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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时期那些事》是中国当代作家宋坤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生产队时期那些事
倏忽间，生产队这种最基本的农村集体组织，已消逝三十多年了。自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那段经历有着亲身体验，也对生产队的生活充满了五味陈杂的情感……
“吃了吗？”在那年代里，乡亲们无论是在路上相遇还是邻里间串门时，打招呼的方式几乎是如此这般的雷同。自小，我就耳濡目染于这种纯朴的礼节，并被父母长辈训导为人恭理致的道德作为。我深知，这绝不是浅俗的客套，而是包含着最朴素最真挚的感情。因为，“民以食为天”，在数千年以来的农耕经济条件下，维系温饱始终是民众生存之首要。接续至生产队时期，一日三餐能够填饱肚子，便是乡亲们那时节的“幸福之梦”。
生产队队长、副队长、妇女队长、会计、保管员组成生产队队委会，他们是队里的决策者，队里的大小事由他们来商定。生产队里的农活由队长统筹安排，然后队委会其他成员分头领着社员们到各个地片进行劳作，一年四季，天天如此。
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安排一种有体面的工作。干得好一点还可以抽调到大队里去，但能干上大队工的人不算多。赤脚医生、拖拉机手、屠宰师傅、供销社或代购代销点营业员是当时流传着“听诊器、方向盘、屠夫刀子、营业员”人们很羡慕几种职业。体弱多病的三十刚出头，就被派到坡里扎个窝棚，要么谷地里吓麻雀、要么地瓜地里看地瓜、要么到棉花地里看棉花，除了回家拿干粮，白天夜里吃住都在坡里。年龄较大一点且灵巧的，派到坡里管理菜园。除了根据季节种好管理好蔬菜分给社员们用，平时或“三秋”忙时，劳力们到坡里干活，中午帮着烧点开水，做点菜。
遇上社员家中有盖房的，生产队里在不误农活的前提下，派一部分年轻力壮的劳力去帮忙，中午户主会尽力做好饭菜来招待他们。有女出嫁的，生产队里会派出既要处事圆滑又要酒量大的，与家人一块去送嫁妆，体体面面的为其争脸面。有一次去当时邢家公社宋家村装箱子，几个人一抖劲，喝的那陪酒的全趴下，家里找不出其他人，酒也拿不出。返回去后，队长高兴地说“你们真是争了光，以后有机会还叫你们参与”。
当时生产队里的计分标准是：一个男整劳力按十分，“三秋”忙时，加班加点计十二、三分。一个女正劳力一般按七、八分。有时还要看活的轻重和量的大小来计。平时在生产队场里干活的妇女们按零工来计分，“三秋”季节，按计件。像麦收剪麦穗，按麦秆的斤两；秋收按手工脱粒出来的玉米芯的重量；冬季按织的苇草箔的数量来记工分。活不管轻与累，记工分多少，只要有活干能挣上工分就行，这就是社员们当时的追求。
生产队那时候，我和三个妹妹都在学校里读书，只有母亲一人在生产队里劳动，一天下来才挣7分。为了多挣几个工分，不至于年底扣除生产队分配的粮食、柴禾、蔬菜等款项后出现红数，我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到生产队里找活干。因我年龄小真正适合我的活不多，最初是跟着妇女们去棉花地里拾棉花，庄稼地里拔草，翻地瓜蔓，打玉米叶等。队里一天给我记3分，心里很是高兴，我也能挣工分了。
春天的活不多，生产队中的男劳力，一般情况是下坡整治准备种植棉花的春天地，妇女们则有一人领着到麦田里拔野草野菜。中午到了吃饭的点儿的时候，从麦田陇上检一些玉米茬子头，找一处避风的地方点燃后，围成一圈各人拿出带的窝头或饼子烤着吃。
