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凤昌

赵凤昌(1856-1938)，字竹君，晚号惜阴老人，常州武进人。赵少时入钱庄习贾,后纳赀报捐杂职,往广东候补,先在藩司姚觐元幕下任记室。1884年(光绪十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赵入张幕,由文巡捕升充文案,参预机要,由于敏勉强记,通达政事文章,精于幕道,深得张之洞的器重和信任。，辛亥革命时期，在戊戌变法、东南互保、《苏报》案中，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影响巨大的传奇式人物。人称"中山宰相式人物"、"民国产婆"、"民国诸葛"。其与当时政界、商界、教育界等各界高层人士往还信件的合辑《赵凤昌札记》，计109册36函2729通(件)，今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是研究民国历史的主要史料。

赵凤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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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856年 常州武进
国籍	中国
别名	惜阴老人
职业	政治家
知名于	中山宰相式人物、民国诸葛
知名作品	《赵凤昌札记》

目录

人物简介

赵凤昌年幼时家境贫寒，曾在钱庄当伙计，后来，他因为私自挪用钱庄的钱财而被辞退，而他因为曾在钱庄当伙计时常给当地一位姓朱的人家送银钱，得到这位姓朱的富商的注意，这位朱姓富商很赏识他，觉得他很有前途，将阿里必成大器，于是送了他一些钱财，为他捐了一个在广州的县丞的小官。 后来，恰巧张之洞被任命为两广都督，张之洞看中了他的才华，对他十分器重，而后他跟随张之洞多年，在张之洞身边，他察言观色，勤奋苦学，从当初的一个钱庄小伙计快速成长为张之洞的得力助手。 后来，他的谋略得到挖掘，他的名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找他帮忙，请他出谋划策。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大不相同。在中国历史上,每到改朝换代,天下大乱,英雄辈出,但多数英雄资质平庸,侥幸乘势而起。真正造时势的英雄,稀若凤毛麟角。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南阳路十号"惜阴堂"住着一位老人,深居简出,但南北要人,趋之若鹜,惜阴堂成了名流荟萃之所,许多左右时局的大事都在这里密谋……

赵凤昌共有一子二女，其中女赵志仁为原配夫人洪元所生，女赵志道(后嫁给杨杏佛)、子赵尊岳为继配夫人周南所生。

生平事迹

传奇色彩

北方议和代表团成员冯耿光在一篇回忆南北议和的文章里,讲了一段赵凤昌的故事:有一天,北京拍来电报,我送给唐绍仪,他看过兴奋地说:"北京回电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唐绍仪一边说一边挂电话,电话里和对方仍是和过去一样有说有笑,显得关系非常密切。我觉得奇怪,就问唐绍仪:"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伍廷芳),为什么先打电话给他?"唐绍仪说:"秩老名义上是南方议和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说起赵凤昌,此人很有些传奇色彩。他是江苏武进县人,1856年出生,家境清贫,幼年失学,去当地一家钱庄学徒,常到一位朱姓人家送银钱。他人很机警,因为家贫,挪用了钱庄的银子,被掌柜的停职。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姓朱的很有钱,就对他说:"看你人很聪明,不是当伙计的材料,你最好还是去读书,才有希望上进。"赵凤昌说:"我读不起书了,还是请您推荐一份工作给我做吧,您家里店铺很多,我只想到铺子里当一个小伙计。"姓朱的说:"你不是当伙计的人,你既不愿读书,我索性多送你几个钱,你去捐一个小官,到省候补,将来一定可以出头。"于是这位姓朱的不由分说,为他捐了一个县丞,并送了他旅费,分发到广州。

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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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凤昌在广州混了几年,适逢张之洞来做两广总督,对他十分赏识,请他做总督衙门文案,参与一切机密,后又随张之洞到湖广总督任上,格外亲信。赵凤昌之所以受到张之洞的信任和依赖,除了因他聪明、好学、善谋、机敏,还有一个理由,因为他记忆力极好。张之洞生活懒散,率性而为,作息无一定时间,书籍公文随手丢放,有时正在批阅公事文书的时候就睡着了,醒了又忽然想到要检阅哪一册书,有时正在看书,忽然又想要查看往年的文档,找某一件公文,只有赵凤昌有此记忆力,能做到随要随到。张之洞对每日公文与往来函电,看过之后随手抛弃,事过即忘不易找寻,只有赵凤昌为他逐日编目归档,整理得井井有条,一索即得。

