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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介
薛伟,小提琴演奏家,1963年生于河南开封。8岁学琴,23岁赢得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大赛银奖、卡尔·弗莱什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英国青年独奏家年奖,26岁受聘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并成为该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1995年参加庆祝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演出,受到英国女王伊丽沙白二世的接见。曾录制唱片《爱的致意》、《乡梦》等。
再睡十年, 我还是老大
“做音乐的有几个到我这把年龄还能这么热情?”
推开小提琴演奏家薛伟家门,一排齐整的长脚杯不甘寂寞地立在长桌上。一场人数众多的聚会刚刚结束。在尚未散尽的烟味中,尚未清醒的薛伟热情招呼我喝咖啡,他需要提提神。
接受烟、酒、咖啡、音乐的生理刺激,他过着透支精力也在所不惜的生活。也许受喜爱的哲学家叔本华影响,薛伟说人生不是什么幸运的旅程,而是失败的交易,“真的需要活那么长么?让悲惨的生活尽量开心一点,仅此而已,不等于说你能改变生活痛苦的本质。我们永远在寻求新目标的过程中,一旦到达,马上就会陷入无聊,一个新的欲望又升起来了。你再去追寻这个目标,经过所有困难、痛苦,也许达到,也许达不到,但一生都在追这个东西,征服它,或是被征服。”他咀嚼自己忧郁的心情。
偌大的房间几乎空置,一架钢琴占据一角,薛伟称它为小提琴的“捧哏”。作为演奏家,他已沉寂七年。加入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为“三高”乐团授课,为金日成、金正日、赖斯、梅德韦杰夫表演,他称为“怀抱壮志的一次远游”,追寻的目标是用更直接的方式在音乐领域施加影响。在2005年外交部开设的“青年外交官系列文化讲座”中,薛伟是第四讲“从音符到音乐”的嘉宾,前三讲嘉宾分别是王蒙、刘心武和何振梁。在与诸多官员的交往中,薛伟理解了“指向性”一词,“即便说热烈欢迎,也未必是欢迎。”他模仿一种故意拉长的冷漠语调。 “指向性”被他用于音乐。他在考试时要求学生用两种表情拉音阶,比如浪漫的,或者悲哀的。聪明的学生发现用一点点滑音能使音与音之间的黏连度增加,如果声音再暗淡一点,指向性就偏向伤心悲哀、欲罢不能或者难舍难分。从政治话语中汲取营养是他“认识力与意欲高度分离”的一个实践,他批判教育,但把认识世界视作乐趣。
直到前段时间要买新琴,薛伟才发现这七年“远游”没怎么练琴也没怎么挣钱,囊中羞涩。“有时候非功利的行为是理想中非常好的事,但实际上未必能为你通向理想生活铺平道路。当年太无所求的时候,身边的很多人实际上也就散光了,对经营各种关系的热情也锐减,在形式上你越来越漫不经心,其实你就变得没心没肺。
半个月前,薛伟在亲友的帮助下拿到耶稣·瓜奈利小提琴。伦敦古小提琴鉴定师Charles Bears在欧洲三天内找到四把瓜奈利,这是其中之一。这把琴在一德国人手里收藏42年,未经专业音乐家演奏过,振动上有些瑕疵。但它有穿透力,也有力量,既能让人听到微声细语,又能承受住侵略性的、暴躁的东西。
试过琴后一问价格,薛伟被吓住,需要准备超出预算的现金并在三个月内全部结清。卖方让他放三万英镑作为定金,如果不能准时拿琴,定金就当弥补损失。薛伟不打算给自己留后路,他放了50万英镑,说如果没来拿琴,钱都不要了。他预感这把琴就是多年等待后的“临门一脚”。