记得有一年一个星期天，队长安排我和一个男劳力带上工具，撑着溜子到庄外的社员家里去掏鸡粪鸭粪。按照各户提供的数量用火柴和煤油去兑换，在那计划经济的年代，他们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兑换到日常生活用品，因此他们都很感激。
有一次,恰巧来到了马踏湖中传的沸沸扬扬的一卖鸭人从东北大连带回一媳妇的那一家。男主人出工了，家里只有那个女人和她带来的两个女儿。只见她中等个儿，身体有点发福，她喝着茶嘴上还叼着一支烟，举止言谈与农村妇女就是不一样，屋内房外拾掇的干干净净井然有序。她告诉我们最初不习惯这儿的生活方式，偶尔跟着她男人到庄里，人们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背后还指指点点。她说由于住在村外交通不便，又不会撑溜子，人生地不熟，不轻易离开家。因为到处是壕沟、河湾，一旦进入芦苇荡迷了路更后怕。
渐渐地湖区的人们对她娘仨开始眷顾起来，采藕的人路过，驻驻脚会放下几只藕；拉网捕鱼的，讨口水喝给点鱼虾。有时，她男人在回家的路上，顺便逮只野鸭带回家。日子虽然过得不算富有，但这在当时来说不会为吃而发愁。当问起当初她为什么乐意跟着卖鸭人来到这里，又嫁给了另一个男人时，她只是笑而不答。几年后，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媳妇带着一双女儿又回到了大连。
随着年龄的增长，上初中高中时，麦收秋收秋种季节队长安排一个男劳力带着我，待劳力们一清早出工后，按着派活的名单到各家去敛饭。从巩家出来再到郭家去，有的户不是干粮没熟透，就是菜没做好，来来回回去催好几次才算事。劳力们的早饭吃的及时不及时，全依仗着我们俩催饭的能耐。
麦收季节，吃过早饭后，我就立即加入到拾麦穗的小伙伴们的队伍中。那时小孩子计工分，是按照你拾麦穗的斤数多少来折算，拾的越多记的工分就越高。那时候都乐意跟着一个割麦子技术不高的人后面，因为他（她）掉到地上的麦穗多，一天下来记的工分就多。记得有一次，一个小伙伴拾得麦穗跟我们几个差不多少，可斤两多不少，我们都感到疑惑，在我们强烈要求下，打开一检查，结果里面裹着一个大土坷垃。
那时候往生产队里运庄稼的主要工具是溜子，遇上干旱年代，劳力们就得用扁担挑。麦子运到生产队场里后，上了年纪的妇女们先是将麦穗头创整齐，接着用铁梳子梳理麦秸，放到刀上将麦穗头扎掉，再将麦秸用草绳捆绑起来。打零工的妇女将麦穗头，一遍一遍地用铁叉挑着晾晒，待麦穗头晒得很焦的时候，用牲口套着碾子碾压，用木叉一层层将麦秆挑掉，直到剩下麦粒。用推耙堆起来，借着风力再用簸箕扬干净，这工序叫扬场。打下来的粮食先按照上头分配下来的指标交公粮，生产队里留出部分储备粮，其余的按人口分到社员手中。
麦季雨后，孩时的我们也不闲着。每个人从家里提上个瓷罐，拿上用铁丝弯的钩子下坡，到干涸的沟里拾螃蟹。当看到有蟾在一洞口前这一情况，人们都很高兴。按以往的经验判定，里边一定有螃蟹。先用铁钩将其弄掉，再小心翼翼把钩子伸进洞里，待螃蟹用大夹夹住钩子时，慢慢地将其拖出放到罐子里。每次少则三五个，多时十几个，弄回家就是一顿美餐。有时候碰巧勾出一条蛇来时，往往会大惊失色，什么也不顾落荒而逃，尽管老人们说马踏湖里的蛇没有毒，可一遇到蛇，人们还是心有余悸，远远地躲着走。