赵凤昌文理平常,但跟随张之洞多年之后,居然能代拟公牍,而且模仿张的书法几能乱真。因与张之洞朝夕相处,不免引用许多同乡。有一年,大理寺卿徐致祥奏参张之洞一摺,牵涉到赵凤昌的名字。清廷交两江总督刘坤一查办,刘查办摺内,说得张之洞样样都好,不过为顾全京官参奏的人面子起见,说赵凤昌不免有"揽权招摇"情节,将赵凤昌革职,永不叙用。刘坤一这种做法当然是为了保护张之洞,让赵凤昌担责任,张之洞觉得很过意不去,就向盛宣怀讨了一个武昌电报局挂名差使给赵凤昌,作为生活之资,而派他住在上海,办理通讯、运输和其他机密事务。

昔时武昌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戏语流传，足见赵氏在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中的作用不可小视。

1900年,义和团在北京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枪杀德国公使,慈禧太后宣战上谕通电各省时,张謇、赵凤昌、盛宣怀等人在上海出谋划策,分头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倡议拒绝上谕,保护东南。

张之洞起初迟疑不决,赵凤昌派人赴武昌面陈,又向张发电报说:"李鸿章、刘坤一在原则上已完全同意,而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亦由盛宣怀接洽谈妥,只希望武昌方面出而主持。"于是,张与刘、李联衔通电各省将军、都统、总督、巡抚,电称:北京义和团作乱,完全由于端王、刚毅所指使,蒙蔽两宫,袭击各使馆,擅发对各国宣战之上谕,均不能承认,望各省当局切勿轻信,竭力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通天彻地

1911年10月10日晚上，赵凤昌正在上海一家酒楼中宴请客人。席间，一个商人忽然接到了一封电报，随即对赵凤昌简短地说了几句。赵凤昌神色平静，起身告诉大家，自己另有邀约，先行离去。

他得到的，正是武昌新军起义的消息。

出了酒楼，他立刻奔赴电报局，给汉口电报局局长朱文学拍了一封密电，询问当地情况。第二天早晨，他接到复电，得知鄂督瑞澂已经逃走，起义取得成功。

当天，他紧急约见上海各界名流探讨时局，其态度很明确，“上海据长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为武汉之声援也。”

快速介入，快速判断。当所有人都关注于武昌战事时，赵凤昌已经开始从全局考虑问题。他首先注意的，是列强对此次革命的态度。他要下的第一局棋，就是解决外交上的麻烦。

彼时，列强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均绷紧了神经，动荡时期的中国又极容易被趁虚而入。一旦情势失控，非但缔造不了共和，酿成第二个“庚子之乱”也不是没有可能。

有鉴于此，10月27日，赵凤昌从上海给两位朝中重臣发出了电报。

一封发给了刚刚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的唐绍仪，在信中，赵凤昌劝唐绍仪“宜缓到任”，如果真的到任了，要特别注意和列强周旋，不要损害中国的利益。

在给外务部大臣梁敦彦的另一封电报中，赵凤昌提醒他提防日本的动向。随后的电文中，赵凤昌力劝其反对摄政王为镇压革命向列强借款。

在这两封电报中，赵凤昌均期待他们“保将来之中国”。

果然，唐绍仪最终没有接受清廷的任命，而梁敦彦则公开对借款一事表示了反对。两位高官，对一位在野人士的建议，竟然言听计从。

除了在朝中的布局，赵凤昌也直接对列强展开了公关。武昌首义的第二天，赵凤昌便委托上海商会董事苏宝森，给外商们带了个话，大意是，现在列强们的当务之急，是保护商人们的利益不受损害，千万不要为清廷提供援助，否则“地方必须致靡”。

