1996-2010”，在展出记者会上，抨击北美馆并宣布未来将不会在北美馆展出：“近年来北美馆彻底票房化、商业化，失去美术馆应有的功能──从在地经验生产出在地的知识与论述。[8]”

2012年起发表作品《幸福大厦I》、《幸福大厦II》，以一栋虚构的出租公寓为背景，荒凉无依。陈界仁透过连结一群1980年后出生，不同身份背景、无固定工作的年轻人，将他们各自生命史中的片段，浓缩重组在虚拟的“幸福大厦”，影片中的演员诉说自己的故事，片段的真实经过陈界仁的编纂后又成为虚构的[9]，

2013年，受邀于卢森堡现代美术馆（Mudam Luxembourg）举办个展，为该馆2006年成立以来，首次举办华人艺术家个展，展出陈界仁近10年来5件代表性录像艺术作品[10]。

2015年发表作品《残响世界》，带著观众重回乐生疗养院残馀院区及其周边环境，通过沈静的长镜头和游移于黑、白、灰的光影，让观众再凝视这块创伤之地内，某些微小却具有另一种动能的人与事，在2016年入围第十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的国际竞赛与台湾竞赛[11]。

2018年第12届AAC艺术中国，由陈界仁获得“年度艺术家”奖项，评审委员会表示，“他的作品展现了他从思考到抵抗的路径，探究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以及资本与劳动力的全球流动所带来的后果，为动荡不安的现实提供了警示。其创作通过聚焦于看似微不足道的在地个体经历，以折射出更宏大的全球性社会现实，并体现了二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创作的方法层面上，陈界仁常与临时组成的群体，非专业的艺术参与者，或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们共同协作，发展出极为独特的创作语言。其晦暗、缓慢、僵滞的影像基调以及多线交织的叙事构成，在在揭示出当下复杂现实的多重面向和艰困的生存处境，更传达出对人性深刻的关切与洞察。[12]”

访谈

陈界仁访谈
2016北美馆双年展 陈界仁

参考文献

取自“https://factpedia.org/index.php?title=陳界仁&oldid=878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