以前拉琴的痛苦总大于快乐。小时候学琴是出于家庭的强迫。为避免儿子“上山下乡”,父亲把他送到河南省京剧院学习小提琴。有一次他跑去看一场《红色娘子军》而耽误练琴,被父亲暴打了一顿。还有一回,因练琴感到痛苦,薛伟用头撞墙,父亲在一边跟着哭。
22岁签约国际经纪公司,一个月七套节目,最长的两小时,短则30分钟,薛伟需要背下全部作品并以最好的状态演奏。几年里,他大部分记忆都是关于如何支撑的。因为骄傲,再加上被寄予厚望,他不想败下阵来。刚去欧洲做职业演奏时,薛伟演出不了几次就很疲惫,感觉到被掏空。每一次的重复都把他的演奏“谋杀一点点”,很快,他就“枯竭了”。
演奏者可以剽窃其他表现手法而不至于被逮个正着,薛伟说,从学生时代起,他就能老练地把别人对音乐的直感剥离出来,拼凑在一起,经过自己的手一演奏,听起来或多或少就像是自己的东西。
“每个人的机能不一样,手指粗细不一样,乐器也不一样,因此拉出来的声音不可能一样,即便我copy别人也不可能很像。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学习过程,这是我们现在很多学生在做的事情,包括所谓的演奏家多数也都在做这个。但你很快就会走到瓶颈,因为那个东西不属于你。”
他称自己走出瓶颈的方式是借助西方哲学以构建思想体系,最终抛弃理性认知回到混沌状态,将生活中的难以名状透过演奏宣泄出去。遇上一把好琴后,他被“点燃热情”,想重回音乐。
早年演奏有被掏空的感觉太正常了
人物周刊:沉寂了七年后重回音乐,你会感觉到冒险么?毕竟国内古典音乐行业新人辈出。
薛伟:我怎么可能有冒险的时候,我对自己还能不了解么?我从不会觉得这是个问题。再睡十年,我还是老大。不是膨胀,我对自己的能力有清晰的认识。
人物周刊:但你这七年里很少练琴。
薛伟:手指快不快是一回事,有没有思想高度那是另外一回事。真正好的演奏其实不需要你手指那么快,它跟探索真理息息相关。对于我这样技术能力的人来讲,一个月恢复完全可以了。Nothing can stop me.我现在的状态比任何时候都好,越来越严谨。当然这一把神器也是如虎添翼。就是练琴少了一点,但是我这几天练起来一天一个样。我知道我恢复得快,我以前技术就非常好,现在也不会有问题。只需要练上一小段时间,完全能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出现。
人物周刊:这两年接触西方哲学对你的演奏有何影响?
薛伟:以前我解读音乐作品很多时候是在情感层面,也许有一些稍微复杂的东西,到不了哲学层面。但一些不朽的作品的确具备哲学的思想高度。比如说勃拉姆斯有一首《D小调小提琴第三奏鸣曲》,小提琴家都会拉,但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去说这作品。你知道音乐作品有的叫标题音乐,比如《梁祝》,有具体情节,这有鸟叫,那有蛤蟆叫,你知道大概每一节表现的是什么,好比看图识画,非常易读懂。还有一种叫标题性音乐,比如《英雄交响曲》,英雄的心境、心路历程你或多或少能从作品当中找到一些指向性的东西,加以联想然后再去表现。最后就是无标题音乐,比如《D小调小提琴第三奏鸣曲》,完全靠你自己解读。一开始你听,好像慌慌张张不知道在做什么,整个作品基本上是在一种个基调中快走到结束。钢琴和小提琴相互重合又相互分离,就好像它在追我,没有追到。这个渐强的部分从美感上来讲并不美,有那么一个大肚子音很奇怪。它要讲什么呢?我一直没搞明白。到最后,这个作品不那么仓促了。钢琴声是巨大、宏伟的,bang bang,不能准确定义这是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它有一力量感。你可以说它是心跳,是教堂的钟声,意味着宿命。或者说,这是一种不可阻碍的规律?小提琴声像是慢慢下沉的巨轮,或者说,像是一个人死亡过程的浓缩——很短时间到一个高潮,然后一点点下来,一直一直重复,在长音上面慢慢平静。最后钢琴没有了脚步声,没有了力量,这时出现了一个明亮的调性,悄悄在死的时候孕育了一个生。原来死的后面是生。这不是哲学是什么?