外商们将此意见转达给各国公使，在多方考量之下，列强均“认民军为交战团体, 各国严守中立”。自此，革命军不再是外人眼中的“匪寇”，而成为了一支获得列强认可的政治势力。赵凤昌没费太大力气，就把外事上的潜在祸患消弭于无形。

至于军事上，赵凤昌也有一套办法。彼时，清廷急令荫昌及萨镇冰分别率领北洋军和海军镇压起义，赵凤昌得知后，直接委托退隐上海的郑孝胥给萨镇冰写了封信，劝他不要炮击武汉。果然，萨镇冰在规劝下按兵不动，后来索性离开部队养病去了。借此机会，海军官兵一举反正，将炮口转向了大清。

武昌起义爆发一月，赵凤昌在幕后运筹帷幄，施展出一套通天彻地的本领。这一年，他55岁，身无一官半职，却尽揽全局。

惜阴堂的诞生

“四十年间，东南之局，有大事，必与老人有关。”同盟会会员黄炎培曾经如此评价赵凤昌。事实上，赵凤昌的“奇人奇事”，并非始于辛亥革命。

1884年，朝廷重臣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后不久，赵凤昌即进入张之洞的幕府，相处数年后，赵凤昌竟然能够帮助张之洞代拟公牍，而且模仿张之洞的笔迹几可乱真。张之洞对他愈加信任，每逢有要事必与其商量。以至于社会上流传着“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说法。

这段体制之内的传奇，终结于1891年。随着张之洞被弹劾，赵凤昌一并受到陷害，被光绪皇帝批示革去官职、永不叙用。

事后，张之洞对赵凤昌感到很过意不去，特意在湖北电报局为他找了个挂名支薪的差使，令其常驻上海，办理运输通讯、搜集情报等事务。

1894年，赵凤昌搬入上海南阳路10号的一所英式洋楼，他将其定名为“惜阴堂”。

六年后，赵凤昌悄然导演了另一段传奇。

1900年，慈禧太后唆使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枪杀德国公使，并下诏向11国宣战，导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仓皇西逃。赵凤昌虽已下野，却心忧国事，他会同盛宣怀等人分头游说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等督抚，倡议拒绝宣战上谕，以免战火侵袭东南各省。

张之洞起初很犹豫，赵凤昌急中生智，走了一招险棋。他发了一个电报给张之洞，称“洋电，两宫西幸，有旨饬各督抚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庆邸留京与各国会议云”。这个电文的高明之处在于，一旦宫内日后追究下来，顶多只是误传了洋人电报的罪名，而不是抄家灭门的“假造圣旨”。

最终，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协作，一起发动了“东南互保”。

名声在外的奇谋妙断、体制内外游走的经历、以及寓居“十里洋场”的独特优势，带给赵凤昌的最大好处，是丰富的人脉资源。辛亥前夜，赵凤昌的朋友几乎遍及朝野内外，政商两界。张謇、汤寿潜、唐绍仪、梁敦彦、胡元倓、熊希龄、郑孝胥等闻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在家乡常州，东南名士庄蕴宽、武昌新军创始人吴殿英又都是他的姻亲。革命党一边，赵凤昌早在1907年便结识了同盟会骨干胡汉民。

更重要的是，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和赵凤昌一样，“感怅清政之不纲, 非改弦易辙无可救治。抑且非一二长吏所能祸为福也”。

1911年5月8日，清廷“皇族内阁”的出台，意味着立宪化作泡影。赵凤昌“乃更断言清廷之无可期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矣”。

对于他而言，武昌首义的爆发，或许是意料之外，却显然是情理之中。

假造圣旨

在这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大事中，最富戏剧性的是赵凤昌假造圣旨一节。

赵凤昌见形势紧急，张之洞不见皇上旨意，焉敢领衔派人和外国签订互保条约。他竟然急中生智，发了一个电报给张之洞，电文是:"洋电，两宫西幸，有旨饬各督抚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庆邸留京与各国会议云。"

