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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光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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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99年8月13日 |
| 逝世 | 1967年6月10日（67歲） |
| 国籍 | 中国 |
| 籍贯 | 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 |
| 母校 | 北京清华学校、达特茅斯学院（美）、哥伦比亚大学 |
| 职业 | 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 |
潘光旦[1]（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男，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字仲昂，原名光亶（后以亶字笔画多，取其下半改为光旦），又名保同，笔名光旦（见1929《新月》），西名Quentinpan。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
人物生平
- 1913年，江苏省政府咨送北京清华学校。
- 1922年，毕业赴美留学，入达特茅斯学院。
- 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对于谱谍学深感兴趣。
- 1926年，回国后至1952年，先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授。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于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建国后，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文化委员会名词统一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
-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社会系学科被撤消，潘光旦遂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
- 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此后十年，他通读二十五史，搜集整理少数民族史料约达一百六十万字，同时翻译达尔文巨著《人类的由来》。
- 1967年6月10日，病逝。遗书万册捐献给中央民族学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到平反，回复名誉。
主要著作[2]
《冯小青》
《中国家庭之问题》
《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
《读书问题》
《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
《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
《近代苏州的人才》
《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
《家谱学》
《优生概论》
《人文史观》
《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
《优生与挑战》
《自由之路》
《政学罪言》
《优生原理》
《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
《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
《湘西北的中国“土家”与古代的巴人》
人物评价 [3]
潘光旦一生的为人、处世、做学问都充满着传统士大夫的人文情怀，忧国忧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正如俄罗斯人评价《往事与随想》的作者赫尔岑一样:“你是枯树上一根健康树枝。”
潘光旦是学自然科学出身，但融通自然、社会两大科学体系。他对婚姻、家庭、民族、宗教、历史、教育等都深有研究。他“用生物学的眼光盘诘人类社会”的文化生物学思想，试图“开创一种贯通自然、社会、人文三大领域的气象宏大的学问。”他提出“自然一体”、“世界一家”、“人文一史”的新人文史观。清华毕业前夕，他用西方性科学理论写的《冯小青考》，受到梁启超的赏识：“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推崇至此，罕有他人。
对于做学问，潘光旦自己总结说：“除了一部分天才外，只有四个字———‘抓住不放’，铢积寸累，自然会有豁然贯通的一日。”潘光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家，除了天资出众、勤奋过人之外，与他实事求是、独树一帜的治学态度也是密不可分的。
解放后，国家民委把研究土家族是不是单一民族的任务交给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潘光旦。潘光旦想进行实地调查，上级领导考虑到他行动不便并未同意。潘光旦只好通读史籍，博览方志，深入研究，写出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初步确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为了检验结论，潘光旦趁一机会去了两湖，在凤凰、恩施等地实地调查。土家人居住的地区到处是崇山峻岭，在崎岖山路中跋涉，对一个身体健全的人来说都非常艰苦，潘光旦却毫无怨言。他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拄着拐杖，历时 65 天，走访了 18 个县市，行程 1.4 万公里，作了几十次个人访谈，广泛收集各种资料。中央有关部门根据潘光旦的报告，正式确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民族。