秋收秋种时，早晨将劳力们的饭送到坡里吃完后，这整个一天就由一个年纪偏大的，带着我们两个孩童，到河沟及边沿上去给耕地的牲口割草。每割满一溜子，就运回犁地的营地。我们几个分工很明确，下午大约三四点钟，就帮着用铡刀给牲口切草，以备夜间喂养。晚上我们几个都住在坡里，夜间喂牲口的活儿由领着我们割草的老头去干，扶犁手一般不干杂活儿。生产队每天种植小麦多少，全仰仗着扶犁手犁出的地的亩数。第二天等劳力们都上工了，按人员名单撑着溜子回到庄里挨家去敛饭，天天如此，直到秋收秋种结束，跟具这活儿我干不少年。
为不误农时抢收抢种，每到“三秋”（麦收、秋收秋种、立冬割苇草）季节，这个时候生产大队委就在坡里安营扎寨，成立“三秋”指挥部。其主要工作除了到各个生产小队了解督查生产外，还有一部分人用铁笔、蜡纸、钢板、手推油印机，来专门编印《三秋战报》，及时报道各个生产小队收获玉米和种植小麦的亩数情况，并制作了流动优胜红旗，按进度按质量进行颁发。各个生产队之间为争优秀，红旗插遍地头，标语牌子连成片。处处看到的是你追我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劳动场面。
由于湖区沟河多，旱地地块小，又鉴于机械化程度低，无施展的余地。因此，除了用牛马犁地外，人工用撅头檛得地不在少数。底肥一般用人工驾着木制单腿耧划于地下，最初播种用两腿耧，随着科学种田技术改进，依次为四腿耧、六腿耧、八腿耧。当时是全部用人工，一人扶耧，一人驾辕，二至四人用绳子拉帮套。最累的活是散肥，两人一架用扁担将盛满干粪的苇包，分布到地里的各个点上。地块两头各有一人跟着施肥的耧来回跑着，用铁叉子从粪包里挖出来再盛到施肥的耧里，只要起步中间不能停，因单腿耧的控制阀不好用，除非楼里的干粪已下净。
那时生产队里很少使用化学肥料，为了多积农家肥，一到夏季割捞苲草，用溜子挖河泥，用马粪牛粪搅拌均匀后，放到到池子里封好进行发酵，等到秋收秋种前将沤好的绿肥晒干待用。这些活儿大多是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和共青团员干，他们不计名不计利，利用午休和晚上时间为生产队作奉献。虽然当初喊出的口号是种足种好小麦向国庆节献礼，实际上到霜降时还有个别生产队麦子尚未种完。
每年入冬过苇秋割苇草这个时候，由于天冷水大又因防止收割苇草时伤者脚，需要准备些牛皮，缝制牛脚子和牛腿子。生产队队委会就向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写申请打报告宰杀牛。只要报告批下来，社员们就就有牛肉吃了，等于提前过年了。不过那时，像牛头、牛脚、牛骨头没人要。一是社员们没有那么多柴禾去烧煮，二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熬夜，害怕第二天耽误了干活挣工分。
割苇草是一门技术活，既要割得茬子矮，又要割得速度快，这才算是好手。用溜子运苇草，也得有基本功。遇上刮大风，只有左右开弓，才能应付的了。溜子恰巧嵌到暗木桩上更的小心处理，人掉到水里，溜子沉到水底的事时有发生，也出现过溺水淹死人的事。
生产队那会儿，文化娱乐生活太贫乏。一年看不上几次露天电影，每次听说晚上放电影了，早早的就用玉米秸或高粱秸或瓦块占上个地方，以免去晚了站在远的地方看不好。有时道听途说，消息不准白忙活一场。往往一部电影看一遍不过瘾，还要跟着转好几个村去看，远的跑出去十几里路，差不多里面演员的台词都能背-下来。像《小兵张嘎》、《地雷战》、《英雄儿女》、《小二黑结婚》、豫剧《朝阳沟》等，放映主片前往往用幻灯机放上几分钟的反映当前形势的幻灯片。