张之洞是细心之人，马上复电:"询电从何来。即确复。"

赵凤昌难办了，但他见招拆招，自有妙法，马上去找盛宣怀，提出由盛把他发给张之洞的同一电文分发给各省督抚，表示确有其事。盛宣怀初时不敢，认为"圣旨岂敢捏造"，不要命啦，意颇迟迟。

赵凤昌又建言道:"捏旨亡国则不可，捏旨救国则何碍?况且即称洋电，即西人之电，吾辈得闻，即为传达而已。"

赵凤昌堪为诸葛再世，"洋电"两字早已留好退路，用心可谓甚深。如洋电不实，圣上日后追究，最多不过传播谣言而已，和假造圣旨的罪名无法相比，何况即为洋电，也无法查实。

待盛宣怀的通电发出后，赵凤昌方才复电张之洞，谓"盛亦得洋电，已通电各省，望即宣布，以安地方而免意外"。

这些事都在庚子年(1900)7月22日一天办妥。赵凤昌行事之速，神仙无以过之。

1900年7月26日，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在北浙江路会审公廨举行会议。会议前，盛宣怀就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谓必须在正式奉到宣战上谕之前，与各国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在各省派代表来上海会商前，盛宣怀先拟就草约八条，赵凤昌斟酌修改后，添加了汉口租界和各口岸两条，共十条。

赵凤昌又对盛宣怀建议道:"此次与驻沪各国领事协商，你不在签约人员中，自然不必讲话。但主要召集者上海道余联沅，向来拙于应对，不善折冲樽俎，你应以太常寺卿的地方绅士身份，从旁协助。倘使外国驻沪领事有难以置答的问题，余联沅可以与你私下商量后再作答复，这样就可以有转圜之地。"

会议中，定中外座次，外国驻沪领事团领袖在前面，随后坐各国驻沪领事;中国方面则依赵凤昌事先建议，上海道余联沅坐在首席，盛宣怀坐在余联沅的边上，以下是各省派来的道员代表。场面十分肃穆，双方各有心思，人人面容冷峻，东南危局系于此议。

各国驻沪领事团领袖、美国领事古纳果然因数日前清廷命令与外国人宣战上谕而开口发问:"今天各省督抚派你们与各国签订互保条约，如果贵国皇帝又有旨令要求杀洋人，你们是否遵旨?"

这一问题点中死穴，大家都知道数日前朝廷已有宣战上谕，圣命如天，只是东南各省由督抚观望时机，遮掩不发表而已。在会议席上回答说"不遵旨"，显然是"逆命"，"逆命"则不具备合法性，且有杀头之罪。如果回答说"遵旨"，则战事即起，又何必再坐下来谈中外互保条约!余联沅当下满面僵滞，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此刻，坐在一旁的盛宣怀轻声向余联沅建议，余回答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协商订约，就是已经'奏明办理'"。

"奏明办理"这四个字本是公文往来中的常用语言，而美国领事古纳却能够理解为"已经得到上级的批准同意"!这样，中外双方就没有异议，同意签约。

东南互保成功，清朝免去一场大劫难。

当年三国演义时，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如今，赵凤昌以布衣之身"瞒天子而令诸侯"。

事后慈禧太后回到北京，欣然嘉奖了盛宣怀，还加封了太子太保的官衔。盛宣怀见到赵凤昌之后自觉夺人之美，很不好意思，向赵解释。赵凤昌淡然一笑道:"我本来也没有邀功的想法。"

"两袖清风，一肩明月。"赵凤昌"纵横舌上鼓风雷，谈笑胸中换星斗"，冒杀头之祸，有智有胆，等于行了次皇帝职，也为他日后在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时能策划全局，再次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一场涉及国内外的战乱，拯救崩溃的中国，做了一次重要的热身。

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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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光复后,位于南阳路十号的赵宅"惜阴堂",成了各派要人聚会之所,赵凤昌与官僚、士绅、同盟会、光复会各方人士皆有往来,他思路开阔,智谋超群,对南北形势,判断精确,常出奇策,以匡时局。