刚才我说的甚至可以和咱们传统哲学理念——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联系起来。祸福相倚在贝多芬的作品里面也非常多,在演奏非常美好的东西时,经常不祥的东西就熙攘而来。你觉得好像不幸将要降临,却又进入一个满园春色的状态中。实际上他不停地用不同的手段告诉你,祸福相倚。同时他也告诉你,爱情可以降临在一个恶人头上,不幸也会落在一个正直人的生命中。这种作品往往没有面上的那种美,它是严谨的思想所呈现的一种美。那么当你有完整的思想体系,演奏时就知道拿捏分寸了。
所以说早年演奏有被掏空的感觉这太正常了。你要知道我们第一次演奏这样的作品时,不会被掏空的,会很好。其实这个“很好”和自己的无知有关。随着演奏的重复,当然你就开始需要反求于自身了,你才知道自己是这么匮乏,是这么捉襟见肘,不堪一击。每一个演奏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多数人是掩盖起来的,还有很多虚伪的演奏家,身体表情比他手上表情多得多,事实上没东西。
再节省一点力
人物周刊:早年想要演奏好,又没有足够的东西给观众,你说只能给一种原始的热情。当时这种原始的热情与现在的热情有何不同?
薛伟:现在或许理性的东西会相对多,但是感性的东西并没有少。理性不停提升,时不时倒空已有认知,你再回到某种混沌的状态中演奏。原始热情当然有,而且是不能丢失的。还在当学生时,我的热情跟周边的人比起来似乎非常强,我很担心,便问老师,“随着年龄增加,热情会不会慢慢减弱?”他没有很好地回答我,简单说这个东西不会消失。其实是会消失的。什么情况下会消失?当你没有新的选择点的时候,当你没有创新能力的时候,热情之火会慢慢变淡。你放眼望去,做音乐的有几个到我这把年龄还能这么热情?基本上都没有热情了,早就死了。
人物周刊:你有设想过靠这琴热情能延续多久?
薛伟:多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对音乐的热情前所未有地被点燃,从来没有一件事情让我这么的振奋、喜悦。也许音乐就是逃避现实世界最好的一个小港湾。
人物周刊:还需要逃避什么?既然你自认对世事想得如此透彻了。
薛伟:有一些价值观还是格格不入的。我不是说我为了逃避而做音乐,那只是一个plus——额外的好处。以前未必有那么大精力强迫自己做音乐,现在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得赶快把琴拿起来做一点什么。实际上我们在学琴时常被教育者大声告诉说拉琴应该这么放松,那么放松。他说的都没错,但前提是你要拥有一把这样的琴才能够做到。现在拉这琴时我不停提醒自己:再节省一点力,付出再少一点。以前付出太多了,你必须像一个干苦力活的工人一样去挖掘声音。好琴不用挖掘,轻轻一滑全出来。我现在有时候拉巴赫,两根手指就够了,因为你根本听不出来我没有用力,声音非常圆润好听。换了别的乐器,我可能得卷着袖子上。
付出这么少的情况下,我有这么多精力做什么?意欲与认识力我就可以高度分离,我脱离意欲的控制,完全投入到表象世界的认知过程中去。我基本不用照顾技术层面的问题,或者说物理层面的问题,不会被约束。所以自然,我们两个同样的水平,我有这样一个神器之后,我一定比你好。
人物周刊:这不是作弊么?
