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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爱源 (1886年—1959年)，字星如，号革非，出生于中国山西省五台上门限石村，中国政治家、军事家、察哈尔省主席、阎锡山军事上的副手、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

杨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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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爱源 (1886年—1959年)，字星如，号革非，出生于中国山西省五台上门限石村。中国政治家、军事家、察哈尔省主席、阎锡山军事上的副手、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 快速导航：词条图册

中文名：杨爱源

出生日期：1886年

逝世日期：1959年

职业：中国政治家、军事家、察哈尔省主席、阎锡山军事上的副手、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

毕业院校：保定军校

出生地：山西省五台县

别名 ：如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目录

1商震副手

2徐永昌副手

3民军总指挥

4首席高干

5守护后路

6词条图册

1商震副手

　　山西省五台县人。生于1886年，排行第一，幼读私塾，祖上务农。1907年，21岁的杨爱源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二期，弃耕习武。1912年转入培养初级军官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

      1914年杨爱源完成陆军学校的学业，暂入北洋系段祺瑞部见习。见习期满后，应山西都督阎锡山之邀，回山西督军公署服务。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比较正规完善的军事学府。出于尽快充实晋军的考虑，阎锡山对军校毕业生倍加珍视。因此，杨爱源一入晋军，即被委为连

长。旋即又升任营长。1916年初，阎锡山将投晋的商震所部编为一个团，杨爱源营编入商团，借充实之名，行牵制之实。这样，杨爱源一度成为商震的部属。杨爱源在

晋军中以为人忠厚，谨慎职守著称，因此在得到阎锡山信任和重用的同时，亦颇有人缘。曾为商震部属的杨爱源，后来一直与商震同步升迁，商震非但不忌，还引为知

已，以至于在离晋之后给阎锡山的亲笔信中仍感慨良多地说：“星如对震，情谊深厚，始终如一。”

　　1917年秋，杨爱源率所部第一团第三营随旅长商震赴湘作战，遭遇伏击，大部分官兵被俘缴械。当时晋军满打满算只有两个整旅，一个旅血本无归，损失可谓惨重。消息传回山西，深感折翼之痛的阎锡山焦急之余，发出的第一道命令却是：“打听杨爱源的下落。”对杨爱源的关爱不言而喻。也正是因为有阎锡山的关爱，湖南

败绩，损兵折将丢盔卸甲以后，杨爱源不仅没有蒙受处分，而且官升一级，由第三营营长递补第一团团长（团长蔡荣寿调任新成立的第十团团长），跨入晋军高级将领

之列。此后，随着晋军的一次次扩充，杨爱源步步升迁：1924年冬，阎锡山实施第二次扩军，杨爱源由团长升任六旅少将旅长，并独立于商震第一师（晋军统编为两师

十一旅，第一、二两师分别辖第一、二和三、四旅，其余各旅直辖）之外。1926年的“讨冯”之役结束后，杨爱源因率所部参加商震指挥的中路军作战，一直把国民军

逼退至西北地区，论功行赏，升任第六师中将师长。易帜北伐前，晋军第三次扩军，原有之师的番号一律改称为军，杨爱源再升一级，成了第二军军长，与商震、徐永

昌齐名。

　　还在1926年冬，鉴于晋军在不断扩充和连续作战（先是出兵石家庄堵截直军，又是反击攻入辽县的樊钟秀部，再就是讨伐冯玉祥国民军）以后，亟需整顿的现实需

要，阎锡山组建晋绥军训练总监部，委杨爱源兼任训练总监，负责全军的整训。在训练总监任内，杨爱源从晋军的实际出发，结合孙子兵法的战术原则，总结出“节短

势险”的作战方略，并在对各部队的督导中强调“二百米以外不得放枪”的战术要求，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北伐讨奉时，傅作义率部守涿州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战例。

2徐永昌副手

　　1927年、1928年的两次北伐，杨爱源先后在第二军军长、 第三军团军团长任上率部参加。北伐胜利后的1928年11月，杨爱源被委任为察哈尔省主席。从此直到1931

年1月因 中原大战被免，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杨爱源以方面 大员积极推行阎锡山的政治 经济政策，主导察省省政。

