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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夢》是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孫犁的散文。
作品欣賞
到市場買東西，也不容易。一要身強體壯，二要心胸寬闊。因為種種原因，我足不入市，已經有很多年了。這當然是因為有人幫忙，去購置那些生活用品。夜晚多夢，在夢裡卻常常進入市場。在喧囂擁擠的人群中，我無視一切，直奔那賣書的地方。
遠遠望去，破舊的書床上好像放着幾種舊雜誌或舊字帖。
顧客稀少，主人態度也很和藹。但到那裡定睛一看，卻往往令人失望，毫無所得。
按照弗羅伊德的學說，這種夢境，實際上是幼年或青年時代，殘存在大腦皮質上的一種印象的再現。
是的，我夢到的常常是農村的集市景象：在小鎮的長街上，有很多賣農具的，賣吃食的，其中偶爾有賣舊書的攤販。
或者，在雜亂放在地下的舊貨中間，有幾本舊書，它們對我最富有誘惑的力量。
這是因為，在童年時代，常常在集市或廟會上，去光顧那些出售小書的攤販。他們出賣各種石印的小說、唱本。有時，在戲台附近，還會遇到陳列在地下的，可以白白拿走的，宣傳耶穌教義的各種聖徒的小傳。
在保定上學的時候，天華市場有兩家小書鋪，出賣一些新書。在大街上，有一種當時叫做「一折八扣」的廉價書，那是新舊內容的書都有的，印刷當然很劣。
有一回，在紫河套的地攤上，買到一部姚鼐編的《古文辭類纂》，是商務印書館的鉛印大字本，花了一圓大洋。這在我是破天荒的慷慨之舉，又買了二尺花布，拿到一家裱畫鋪去做了一個書套。但保定大街上，就有商務印書館的分館，到裡面買一部這種新書，所費也不過如此，才知道上了當。
後來又在紫河套買了一本大字的夏曾佑撰寫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就是後來的《中國古代史》），也是商務排印的大字本，共兩冊。
最後一次逛紫河套，是一九五二年。我路過保定，遠千里同志陪我到「馬號」吃了一頓童年時愛吃的小館，又看了「列國」古蹟，然後到紫河套。在一家收舊紙的店鋪里，遠買了一部石印的《李太白集》。這部書，在遠去世後，我在他的夫人於雁軍同志那裡還看見過中學畢業以後，我在北平流浪着。後來，在北平市政府當了一名書記。這個書記，是當時公務人員中最低的職位，專事抄寫，是一種雇員，隨時可以解職的，每月有二十元薪金。
在那裡，我第一次見到了舊官場、舊衙門的景象。那地方倒很好，後門正好對着北平圖書館。我正在青年，富於幻想，很不習慣這種職業。我常常到圖書館去看書。到北新橋、西單商場、西四牌樓、宣武門外去逛舊書攤。那時買書，是節衣縮食，所購完全是革命的書。我記得買過六期《文學月報》，五期《北斗》雜誌，還有其他一些革命文藝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有時就帶上這些刊物去「上衙門」。我住在石駙馬大街附近，東太平街天仙庵公寓。那裡的一位老工友，見我出門，就如此恭維。好在科里都是一些混飯吃、不讀書的人，也沒人過問。
我們辦公的地方，是在一個小偏院的西房。這個屋子裡最高的職位，是一名辦事員，姓賀。他的辦公桌擺在靠窗的地方，而且也只有他的桌子上有塊玻璃板。他的對面也是一位辦事員。姓李，好像和市長有些瓜葛，人比較文雅。家就住在府右街，他結婚的時候，我隨禮去過。
我的辦公桌放在西牆的角落裡，其實那只是一張破舊的板桌，根本不是辦公用的，桌子上也沒有任何文具，只堆放着一些雜物。桌子兩旁，放了兩條破板凳，我對面坐着一位姓方的青年，是破落戶子弟。他寫得一手好字，只是染上了嚴重的嗜好。整天坐在那裡打盹，睡醒了就和我開句玩笑。
那位賀辦事員，好像是南方人，一上班嘴裡的話是不斷的，他裝出領袖群倫的模樣，對誰也不冷淡。他見我好看小說，就說他認識張恨水的內弟。
很久我沒有事干，也沒人分配給我工作。同屋有位姓石的山東人，為人誠實，他告訴我，這種情況並不好，等科長來考勤，對我很不利。他比較老於官場，他說，這是因為朝中無人的緣故。我那時不知此中的利害，還是把書本擺在那裡看。
我們這個科是管市民建築的。市民要修房建房，必須請這裡的技術員，去丈量地基，繪製藍圖，看有沒有侵占房基線。然後在窗口那裡領照。
我們科的一位股長，是一個胖子，穿着藍綢長衫，和下僚談話的時候，老是把一隻手托在長衫的前襟下面，做撩袍端帶的姿態。他當然不會和我說話的。