在《赵凤昌藏札》第一百零七册函电稿中,有他拟定的政见五条:"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这五条政见高瞻远瞩,超越了南北党见。他在"目前所当研究之事"的备忘录中写道:"总机关宜如何组织。一切建设,宜如何预备。同人意见,宜如何发表。已独立未独立各省,宜如何交通。满洲政府如仍存在,宜如何应付。北方军队如袁世凯、张绍曾等,宜如何联络。"他还草拟了"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自武汉起事,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卒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议会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以历史必经之阶级。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速莅沪集议。盼切盼切。集议方法及提议大纲如下:甲、集议之方法:一、通告各省旧时谘议局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二、通告各省现时都督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三、有两省以上代表到沪,即先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议。乙、会议之要件:一、公认外交代表;二、对于军事进行之联络方法;三、对于清皇室之处置。"此稿即为九月二十一日(1911年11月11日)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沪督陈其美通电各省公推代表赴上海组织临时政府电文的蓝本,此后定名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及辗转汉口、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已成南方独立各省公认的立法机构,其后南方民军制定法案、组织政府、选举总统,皆端赖于此。

与北方要人

赵凤昌与北方要人梁敦彦、唐绍仪、熊希龄等人也有密切来往。袁世凯任总理大臣自湖北前线回京组阁,委任梁敦彦为外务大臣,赵凤昌电梁:"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公切勿回京,宜在外力阻外兵来华,并设法借他国阻止日本举动,以保将来中国。与公至交,据实密达。"赵凤昌又致电唐绍仪,劝其"宜缓到任"。

赵凤昌的妻弟洪述祖是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的幕僚,他常向赵密报北京政情。十月初一,洪述祖致赵凤昌密函,向他通报了袁世凯进京组阁至唐绍仪南下之前这段时间袁、唐游说庆亲王奕劻的情况:"竹哥鉴:上月初在少川(引者注:唐绍仪)处,读吾哥密电。次日弟草一诏稿,托人转说前途(引者注:指赵秉钧),迄未有效。直至项城(引者注:袁世凯)入京,方以此稿抄两份分途达之。(少川之力)项城甚为赞成,而难于启齿,不得已开少川之缺。(非开缺不肯行)于廿七日入都商定办法。弟廿八日入都,于廿八日少川自往晤老庆(引者注:指奕劻),反复言之。老庆亦谈之声泪并下,然亦不能独断,允于次早决定。不料一夜之后,(想必与载沣等密商矣)廿九早,全局又翻,说恐怕国民专要共和云云。菊人(引者注:徐世昌)、项城均力争不得,项城退直,焦急万分;少川谋,即以此宗旨由项城奏请施行。(约五日即可见)倘不允,即日辞职,以去就争之。事机千载一时,南中切勿松动。(惟到沪议政员,殊难其人,以少川来,南中人愿否?乞密示。)"(《赵凤昌藏札》,第108册函电稿,《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1966年2月第1版,P1069-1070)当时袁世凯正打算派唐绍仪南下议和,先通过洪述祖与赵凤昌的特殊关系,了解南方对唐绍仪出任议和全权代表的态度。

与唐绍仪

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张謇与袁世凯对如何应付未来时局的变化已达成默契。五月十一日(1911年6月7日),张謇从汉口赴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车,拜会罢官归隐的袁世凯。当时,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引发了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浙江等省民众的强烈反对,社会动荡,危机四伏,张謇代表江苏谘议局及士绅恳请袁世凯出山挽救危局,袁为其说服,送张时向他承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他复出后的一系列行动表现出他的确兑现了对张謇的承诺:他把汉口、汉阳攻下之后,若要夺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并未这样做;当张勋在南京被攻时,他若派清江、徐州的军队两路过江增援,张勋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他也没有这样做。袁世凯知道,民军方面,孙文、黄兴之外,张謇亦有一部分潜势力,派唐绍仪到南方议和时,秘密叮嘱他:"你到上海后,必须想法先与张謇见面,你得告诉他,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行事。"唐绍仪一到上海,首先访问赵凤昌,请赵密约张謇在"惜阴堂"见面。原来唐绍仪甲午以后有一段时间,在上海作寓公,曾与赵凤昌相识,二人极为投契,又知赵与张謇私交亦密,故求其代为约见。