　　反蒋军事酝酿之际，杨爱源尚在 察哈尔任上。1930年1月，阎锡山秘密召集晋军主要将领会议，通报情况，征求意见。杨爱源接到 电报后，星夜从 张家口（当时

的察省首府）赶赴太原。会上，在多数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杨爱源采取了支持阎锡山的立场。但是，在内心深处却并不以为然。就在参加完太原的秘密会议回到张家

口后，杨爱源与其秘书长分析局势，认为就是非而论该反蒋，就利害而论却反不得。无奈：“太原（指阎锡山）完全主战，我们如说打不得，他们要骂我们是汉奸，只

好跟着走，前途希望当然是很小的。”

　　尽管杨爱源对发动反蒋战争有着自己的看法，然而他却不会也不可能 置身事外。中原大战打响，杨爱源担任陇海线副总指挥，协助总指挥 徐永昌指挥 孙楚、 杨效欧、 杨耀芳、 关福安四个军， 彭毓斌的两个骑兵师，以及配置在这一线的友军 刘茂恩、 刘春荣、 石友三、 万选才、 孙殿英等部。战后，阎锡山出走大连，杨

爱源以晋绥警备副总司令与徐永昌再度携手为阎锡山善后。行前，阎锡山给杨爱源亲笔留言：“我决计下野，希望诸弟 精诚团结，善为应付，共度难关。”杨爱源没有

辜负阎锡山的托付，在阎锡山远离山西、省主席商震遭到晋军将领的普遍反对，徐永昌又没有实力的情况下，秉承阎锡山的旨意，同徐永昌相互配合，在力争尽可能多

的保留晋军编制的同时，加强控制各军、师长的思想情况，从而使大战之后的山西局势一步步趋于稳定。

　　鉴于杨爱源在山西的影响力，蒋介石有意网罗，并不惜以利相诱。中原大战带给山西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阎锡山苦心经营十余年而初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地方经济受到沉重打击，晋钞贬值——其与银元的比值由1∶1降为30∶1；典当业纷纷倒闭——1927年有660家，1933年仅剩306家。政府财政极度困难，连部队的薪饷都难以按时

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忽然有一天太原祥记公司秘密转给杨爱源50万元汇票，声言是由南京电拨过来的。之后，不到一个月又有一笔40万元的巨款转到了杨爱源的名

下。这从天而降的90万元巨款就像一颗烫手的山芋，收又不便收，退亦不好退。在两难选择之中，杨爱源踌躇再三，心生一计。一日，他邀集各将领公开宣布有南京拨

款90万元，要大家商定一个分配数额。随即，由各部造具正式领据请领，一文不留分了下去。再着人将领据汇总寄给蒋介石，连一个“谢”字都不提，完全一付 公事公

办的架势。蒋介石接到杨爱源寄来的领据之后，心中自然不是滋味，但也无可奈何。 触景生情，老搭档徐永昌由衷地说：“星如够个忠厚人！”

　　1931年夏，石友三策动反张（学良），阎锡山起先答应配合行动。正当杨爱源等根据阎锡山的秘密指示进行出兵准备之时，截获了 萧振瀛给 宋哲元的一封电报。

电报说，蒋允每月给宋哲元 军饷230万元；晋军出动后， 宋可就近夺取山西地盘，军政全归宋掌握。问题再清楚不过了，从确保山西考虑，杨爱源与徐永昌商量改变计

划， 按兵不动。这时，石友三的前锋已过石家庄，向保定进攻。 张学良一面拉拢宋哲元部威胁太原，一面致电杨爱源和各军师长，敦促通电讨石。杨爱源召集各军师

长会议，商议对策。众人皆以张学良逼人太甚，不同意通电。杨爱源的说法则是：“我们要学总司令过去应付省外事变抓 火候的精神，现在不到反张的火候，而且面临

宋哲元反窝的危险。还是要忍耐，把电报发出去。”结果依杨爱源的意思，“讨石”通电经过反复修改之后，发了出去。见山西方面如此，反张的其他各部也都 观望不前，石友三孤立无援， 腹背受敌，很快就败下阵来。山西方面却因为谨慎从事而安然无恙。