研究中国现代教育，潘光旦是位绕不过去的人物，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他是最早发现专业化教育弊端，并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那代教育家之一。他在教育上的最具特色的贡献是提出了“位育”之道——这可能是中国学界自严复后将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进行结合的最早成功的范例。潘光旦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以每一个人为目的，必须在每一个人身上着手，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一个人，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为了促进个性发展，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受教育者完成“自我”，把自我推进到一个“至善”的境界，成为“完人”。专家人才必须完成人的教育后才能成为完整的“人”的意义上的专才，否则只能是优良的工具。
作为教师的潘光旦，他热爱学生。他喜欢演讲，还爱和学生互动，使学生有如沐春风的喜悦。不但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学生还可以自由地到他家去讨教。大事小事“他总是诚恳地替你解答。”学生说“潘先生的为人也同他的圆圆的脸一样的和蔼可亲”。
“光旦秉性温和忠厚，论语上说的‘温、良、恭、俭、让’诸美德，他可以当之无愧。”他的同学、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如是说。“其为人也，外圆内方，人皆乐与之游”，因此是“我所敬爱的人物”，老同学梁实秋如是说。在与众多朋友的关系上，潘光旦与费孝通之间有点特别，他们亦师亦友。费孝通自己说“我应当是他学生中受益最深的一个”。费称赞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断，柔中有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费孝通与潘光旦比邻而居，他视潘光旦为活字典，凡是不知道的事情，不查字典，跑到隔壁去问潘光旦，一问就知道了。
闻一多与潘光旦是清华同学，他们是莫逆之交，相互欣赏。闻一多本名叫闻多，“一多”是潘光旦为他改的。闻还为潘篆一方“胜残补阙斋藏”的闲章。闻被害后，潘光旦为“闻亭”写匾，为《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刊》题封面，写下“卅载论交浑似梦，几番饮泣泪无痕”的悲愤诗句。1916年闻一多对潘光旦的腿动手术他未能前去探视深感内疚。闻一多写信鼓励，对其才华早予充分肯定，称：“领袖英伦，润色鸿业，斯文不坠，大匹必扶，直券受耳，尚其勉旃。”
潘光旦一生爱书，手头稍有余钱就会去买，不少书店老板与他熟识。他坐拥书城，有藏书万余册。他所珍爱的《达尔文全集》，是他1926年从美国带回的。当时的中国，私人拥有此书者很少，多是大图书馆收藏。为买此书，他倾其所有，回到国内下船时，身上仅剩一元钱，回家的交通费都不够。如此日积月累，书满四壁。1953年，潘氏调任中央民族学院，书太多，家里放不下，学院专门在研究楼给他一间屋子做书房。1956年12月10日的《文汇报》上说，“他的屋子里四壁都是书，……办公室里四分之三的地方被书占去了”。因其收藏丰富，朋友、同事、学生时常上门求问，他也常为别人查书。他收藏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派上了大用场。当年为研究中印边界问题，政府需用边境史料，周总理亲自借用这套书，还书时还附有总理的亲笔信。后来这些藏书，子女们各留一套作为纪念外，余皆捐给国家了。
潘光旦很有生活情趣。战时在昆明，他也会营造书房的氛围。一张大书桌，自制土造货，两侧用汽油包装木箱横竖叠加成桌脚，上架两条长木板为桌面，一如裁缝师傅的工作台。台上备有文房四宝。还有拾来的石头、竹木制品做小摆设。因房子四面有窗，他命名为“四照阁”。苦中作乐，不乏文人雅士情调。
梁实秋在《雅舍小品选·书房》里描述潘氏书斋说：“潘光旦在清华南院的书房另有一种情趣。他是以优生学专家的素养来从事我国谱牒学研究的学者。他的书房收藏这类图书极富。他喜欢用两块木板将一套书夹起来，立在书架上。他在每套书系上一根竹制的书签，签上写着书名。”这种书签，保存在潘光旦女儿手中。连系两块木板用的彩带，是潘光旦母亲的手工。1930年代，老太太“虽已年老体衰，却不肯闲坐无事。她手握一个木制小梭，用彩色的纱线织出宽窄不同、花纹各异的带子”。潘光旦诗句“忍看慈母手中线，翻作残编夹上绵”，即言此事。
在“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中，潘光旦的形象颇为特别，独树一帜、卓尔不群。闻一多认为他是一个科学家，梁实秋说他的作品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而在费孝通的眼中，潘光旦是一个人文思想家、人类学家。梁实秋、梅贻琦、闻一多、徐志摩等那一代的学者们，非常喜欢潘光旦的为人，常与他结伴旅行。潘光旦因独腿，行走用木拐，朋友徐志摩戏言“胡圣潘仙”。胡圣，指胡适；潘仙，指潘光旦，比喻他像名列八仙之一的李铁拐。梁实秋认为潘光旦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学贯中西，头脑清晰，有独立见解，国文根底好。冰心评价说，潘光旦是“男子中理智感情保持得最平衡的一个”。冯友兰写过一副对联赠潘光旦：“学擅专长功精谱牒，斋有殊号连理葫芦”。
潘光旦最喜爱的一支竹根大烟斗，斗腹上铭有：“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智于通。”这十二字，是潘光旦的自勉，也是他为人的传神写照！
逸事
1921年，一位在清华求学的肢残学子问代理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严不假思索：“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那青年沮丧不已。有位教美术的美籍女教员司达女士为那青年打抱不平：“他不能出洋，谁该出洋！”
他叫潘光旦。
我们平时从照片上看到的潘光旦，是穿一身皮夹克，配一副深度眼镜，嘴衔一只大烟斗，拄着双拐的形象。潘光旦是个志存高远者，尽管腿残，又患目疾，1200度的近视，看书似“闻书”、“舔书”，但丝毫不影响他的鸿鹄之志。他做诗述怀：
谈兵膑脚传孙子，述史丧明说左丘。
此思尚存志仍在，纵教偏废亦何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