薛伟:我是有代价的,今天早饭没钱吃。[1]
如何对待永不满足的欲望
无论是在精神分析还是佛学经典中,“欲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围绕着欲望的意义、如何对待欲望来讨论一下。
精神分析中的欲望
▶ 弗洛伊德说欲望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中,虽然经常提到欲望,但并没有清晰地定义它,更多是指性本能引起的状态、诉求和愿望。欲望的状态就是性本能想要获得满足的状态,简单来说就是性欲。
欲望是一个表征、符号、信号,有了欲望我们就知道到哪里去寻求满足。弗洛伊德曾说,在欲望和满足之间,似乎永远存在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一方面,欲望告诉了我们获得满足的方向和目标,不断引发我们想出更多办法和途径去追求;另一方面,不管我们如何努力,所获得的满足感都不能真正消除、填补欲望背后的空缺。
弗洛伊德重点探讨的是一种本能,他将心理结构分为三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重心在本我——本能愿望。力比多代表本我,通过不断投注来获得满足感;自我作为调停者出现,协调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本我与生俱来,但自我出现、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弗洛伊德并没有说清楚,只是描述了成人是怎样的状态——好像天生就有个东西在协调本我,因此他的理论被称作变态心理学,而不是发展心理学。后来有人慢慢补充,发展了自我心理学,重心移到儿童心理学上面,包括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也做了一些工作:找到自我心理发展的过程,并加以研究、诠释。
▶ 拉康说欲望
欲望和满足的关系,仅仅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中很难找到答案。30年之后,另一个精神分析大师拉康,把欲望定义重新梳理了一下,通过三界学说的框架,来诠释这个问题。
拉康是把自我跟欲望的关系说得最清楚的分析学家。他着重说明了自我的形成过程。虽然客体关系理论中也涉及自我的形成,但没有拉康说得清楚。他提出的口号是回到弗洛伊德,经常把自己的学说跟弗洛伊德的学说相关联,事实上只是在说法上用了同样的名词,讲的东西在概念上是不一样的。拉康的三界学说主要是指把人的心理状态分为三种:现实界(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三个领域分别代表了人的三种状态。
实在界——需求。类似婴儿的共生融合状态,孩子与母亲混在一起,不分你我,没有主客体之分,在这种状态中没有产生自我、自我意识和自我存在感,是一种全然满足的状态。因为他没有形成自我意识,没有主体承载,所以谈不上愿望,但是会有需要,会感到饥饿、寒冷等。当小孩子还没有做出太多反应的时候,母亲会在第一时间帮助他消除不好的感觉,所以孩子很少感觉不舒服,尽管如此,他的需要还是存在的,这种需要就叫需求。
想象界——请求。小孩子慢慢长大一些,与母亲的距离不断增大,要求、需要越来越多,而母亲要回到成人世界中去,越来越多地不在孩子身边,不可能像刚出生时那样一刻不离地陪着他、照顾他,当孩子再出现饥饿、寒冷等需要的时候,不能得到即刻的照顾和满足,于是不满足就产生了。当不满足的感觉长时间存在,就会产生想要消除不满足的愿望,这种愿望拉康称之为请求。小孩子想要消除不满足感的需要、愿望,必须借助母亲(照顾者),呼唤母亲帮助他实现,以重新回到满足状态。通过感觉到不满足,小孩子被迫滋生出自我意识和自我存在感,由此区分了母亲的存在,而客体的存在也滋生出来,也就有了主客体区分。他希望借助对客体的呼唤、占有和控制来消除自己的不满足感,这对孩子而言就是想象界的请求。自我存在感萌芽之后,小孩子开始处在二元关系状态,也就是依赖状态。
象征界——规则。随着年龄增大,需要越来越大,不舒服、不满足感也越来越强烈,如果再借助母亲来获得满足感,似乎会把控制权完全交给另外一个人,会感觉到沮丧、不可控制。因此,他希望能找到一种新方法或者实现某种转变,这种转变就是从依赖母亲到依赖更加可靠、让他感觉更可控的东西,但不能是独立客体。于是,他转而依赖规则,而规则是无处不在的,相对来说,依赖大家都遵守的规则,问题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大家都遵守的规则——每个人都愿意遵守的行为准则——就是社会规则,这也是社会的伦理机制。一个人遵守这样的规则,就可以依托它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存在于规则体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符号、替代品,用来替代想象界小孩想要呼唤的那个照顾者(母亲)。