徐永昌资料图片

3民军总指挥

　　 阎锡山从大连秘密回到五台河边之后，立召杨爱源 面授机宜，布置一切。在见过阎锡山后，杨爱源在 太原迅速组织起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以 孙楚出任副主任委员，各军、师长为委员。委员会有正式的机构设置，下设总务、考核、教育和补充四处，编制名额上百人。委员会聘请军、师、旅长20余人分别为中

将、少将督练员，派在各处服务，主要负责点发各部队的饷项。这些督练员每月定期到各部队去进行考察、点验或校阅，各部的动态 尽在掌握之中。这样，通过杨爱源

主持的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阎锡山以在野之身重又把晋绥军牢牢控制在手中。与此同时，顺应“ 九一八事变”后山西民众抗日救亡的要求，杨爱源自兼所长的 “抗

日 义勇军训练所” 于1931年11月在 太原市 上马街农业专门学校成立，召集太原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集训三个月。参加训练的男生600余人，女生30余人，由陆军军官教

导团教官樊 北辰、 邓世通、 韩浚等讲授各种典范令和组织操练与 野外练习。是为山西抗战之前民众 军事训练之始。

　　1932年2月，阎锡山复出。同年6月，杨爱源担任了第三十四军军长。1935年12月10日，杨爱源被 南京国民政府授予“ 国民革命军 二级上将”。在此之前，他以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贯彻阎锡山的“民众防共”计划。在充分领会阎锡山意图的基础上，杨爱源把山西全省分为12个“防共保卫区”，每区委派总教练一人，负

责区内 壮丁的训练，要求人人学会 投手榴弹和 打枪，平时维护地方治安，必要时顶上去与红军作战。同时，正式设立了带有军事性质的基层防共组织——“山西防共

保卫团”。防共保卫团隶属于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由杨爱源兼任总指挥。接着，依12个防共保卫区先后成立12个团，团辖大队（营），大队辖区队（连），区队辖分

队（排），分队辖小队（班），完全按照正规军编制。防共保卫团成员称团丁，团丁由沿河21县中18岁至25岁之青年充任，通过轮流训练，接受3个月的军事训练。以期

成为阎锡山所要求的“全面之民众防共自卫武装组织”，“平时好像 宪兵警察，维持地方治安，红军来时，用他们前去抵御。”

　　红军东渡进入山西后，杨爱源被阎锡山任命为“剿匪军”总指挥部总指挥，负责指挥晋绥军的七个师实施抵御。为了充分发挥“民众防共”的作用，杨爱源将原有

的12个防共保卫团迅速扩充成20多个。红军回师后，又将其散编于各正规部队。1936年7月，杨爱源卸第三十四军军长任，遗缺由杨效欧接替。从此，不再直接领兵，只

做阎锡山的方面军事统帅。

杨爱源赠墨盒局部

杨爱源

4首席高干

　　抗战军兴，杨爱源出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统辖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四军以及新编第二师、炮兵第二团等部，先后参与指挥平型关、忻口两大会战。忻口战役后，奉阎锡山之命驻节临汾，指挥晋南部队并兼理辖区各县行政。

　　1938年2月，阎锡山在临汾西南温泉村召集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检讨抗战工作，并宣布成立新的组织机构——民族革命同志会，杨爱源被指定为十三高干之一。

       此后，杨爱源所有的职务除了第六集团军总司令之外，一律以阎锡山副职的面貌出现——1939年3月，第二战区军政民干部训练委员会成立，阎锡山兼委员长，杨爱源任副委员长；同年3月13日，杨爱源升任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冬，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与山西省政府联合成立主持会议，杨爱源任主持委员，协助司令长官阎锡山处理长官部及省政府的日常事务。

　　杨爱源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引起了同为嫡系将领、又因铁军组织的关系如日中天的王靖国的不满和忌妒。为了取杨爱源而代之，王靖国不惜寻衅滋事，常常在一些公开场合制造事端使杨难堪。甚至匿名呈报阎锡山，攻击“副长官”受秘书长包围，排挤打击忠实干部。面对政敌的一次次挑衅，杨爱源明知是“治安取瑟而歌，迫我走路”，却仍然一本凡事忍让为先的姿态，要其秘书长“再忍耐一两个月，一同赴成都休息。”惯于在部下的派别之争中实施控制的阎锡山，对于王杨之争洞若观火，但起初并不动声色。待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出面替杨爱源打抱不平了。赵承绶找到阎锡山，说：“司令如不信任副长官，可叫他到后方休息，否则应该维护他的威信，免得有人倾轧他。”阎锡山听后，极力否认不信任的说法。随即当众宣布，今后无论什么公事，须送副长官核办，不得越级呈报。既然阎锡山公开确认了杨爱源的权力，别人就不好再说什么，王靖国的小动作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经过这次内部倾轧，杨爱源因祸得福，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有人说杨爱源是福将，此为一例。