唐绍仪第一次会见张謇,先代袁世凯致殷拳之意,并询问南北乱局应如何措理,愿听张的指示。唐绍仪向张、赵转告了袁世凯愿顺从民心的诚意,要求张、赵调停南北冲突,促使和议早成。唐绍仪露出口风,若推荐袁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张謇答道:"所谓南北议和,照现在的形势,乃是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间的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尤其是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八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对于项城根本无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唐绍仪听了,对张謇说:"四先生所说,开门见山。我当听从指示,尽力为之。"(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4页)

黄兴兵败汉阳,回到上海,即在赵凤昌家中与张謇、程德全等人会面。唐绍仪到上海议和,亦在赵宅与黄兴面商,黄兴此时已被举为大元帅,有关议和的重要议题,都由他和唐绍仪协商。甚至南方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亦常到赵宅与唐绍仪晤面。

在《赵凤昌藏札》中,有一份《拟召开国民会议办法稿》:"一、开国民会议,投票取决共和、君位问题,取决多数。取决之后,两方均须承认。二、国民会议由各省电举代表组织,每省三人,每人一票,若到会代表不及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权。三、开会省数有三分之二,即可开会决议。四、开会场所在上海城。五、开会时间定于十一月初十日以前,愈早愈妙。"将此稿对照伍、唐第四次、第五次会议达成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协议,除将开会省数改为"四分之三"、开会时间定为十一月二十日(1912年1月8日),其他内容完全相同。可见伍、唐公开会议之前,议事大纲及协议条款均已决定,而赵凤昌亦是参与机密者。

与孙中山

孙中山12月25日回国,第二天下午即赴"惜阴堂"会见赵凤昌,征询他对当前时局的看法,赵向孙分析了南北形势,提出"三虑"、"三策":和议不决,南北相持,久则经济恐慌,民生困苦,外交必生绝大之危险。赔款到期不付,各国责之北京,北京不应,责之南方。各省又散而不能统一,万一列强借为口实,以占据领土为质,岂非陷于瓜分之危险。此可虑者一也。

北京情状,本已朝不保夕,自袁入都后,人心渐定,而于外交上、军政上,袁尤占有优胜之势力。盖各国公使不信清之政府,而信袁之个人,已与皇帝无异矣。东三省既以外交之牵制,不能宣告独立,而山东、河南、直隶,又属袁之根据旧地,将来大势必趋于袁之势力范围,万一袁将北京经营就绪,外债、外交均已得手,基础稍固,渐及于山东、河南、直隶三省,举兵南向,以与我革军相持,则彼此胜负未可决也。即使南方可以抵拒,亦将成南北分离之局,全国领土,势将缩小,南方人满,将何以为移植之区域?此可虑者二也。

南方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察其内容,事权不一,意见不齐,有未能趋于统一之势。各处革军,又多新募之卒、未练之兵,恐难言战。南方各省军政府内部,已有争权夺利之事,彼此内讧,不久必溃,而团结一致,实非易事。倘因此不能统一,功败垂成,袁将成拿破仑之事业。此可虑者三也。

今为南方计,欲与北方相持,有极重要者三策。

一、业经宣告独立各省,宜商议组织临时政府,筹划全局。凡各省军政、财政互相联络,务使将长江一带布置完密,可守可战,为进规北方之计。二、北军所恃者京汉铁路,转输军饷,甚为便利。必须有一奇兵,直捣开封,足助豫人独立,而绝北京之后援,革军既克河南,截断京汉铁路,汉口北军不战而降矣。

三、北京财政危机,已达极点。而南军尽得江南富庶省份,若鼓励商业,经营税饷,既有长江河流交通之便,又占苏、浙、闽、粤港口外贸之利,财政、武器,均易筹措,可为持久之计,北军虽多,无能为也。

