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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含夷 | |
|---|---|
| 出生 |
1952年 宾夕法尼亚州赛维克立镇 |
| 职业 | 汉学家，教授 |
| 知名于 | 晋升为顾立雅(Creel)中国古史名誉教授。 |
| 知名作品 |
《剑桥中国古代史》 《易经:马王堆帛书易经第一英文翻译》 《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 |
夏含夷[1] 毕业院校，圣母大学，斯坦福大学美国汉学家，1952年生于宾夕法尼亚，芝加哥大学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52年生。1970年考入University of Notre Dame，以宗教学为专业。1974年大学毕业以后，到台湾留学三年，随爱新觉罗?毓鋆学习汉语和魏晋玄学。1977年回国以后，考入Stanford University东亚系，师从倪德卫(David S.Nivison)。1980年获硕士学位。1983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周易》的编纂”。1985年受聘为芝加哥大学东亚系助教授。1997年晋升为“顾立雅（Greel）中国古代史讲座教授”。研究范围：中国上古文化史、古文字学、经学、《周易》。主要著作：《西周史料：铜器铭文》（1991），《易经：马王堆帛书易经第一英文翻译》（1996），《孔子之前：中国经典的创造研究》（1997），《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1997），《古史异观》（2005），《重写中国古代文献》（2006），编辑《中国古代新史料：阅读铭文与写本的指南》（1997），与鲁惟一（Michael Loewe）合编《剑桥中国古代史》（1999）。 夏含夷教授在甲骨文、金文研究以及商、周历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上有着广泛的影响。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历史及文化史领域的研究重镇。上述著作中，最有影响的当推英国剑桥大学的鲁惟一教授（Michael Loewe）和他共同主编的《剑桥先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一书。该书大量采用最新的考古材料和科研成果，就夏、商、周三代的关系提出了并行发展说：“夏、商、周并不是中国传说和早期文献中所认可的那种前后承袭的关系，而是早期并存的三个朝代。”虽然这一观点最早张光直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就已经先行阐明:“夏商周又是三个政治集团，或称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在夏商周三代中夏商周三个国可能都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其间的势力消长各代不同便是了”。
生平
1952年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赛维克立镇(Sewickley)。
1970年进入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以宗教学为专业。
1974年毕业以后，曾在台湾留学三年，随爱新觉罗‧毓鋆学习三玄。
回国以后，进入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东亚语文系，1980年获硕士学位，1983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周易》的编纂"。
1985年受聘为芝加歌大学东亚语文系助教授，之后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作教，1997年晋升为顾立雅(Creel)中国古史名誉教授。
研究范围
中国上古文化史、古文字学、经学、《周易》。
主要著作
《西周史料:铜器铭文》(1991)，《易经:马王堆帛书易经第一英文翻译》(1996)，《孔子之前:中国经典的创造研究》(1997)，《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古史异观》(2005)，《重写中国古代文献》(2006)，编辑《中国古代新史料:阅读铭文与写本的指南》(1997)，与鲁惟一(Michael Loewe)合编《剑桥中国古代史》(1999)。
夏含夷教授在簡帛研究中心作學術報告