规则可以被了解,但无法作为一种具体的形式拿捏在手里,必须找到象征规则的具体事物:或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车子,鞋子、房子等;或者是看不见但被认可的,比如权力、成功等。在日常生活中,所有具体或抽象的事物——吃穿用的东西以及地位、名声等,都是规则体系中的符号,都可以替代母亲(照顾者)。人们希望回到实在界的全然满足感,但满足感到了想象界已经不完全,即使母亲给的也是暂时的,会带来更加强烈的失控感,所以需要自己发展,通过控制符号和替代品让自己更容易获得满足。与此同时,由于获得日常生活物品(包括名利等)的途径增多,带来的满足感就更加虚弱,象征性也就更大。
到了象征界,人们所获得的满足感更低,替代又一次发生变化:成人产生了想要追逐具体化的日常事物以及与规则相符的名利的愿望,拉康称之为欲望。
▶ 欲望的发展
欲望有一个发展过程。先是从实在界的满足感到想象界对母亲的请求,再进入象征界的欲求,也叫欲望。从实在界进入想象界需要一次被迫的分离,这是第一次分离,自我意识萌芽了,但是很不自在,因为所有需要都必须通过对母亲的请求才能获得,完全受控于母亲,所以这种不自由的状态只能说是自我萌芽。
真正的自我取决于是否拥有比较自由的感觉,这需要到象征界去获得,因为到了象征界可以自主地追逐欲望,来获得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是替代品,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真正想要的是需求,但在象征界,所有的都是符号、替代品,所以不可能真的满足,只能是象征性的满足。于是,人们就进入永无休止地追求欲望的过程,类似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推石山上。欲望虽然不可能彻底被满足,但追求欲望的存在感、确定感和自我存在感却可以彻底形成。
象征界其实是规则构成的符号世界,从想象界到象征界要面临一次主动的分离,孩子通过分离才能进入社会体系,这时候孩子成为一个成人,获得自我全能感。最初,孩子的反应为叛逆,这是伪装的追求,叛逆过后会主动接受规则,而不是对抗规则。使用规则是进入规则的标志,这时自我就出现了——我们仍可以称其为欲望。
▶ 自我与欲望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我存在感就是追逐欲望的过程,自我跟欲望无法分开,几乎可以划等号。欲望存在并被不断追逐,自我存在才产生,但它永远无法达到终点,因为欲望不可能被真正满足,它背后是永远无法抵达的需求。
生而为人,我们总是在追逐无法实现的欲望,在永无止境的追逐中变成西西弗,从周而复始的推石上山的无聊游戏中获得存在感。
东方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一个人被一只饥饿的老虎追赶,他拼命逃,逃到悬崖边上,却不能顺着藤蔓往下爬,因为山下有很多饿狼。当他处在前有虎后有狼的状态中,又发现有两只老鼠在咬藤蔓。在非常绝望的时候,他看到头顶上有一个蜂窝,一滴蜂蜜正沿着蜂窝往下滴。他抬起头伸出舌头迎接蜂蜜,蜂蜜落在舌头上的时候他充满了甜蜜感,这一刻,他发现了活着的意义。
当我们看到绝望中的希望,体会到甜蜜感觉的时候,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这才是真正回到需求完全被满足的状态,融合感在一刹那儿又出现了。
这种状态有点像东方文化提到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云起时”这种回归状态,西方文化中没有,但在东方文化中是存在的,而且有非常系统的修炼途径,佛学就是其中之一,道家、儒家等也是。
佛学中的欲望
▶ 修行不当,问题不断
有一种看法认为,佛学抑制欲望,不允许人们追求欲望。就像现在流行的断舍离,所有的欲望都要被切断、放弃。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断地投身断舍离,进入修行中,心理学角度的研究随访发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西方超个人心理学家认为,佛家修行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甚至可以帮助人找到抵达终点的途径,但是它不能解决心理学所面临的那些问题。有人提出一种二元论,也就是折中说法,即心理学解决心理学的问题,佛学解决佛学的问题。对佛学来说,有比较系统的八万四千法门,每一种法门都可以帮助你抵达那个地方。佛家讲究众生平等,它并不认为有些人可以到,有些人到不了。佛学是贯彻始终的法门,但为什么很多问题不能解决?