　　1945年2月16日，同志会在吉县召开“基干同志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从强化同志会组织的目的出发，实行高干责任制，十三高干进行了职责分工。在这次会议上，杨爱源被推为“首席高干”，位居十三高干之首。

　　从民国初年军校毕业投入晋军开始，杨爱源在阎锡山幕府之中前后效力三十余年。集三十余年追随阎锡山鞍前马后不遗余力之经验，杨爱源深有感触地说：“跟会长共事，一不要动他的权，二不要动他的钱。他让你干甚就干甚，不让你干甚就不要干甚。”正因为杨爱源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身体力行，所以三十年如一日，阎锡山对他信任有加，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扰。在此期间，环顾阎锡山左右不断有人离去，或任职中枢（如贾景德、徐永昌等）、或另立门户（如傅作义等）、或引退闲居（如南桂馨、赵丕廉等），杨爱源却是始终如一地服务于山西，服务于阎锡山，直到最后。

　　抗战胜利后，杨爱源被任命为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此后的一个时期之中，他以同志会首席高干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双重身份主持山西省军政联席会议集体办公，在风雨飘摇之中勉力为阎锡山维持一切。在此期间，他工作上谨慎从事，本职之外不问其他，每天黎明即起，会客、传见、批阅文电，忙个不停。政治上不偏不倚，每天的朝会讲话，只按阎锡山的讲话精神复述，很少发挥。

　　杨爱源的外甥张隽轩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年参加牺盟会的领导工作。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后的第三天，军调部派出调处小组到太原。张隽轩托军调小组的中共代表带给杨爱源一封信亲笔信，作为舅舅的杨爱源对外甥的情况十分了解，敏感地认识到张隽轩有意做他的策反工作，而这是犯忌的事情。于是，他连封也没拆即把信原封不动地呈给阎锡山。阎锡山理解杨爱源的用意，亦不再提起此事。杨爱源的谨慎从事，由此可见一斑。

5守护后路

　　1948年冬，太原 被困，阎锡山开始做退出山西的打算。于是，杨爱源被免去本兼各职，以“交涉补给事宜”的名义，派驻南京。此后，杨爱源主要从两个方面着力：其一，在南京与代总统 李宗仁、美国驻华 大使 司徒雷登，以及 飞虎队 陈纳德等 周旋，为阎锡山预作政治上的安排，争取行政院长的席位。其二，集中各地资金，从经济上设法。当时，山西 官办企业，包括“中记董事会”、“民营事业董事会”、“省营业公社”、“绥署会计处”等名义下的 银号、公司、路局、矿局、 供销社等，大约有四十多个实体，均有相当可观的资金和营业范围。这年底，阎锡山命令这些企业，除 西北实业公司以外，一律结束，货物变价款尽快运送上海，集中于杨爱源之手。 几个月中，共约集中起了四万五千两黄金。在家国危难之际，阎锡山毫不犹豫地把山西的经济命脉全部托付于杨爱源一身，信赖之情莫过于此。

　　1949年4月间，杨爱源奉阎锡山之命，负责将集中在上海的山西 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等一起设法用飞机送往台湾。离开大陆，对于杨爱源来说实际上也就等于退出了政治舞台。在台湾，杨爱源开始主要负责管理日本赔偿西北实业公司机械事宜，后来就挂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的虚衔，过起隐居生活。 1959年1月2日，杨爱源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七十三岁。六天以后，杨爱源出殡，阎锡山赴台北致祭，所撰 祭文言：“兄自隶军籍，为国宣劳，垂四十年，其劳其功，岂能尽言，今竟赍志长逝，使我痛彻 心弦。”并挽以：“报国誓同心，与我驰驱成永念，望公常拭目， 怜君忧患到弥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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