與聞[搜索該作者其他文章] 2017年3月12日下午，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邀請，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在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報告廳作學術報告，題目是“書於竹帛：西方漢學簡帛學研究概要”。 夏含夷教授把西方漢學簡帛學研究史分為三個階段加以介紹。第一階段以斯坦因、斯文赫定所發現的西北簡牘為關注對象，研究者以沙畹、伯希和、孔好古、馬伯樂等為代表。第二階段的研究仍以西北簡牘為主要對象，但是開始關注其他地區的簡帛發現，如長沙子彈庫帛書，這一階段的研究以魯惟一、何四維、巴納等學者為代表。第三階段適逢中國簡帛出土井噴的時代，簡帛出土地域廣，跨越時代長，內容涉及學術領域多，研究者和研究成果都倍蓰前代，夏教授選擇艾蘭、葉山、夏德安、馬克、顧史考、柯馬丁等十位學者加以介紹。夏教授對西方簡帛學的介紹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包括了對汲冢竹書的研究，這方面以倪德衛、吉德煒、夏含夷等學者為代表。 夏含夷教授的報告內容豐富，圖文並茂，兼顧學術及八卦，引起聽衆極大的興趣。報告結束後，與會者就西方簡帛學者的學術背景和學術方法等問題和夏含夷教授進行了交流和討論。出席報告會的有簡帛研究中心陳偉、李天虹、劉國勝、宋華強、何有祖、魯家亮、李靜、武致知（Rens Krijgsman）等老師和多名博士、碩士研究生，以及正在中心訪學的華東政法大學王捷教授和哥倫比亞大學馬碩博士。
夏含夷教授及其商周金文研究介绍
夏含夷教授的西周金文研究主要论文，按照发表先后时间顺序，依此有：1985，The Date the Duo You Ding and its Significance(《测定多友鼎的年代》)。1987，《从驹父盨盖铭文谈周王朝与南淮夷的关系》。1990，《简论保卣的作者问题》、《此鼎铭文与西周晚期年代考》、Western Zhou Civilization :A Review Article。1996,《西周之衰微》。1997，《燕国铜器祖考称号与周人谥法的起源》。1998，《西周朝代的绝对年代》。1999，《父不父、子不子：试论西周中期询簋和师酉簋的断代》、Western Zhou Bronze Vessels。2001，The Jin Hou Su bells Inscrip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Chronology of Early China(《晋侯的世系及其对中国古代纪年的意义》)。2003，《上博新获大祝追鼎对西周断代研究的意义》、《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两件吴来鼎的年代》等。主要的研究专著有两部，一部是1991年出版的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西周史料：铜器铭文》)。另一部是1997年出版的New 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Inscriptions and Manuscripts（《中国古代新史料：阅读铭文与写本介绍》）。还有就是他和鲁惟一教授主编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剑桥中国先秦史》）一书。 根据他自己在《古史异观》一书的自序中的自述可知：他是1980年开始向倪德卫学习商周金文的。1983年，他取得博士学位后全身心开始了商周金文研究：“由西周铜器铭文开始，用了好几年时间专门研究与铜器有关的各种问题，到了1991年出版了《西周史料》一书，对铜器，特别是铜器铭文作了综合的介绍”。 这些论文核心点却一直是围绕着西周铜器断代而来的。其中，他最著名的观点是他肯定并支持《竹书纪年》中的“厉王在位十二年”说。
二、夏含夷教授研究金文的主要操作方法
夏含夷教授曾经认为，铜器铭文并不是第一手的资料，他认为的第一手资料在朝廷的文件档案里，而第二手资料则是受命者受到得命册，铜器铭文则是第三手资料。 在对西周诸王进行断代研究时，他先后提出了诸多操作方法。这些操作方法反映了他的铜器断代的标准和尺度。我在此总结五点如下： 首先，他在《西周王朝的绝对年代》一文中提出了两个操作方法，即：“第一，具有完整历日的铜器断代的相对性优先于其他绝对性”。“第二，为尽量避免铭文历日分析中出现多种可能性，我主张以这些历日资料重构的年表应该得到其他形式历史资料的佐证”。这是他的两个核心操作方法。 其次，他在《此鼎铭文与西周晚期年代考》一文中又提出了他的平等价值说，可以称之为第三个操作方法。即：“史学家对西周年代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最普遍的方法是先假定武王克商之年，然后填入此年与公元前842年之间各王在位的年数。另外一种是以公元前842年为基点向上推算。据我看，这两种方法应该有平等的学术价值。” 第三,夏氏观点的混乱乃是由于他恋恋不舍的、由他的导师创建的所谓西周王朝推行的“双元历”说，这是他的第四个操作方法。因此，在《此鼎铭文与西周晚期年代考》一文中，他也特别阐明“更重要的是，也证明西周时代的周王在位期间可以含有两种不同的年历”。 最后，他在《燕国铜器祖考称号与周人谥法的起源》一文中又提出了他的第五个操作方法。即：“西周早期的铜器铭文主要利用天干庙号来称呼祖考，西周中期谥法的称号才开始利用”。 在上述基础上，夏含夷把上述五个断代标准和操作方法应用到厉王在位时间的断代研究中，正式提出了他的“厉王在位十二年”说。
夏含夷教授“厉王在位十二年”说的提出
大家知道，《史记•周本纪》中对于厉王在位时间的记载是三十七年！出现如此之大的差距，明显超出了国内外先秦史学界可以接受的在位时间误差范围。他的理由是如下四点：
