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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報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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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報伕》，原名《新聞配達夫》，是楊逵所寫的一篇日文小說，1932年5月19日起連載於《台灣新民報》。
1934年10月，全文入選東京《文學評論》。在1936年，胡風將其翻譯成中文，刊登於上海的《世界知識》，之後刊載於《山靈─朝鮮臺灣短篇集》和《世界弱小民族小說集》。1936年4月，獲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
故事大綱
台灣年輕人楊君，來到東京發展。當時的東京正值高失業人口時期，然而楊君看似幸運地找了一份送報的工作。
在那份工作中，雖然本來僅有的錢要被充當工作契約保證金、所提供住宿環境極差、工作還必須要在風雪中進行，然而具有奮鬥精神的楊君卻不以為苦。幸運地，楊君遇到一位好心的日本同伴「田中君」，帶著他這位新進員工熟悉這份派報的工作，甚至在他缺錢的時候幫助他，日子也還可以過的下去。
後來，老闆要求他從派報改成推銷訂戶，從早到晚的工作，卻換來老闆一天比一天惡劣對待。最後楊君只得落得放棄這分工作，不但沒拿到應有的資金，失去契約保證金的下場，還要「謝謝」老闆的特別優待，因為按照合約，工作未滿一個月的人是拿不到工資的，而他卻認真地工作了二十天。
當他無奈地去還從前向田中君那裡借的錢時，沒想到從田中那裡打聽到，這位派報所老闆向來就是藉著招募派報伕，以員工偷懶為藉口，利用契約上的條款壓榨員工，並且沒收保證金來獲利的。
這時楊君想起了來日本之前的回憶：他的家族原本是自耕農，生活沒有困難，然而製糖公司與警察聯合起來，以村子的利益為藉口，強行以極低的價格收購了他們家鄉的所有農地，最後所有的人都只得落得賣力賣田、村子離散的下場。而那些不肯出售自己農地的人，包括楊君的父親，不是被冠上「陰謀首領」、「非國民」的稱號，就是拖到警察分所裡去，被施以慘無人道的酷刑。楊君的父親就是在這樣的遭遇之後不久就去世的。後來楊君家中的狀況越來越糟，然而就是在這種狀況之下，楊君立志而來到了日本的東京發展。
失業又賠錢的楊君，回到了之前常常住的木賃宿。沒想到，從老闆那裡收到了一封母親所寄來的信。裡面除了不到一百二十元的匯票以外，說到自從楊君去東京之後，村子一天比一天落沒，現在連房子都賣掉了，楊君的妹妹和弟弟：阿蘭跟阿鐵也死了，最小弟弟現在先寄在叔父家。希望楊君在東京能好好用功，成功了以後再回來。
讀完了這封信後，楊君打算先還清曾向田中君借的錢，就去了。遇到田中君的時候，又收到了一封來自叔父的掛號信，裡面竟是母親的遺書：「......沒有自信以前，絕不要回來！要做什麼才好我不知道，努力做到能夠替村子底人們出力罷。我怕你因為我底死馬上回來，用掉冤枉錢，所以寫信給叔父，叫暫時不要告訴你……」
話說楊君還沒來到東京的時候，他的哥哥當了巡查，逼迫村子裡的人們，母親那時就主張跟他斷絕關係，不肯讓他照顧。現在弟弟跟妹妹也死了，母親把最小的弟弟托給叔父照顧之後，就上吊自殺了。
楊君知道了家人在台灣的事之後，覺得非常疲倦，於是就在木賃宿裡睡了，等到田中君再來找他的時候，已經過了二十五個小時了。這時，田中君告訴他，又有一個跟他一樣被派報所的廣告釣上的人來作派報的工作。當田中君把楊君被派報所老闆逼出去的事情告訴那個人以後，沒想到那個人竟然有解決的方法：現在派報所的二十八個員工想要聯合起來，對抗那個可惡的派報所老闆。
過了不了多久，那個派報所裡就爆發了罷工。派報所老闆終於承認了他過去不合理的要求。那時，楊君也在場。
勾引失業者的派報工作應徵廣告撕掉了、寢室裡每個人該有的空間和枕頭都有了、蓆子換過了、消除跳虱的方法實行了、工錢增加了、老闆不再歧視勞動者了。在這時後，楊君心裡有個感覺：「這麼作才符合母親的期望。」
他也滿懷著確信：「從巨船蓬萊丸底甲板上凝視著臺灣底春天，那兒表面上雖然美麗肥滿，但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到惡臭逼人的血膿底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