有一次，我寫了一個請假條寄給他。我雖然看過《酬世大觀》，在中學也讀過陳子展的《應用文》，高中時的國文老師，還常常把他替要人們擬的公文，發給我們當作教材。但我終於在應用時把「等因奉此」的程式用錯了。聽姓石的說，股長曾拿到我們屋裡，朗誦取笑。股長有一個乾兒，並不在我們屋裡上班，卻常常到我們屋裡瞎串。這是一個典型的京華惡少，政界小人。他也好把一隻手托在長衫下面，不過他的長衫，不是綢的，而是藍布，並且舊了。有一天，他又拿那件事開我的玩笑，激怒了我，我當場把他痛罵一頓，他就滿臉陪笑地走了。
當時我血氣方剛，正是一語不合拔劍而起的時候，更何況初入社會，就到了這樣一處地方，滿腹怨氣，無處發作，就對他來了。
我是由志成中學的體育教師介紹到那裡工作的。他是當時北方的體育明星，娶了一位宦門小姐。他的外兄是工務局的局長。所以說，我官職雖小，來頭還算可以。不到一年，這位局長下台，再加上其他原因，我也就「另候任用」了。
我被免職以後，同事們照例是在東來順吃一次火鍋，然後到娛樂場所玩玩。和我一同免職的，還有一位家在北平附近的人，臉上有些麻子，忘記了他的姓。他是做外勤的，他的為人和他的破舊自行車上的裝備，給人一種商人小販的印象，失業對他是沉重的打擊。走在街上，他悄悄地對我說：
「孫兄，你是公子哥兒吧，怎麼你一點也不在乎呀！」
我沒有回答。我想說：我的精神支柱是書本，他當然是不能領會的。其實，精神支柱也不可靠，我所以不在意，是因為這個職位，實在不值得留戀。另外，我隻身一人，這裡沒有家口，實在不行，我還可以回老家喝粥去。
和同事們告別以後，我又一個人去逛西單商場的書攤。渴望已久的，魯迅先生翻譯的《死魂靈》一書，已經陳列在那裡了。用同事們帶來的最後一次薪金，購置了這本名著，高高興興回到公寓去了。
第二天清晨，挾着這本書，出西直門，路經海淀，到離北平有五、六十里路的黑龍潭，去看望在那裡山村小學教書的一個朋友。他是我的同鄉，又是中學同學。這人為人熱情，對於比他年紀小的同鄉同學，情誼很深。到他那裡，正是深秋時節，黃葉飄落，潭水清冷，我不斷想起曹雪芹在這一帶著書的情景。住了兩天，我又回到了北平。
我在朝陽大學同學處住幾天，又到中國大學同學處住幾天。後來，感到肚子有些餓，就寫了一首詩，投寄《大公報》的《小公園》副刊。內容是：我要離開這個大城市，回到農村去了，因為我看到：在這裡，是一部分人正在輸血給另一部分人！
詩被採用，給了五角錢。
整理了一下，在北平一年所得的新書舊書，不過一柳條箱，就回到農村，去教小學了。
我的書籍，一損失於抗日戰爭之時，已在別一篇文章中略記，一損失於土地改革之時。
我的家庭成分是富農。按照當時黨的政策，凡是有人在外參加革命，在政治上稍有照顧。關於書，是屬於經濟，還是屬於政治，這是不好分的。貧農團以為書是錢買來的，這當然也是屬於財產，他們就先後拿去了。其實也不看。當時，我們那裡的農民，已普遍從八路軍那裡學會裁紙捲菸。在鄉下，紙張較之布片還難得，他們是拿去捲菸了。
這時，我在饒陽縣一個小區參加土改工作。大概是冀中區黨委所在之地吧，發了一個通知，要各村貧農團，把鬥爭果實中的書籍，全部上繳小區，由專人負責清查保存。大概因為我是知識分子吧，我們的小區區長，把這個責任交給了我。
書籍也並不太多，堆在一間屋子的地下，而且多是一些古舊破書，可以用來捲菸的已經不多。我因家庭成分不好，又由於「客里空」問題，正在《冀中導報》受到公開批判，謹小慎微，對這些書籍，絲毫不敢染指，全部上繳縣委了。
我的受批判，是因為那一篇《新安遊記》。是個黃昏，我從端村到新安城牆附近繞了繞，那裡地勢很窪，有些霧氣，我把大街的方向弄錯了。回去倉促寫了一篇抗日英雄故事，在《冀中導報》發表了。土改時被作為「客里空」典型。
在家鄉工作期間，已經沒有購買書籍的機會，攜帶也不方便。如果能遇到書本的話，只是用打游擊的方式，走到哪裡，就看到哪裡。
但也有時得到書。我在蠡縣工作時，有一次在縣城大集上，從一個地攤上，買到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鉛印精裝的《西廂記》。我帶着看了一程子，後來送給蠡縣一位書記了。
《冀中導報》在饒陽大張崗設立了一處造紙廠。他們收買一些舊書，用牲口拉的大碾，軋成紙漿。有一間棚子，堆放着舊書。我那時常到這家紙廠吃住。從棚子裡，我撿到一本石印的《王聖教》和一本石印的《書譜》。
在河間工作的時候，每逢集日，在一處小樹林裡，有推着小車販賣爛紙書本的。有一次，我從車上買到一部初版的《孽海花》。一直保存着，進城後，送給一位新婚燕爾、出國當參贊的同志了。
1979年4月[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的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