理由之一：平均值说。 他主张：我们清楚厉王之子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如果在共和行政的十年前厉王在位三十七年，这两代统治合起来就是九十七年，这个数字不但远远长于整个中国王朝史上王和皇帝平均每代约二十五年的数字，而且事实上，只有清代的乾隆、嘉庆合起来在位八十五年能与之相应。既然已知宣王在位的时间很长，我们能想到厉王的在位时间要短于平均值。
理由之二：王子年龄说。 他主张：传统上公认当厉王逃跑时，他的儿子才只有几岁。在公元前827年厉王死后继位的宣王，可能不会生于公元前845年以前。要承认厉王在位三十七年，我们得假设在他有继承人之前，他已经在位三十五年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理由之三：夷王在位结束期说。 我们知道厉王流彘是公元前842年，而这一年正好是卫里侯十三年，而他是公元前854年即位的。他父亲卫顷侯在位是公元前866年到公元前855年。根据《卫康叔世家》的记载，顷侯和夷王时期重合。因为夷王不会早于公元前866年结束，所以厉王也不可能从公元前865年开始即位。可见厉王在位时间不会超过二十四年。
理由之四：齐献公卒年说。 根据《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武公在位元年为公元前850年，他的父亲献公死于厉王三年，而《史记》记载他死时为公元前851年，这一年根据《竹书纪年》记载为厉王三年。于是，厉王元年当为公元前853年，到他流亡前在位十二年。
基于上述理由，夏含夷教授最后得出结论是：“厉王仅在位十二年”。
四、夏含夷教授“厉王在位十二年”说质疑
尽管夏含夷教授的“厉王在位十二年”说有诸多证据支持，但是依然还有不少反例证据他根本无法回避和难以解释，因此也就暗示着他的此说尚有若干不成熟之处。在此，我们提出来请他加以考虑和改进。
质疑理由一：传统文献记载的可靠性。 《史记·周本纪》中明确记载了“厉王即位三十年”。而后又出现了“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的记载。至少到这里是很明确的点出了厉王在位“三十四年”。接着更点明了此事之后的“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因此，厉王的在位时间十分清楚是三十七年。
质疑理由二：诸侯国年代记载的相互印证性。 根据《史记》的记载，有四个诸侯国年代记载，在周宣王的即位时间上可以形成相互印证。即： 1、《鲁周公世家》： “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 2、《宋微子世家》： “厘公十七年，周厉王出奔彘。二十八年，厘公卒，子惠公覵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 3、《齐太公世家》： “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立。” 4、《晋世家》： “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厘侯司徒立。厘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也就是说；周宣王元年等于鲁真公二十九年，等于宋惠公四年，等于齐武公二十四年，等于晋厘侯十四年。满足上述四个时间条件的只有公元前八二八年。 再看对周厉王出奔之年的记载，也有四个诸侯国年代记载，在周厉王的出奔时间上可以形成相互印证。即： 1、《管蔡世家》：侯之时，周厉王失国。” 2、《楚世家》： “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 3、《曹叔世家》： “夷伯喜二十三年，厉王奔彘。” 4、《陈杞世家》： “幽公十二年，周厉王奔于彘。” 也就是说；周宣王出奔之等于蔡武侯年代，等于楚熊勇六年，等于曹夷伯二十三年，等于陈幽公十二年。满足上述四个时间条件的只有公元前八四一年。理由三：铜器断代的可靠性。 著名的《鬲攸从鼎》铭文记载“唯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宫”，这里的三十一年，根据郭老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的分期和考证，显然也只能是指厉王三十一年。如果这是孤证的话，那么我们再看1978年9月出土在陕西歧山县出土的《伯见父盨》铭文的记载：“唯卅又三年八月即死辛卯，王在成周”，这里出现的三十三年，该考古发掘报告解释为：“观其形制、铭文，当属厉王时器”。据《晋侯苏钟》铭文记载：“唯王三十又三年”，则厉王在位时间显然肯定超过三十三年。又据《膳夫山鼎》铭文记载：“惟三十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可见厉王在位时间至少是三十七年。可证《周本纪》载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说应该是可以信从的。以上诸多质疑理由，我们主张：夏含夷教授的西周王朝时期的“厉王在位十二年”说不能成立。
视频
夏含夷讨论中国的重生：芝加哥大学和古代中国的考古发现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