赵凤昌洞察入微,谋略过人,观其三虑三策,堪比孔明之隆中对。其后,孙中山又多次登门拜访,与赵凤昌商讨统一建国、网罗英才及国家财政诸要端。赵凤昌提出了许多建议,勉励孙中山"建府奠基,既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

退位

1912年1月10日(旧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张謇向袁世凯发电报,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事向袁释疑:"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待独立各省,揆情度势,良非得已。孙中山已宣言,大局一定,即当退位。北方军人,因此怀疑,实未深悉苦衷。"不久,张謇向袁世凯建议,由他赴汉口见段祺瑞,说服他用军人名义通电拥护共和,以促使清帝早日退位。大约在1月下旬,张謇再次致电袁世凯,为袁出谋划策:"设由前敌各军以同意电请政府,云军人虽无参与政权之例,而事关全国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为水火。拟呈办法,请政府采纳执行,否则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云云。如是则宫廷必惊……而大事可定矣。所拟办法如下,公如以为可行,须请密电段芝泉等。謇观大势,失此机会,恐更一决裂,此后愈难收拾,幸公图之。"十二月初五(1912年1月23日),段祺瑞果然致电内阁:军心动摇,共和思想有难遏之势。十二月初七,段祺瑞再电内阁:各将领力主共和,闻溥伟、载泽阻挠,愤愤不平,拟即联衔陈请。十二月初八,段祺瑞领衔四十七名将领电请清廷明降谕旨,立定共和政体。从段祺瑞这一连串的逼宫动作来看,张謇致袁世凯的两封密电显然起了作用。张謇是否去汉口游说段祺瑞,他的《自编年谱》和《张謇日记》中均无记载,这两封电报,《张季子九录》也未收录,而是保存在《赵凤昌藏札》第一百零八、第一百零九册里,很有可能是赵凤昌所拟而以张謇名义致袁的电稿。《赵凤昌藏札》中有一篇《对全国财政预算估计》,看似张謇《对于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的草稿,但不知出自赵、张谁手。

《赵凤昌藏札》

《赵凤昌藏札》共一百零九册,现存在国家图书馆,内有南北要人之间大量的机密函电,仔细梳理,可以发现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足见赵凤昌在南北议和与建立民国过程中所起的决策作用有多大。但当时知道这些秘密的人并不多,而赵凤昌亦不居功,他为人低调,处事谨慎,对机密讳而不谈,有人称他是建立民国的无名英雄,可以说是有道理的。他被时论誉为"民国产婆",也并非虚名。

赵凤昌藏札最有价值的是有关辛亥革命前后政局的史料，这也是赵凤昌藏札中最早被关注、整理和利用的部分。1960年上海历史研究所编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时，首次整理公布了赵凤昌藏札中的涉及辛亥革命的部分。2001年出版由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也收录了部分辛亥函札。

1963年章开沅先生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借调赴京，除协助北洋史料征集工作外，大部分时间用于张謇研究。他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阅览室检阅赵凤昌藏札，应该是第一个对赵氏藏札原件进行了较为全面翻阅、抄录的学者。因为章先生系统全面地看了赵氏藏札原件，对这批资料的珍贵价值便有了更深的认识:

赵凤昌因为是幕僚出身，对来往函电非常注意保存。由于他的特殊身分，这109册函电原件，便成为研究晚清和民国初年政治史极为重要的史料结集。现今人们大多只注意其中之107、108、109三册，即所谓《辛亥要件》。……但赵凤昌全部藏札所涉及的史事尚涉及辛亥以前，如中法战争、洋务运动、庚子事变、立宪运动等，且相关函电数量极多，至今尚未见人利用。

学术界虽然对赵凤昌藏札的史料价值予以了高度重视及评价，但因这批资料尚未全部出版公布，大家对其价值的认识和揭示仍仅是冰山一角。孔祥吉先生称赵凤昌藏札为"美不胜收的晚清史料"。赞赵氏"所藏之信札，真可谓是尺牍之精华，史料之瑰宝，谓其价值连城亦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