修行法门本身并没有问题,比如心理学所面临的情绪问题、早年创伤导致的人格结构不稳定等问题,佛学修行法门是可以解决的。但在现实中,经历早年创伤的人修行佛学,人格破碎程度并没有得到改善,有时反而变得严重了,这并不意味着佛学法门不行,而是因为当事人修行不得法。也就是说,佛学修行需要有经验的师傅给予引导,它注重个体性,并不是标准化流程。东方文化很讲究因人而异,跟中医一样,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一点与西方非常不同。西方的观点是解决问题,而东方不认为有问题存在,它看到的是被问题牢牢结合在一起的这个人,因此,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人而不是问题——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东方强调找师傅而不是找方法,所以,把师傅的修行法门变成找方法的修行通道,肯定是要出问题的。是修行不当产生了问题。
▶ 欲望——断舍离
现在人们所说的断舍离,早一点叫戒定慧。戒是在不能压抑欲望的前提下,主动培养的一种有利于明心见性的品质,它要主动、有意识地遵守很多规则。压抑不是戒,而是逃避,是面对欲望的错误方式。而佛学中的戒是一种需要主动培养的优良习性,从外在来看,持戒的人当遵守某些规则,在不明所以的人眼里,这也许是脱离欲望的断舍离状态,但这种摆脱不是压抑。
佛学并不强调要摆脱欲望,反而强调要发展并利用欲望,通过利用欲望来看清楚隐含的真相。佛学修行所抵达的那个终点,是不二——没有分别没有差异,而不是二分的地方。欲望看起来好像无法获得满足,实际上只是一个被虚构的自我站在那里——并没有“自我”这个名词,但是你会觉得好像真的有一个主体在那里——象征界通过符号表征在那里。从世俗法的角度说,自我在追逐欲望的过程中产生,但是在不二里,真正的自我超越欲望,既不在之内也不在之外,或者说亦外亦内:好像有个真我在那,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形式,一个是内容。形式就是表现出的这些欲望,内容是看不见的,只有通过形式发现。这样,内容和形式没有差别,认识到这点即进入不二状态,形式就消融掉了。
佛学中并没有“自我”这个名词,因为没有任何存在能被命名为“自我”,不过勉强可以说成“无我”,因为它没办法述说,已经超出了语言的描述范围。
济公又吃肉又喝酒,一点都不断舍离,但是他处在自由状态,因为对于济公来讲欲望并不存在,所以他既可以喝酒吃肉,也可以不喝酒不吃肉。如果你不喝酒不吃肉很难受,这就构成了欲望,酒肉代表了你真正的需要。并不是断舍离才叫自由状态,喝酒不喝酒都不再对你有影响,才是免除了欲望,达到了真我的所在地——无我的状态,也就是“云起时”的地方,这才是佛学的尽头。
▶ 佛学与心理学
在佛学中,欲望并不是非要消除的东西,但对普通人来讲,有时确实需要有意识地控制自己,在控制中发现自己的压抑,慢慢变得不再压抑,在不压抑中做到不追逐欲望,才是抵达终点的状态。对大多数人来说,先通过心理学解决世俗层面的问题,获得虚假的、稳定的、强大的、成熟的、相对完善的自我,在比较满足和自在后,如果还有动机,再去修行佛法,寻找佛学法门,才是比较明智的做法。这是因为,大多数人的根基没有那么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抵达那个地方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先天创伤处理了以后,再去依照佛学修行法门去做可能更容易些,而直接去修行难度很大,付出的努力也会很大。如果心理学问题都没有解决,想一蹴而就,那只能是在想象的空间中意淫。很多人修行是因为感觉到世间很痛苦,想要回避,但是,如果连世间的痛苦都没办法去面对和承受,想到达自由的境地是不太可能的。在修行中如果有回避,就会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应该回过头来去面对。
对于自我与欲望而言,心理学只是帮助你不断获得完善的自我感觉,虽然本质上来说仍是假相,但唯有先获得了假相,才可能把它扔掉。连假相都没有,想要直接进入终极状态,那是不可能达到的。苹果熟了自然会从树上掉下来,人的成长路径也是这样。先把第一步初始的东西成长到头,第二步的成长方向自然能看到,这才是佛学和心理学真正的相通之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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