过春节时，马踏湖鱼龙子弟戏班，将准备了近两个月的京戏在鱼龙湾戏园子里奉献给父老乡亲，主要是以样板戏为主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等，还排练了古装京剧《十五贯》、《苏三起解》、《穆桂英挂帅》，年初二下午就开始，一直唱到初六，邻村还有外公社的村庄也挣相雇去唱上几天。
六、七十年代，生产队里大部分社员不识字，为了扫除农村青壮年文盲，利用晚上或农闲时成立夜校和午校，安排一部分人作为老师来教学认字和算数。生产大队为营造良好的识字氛围，派人在各条小巷的墙壁上，作画写字。像牛、马、羊等牲畜和鸡、鸭、鹅、猪等家禽，萝卜、茄子、白菜、葱等蔬菜，大大提高了农民们的识字积极性，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基本上完成了扫除了文盲任务。
平时农村社员人家磨面，要提前向生产队打招呼。生产队按先后循序给一个木制号牌，再到生产队饲养处去牵牲口。人们都希望牵上个听使唤的，既省心又磨面多。要不干生气，又耽误工夫。赶上过节，歇人不歇牲口，半宿半夜的掌灯不停地干。那时家中有石磨的没几家，人来人往，甚是热闹。
最怕的是家中来亲戚，因做不出像样的饭菜来招待。支上鏊子，到邻居借点面粉，烙上几个两面子饼（粗细粮搭配），用自己家饲养的鸡下的蛋做个汤，这算是家庭条件好的了。即便是过节时走亲戚，用篮子盛上几个馒头、包子，一圈下来数量减不了多少，只不过是换换样罢了。过春节买的肉，一直节省到清明才吃完。新衣服，只有过节时才舍得拿出来穿，往往是好几年不换样。
我当了民办教师后，记得八十年代初的一年麦收季节，学校组织老师们到当时的鱼龙三大队第一生产小队去帮工，午饭吃的是纯白面饼，西胡芦炖猪肉另加每人一个熟咸鸭蛋，汽酒随便喝，其高档的招待，至今难以忘怀。
每逢年底，生产队队委会成员聚在一起来商定本年度工值。计算出本年度总收入，总支出，本生产队劳力总工分总合计数，再加上生产大队下拨的干大队工的工分，决算出每个工值（以10分为一个整工）多少钱。好的生产队每个工值五角六角，差的两角三角。劳力多的家庭扣除生产队分的粮食、蔬菜、肉、油、柴禾一年下来，能分三几百元，一般家庭百儿八十元，个别劳力少的家庭出现红数，倒欠生产队的，只有来年再顶账。由于从生产队分不到几斤食用油，所以平时省吃俭用到过节时才用的多一些。家庭稍好一点的，买点肥猪肉炼成油添补用。
记得上初中时，每周有半天的劳动时间，学校根据季节情况安排搞勤工俭学。同学们三人一帮，两人一团到生产队借溜子，到坡里割青草，或拾粪便卖给生产队，还采药材像地环子、益母草、薄荷或采摘车前子卖到公社收购站。虽然卖不到几个钱，但也能为家庭减少部分学杂费以及购买学习用品的负担。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生产队上了不少的副业项目，像打草绳、熬水胶、制作石棉瓦、榨棉籽油、搞牲畜屠宰等，工值高了社员们的收入也很可观了。
生产队的主旋律是生产，岁月一日一日重复着，生活在悄无声息、按部就班中进行。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遂解体，生产队也就消失了。
2018年国庆节期间，老湾渔事举办了一个特殊的聚会，原起凤公社鱼四大队第一生产队的社员九十多人相隔三十五年后相约老湾渔事。聚会这天，不管住在本地的，搬到外地的，有的步行，有的骑三轮，有的坐车，有的开着车……早早赶到，相互寒暄，一起回忆着过去那些事儿。不时打趣地冒出某个人的外号，或者亲切地叫出某个娃的小名。“孬包”“狗蛋”“小胜利”“小前进”“小莲花”“小菊花”“小胭脂”……
当时的生产队就像一个大家庭，一起劳动，一起开会，同甘共苦，患难相帮，用老百姓的话说“笑的拉着哭的走”。那时期人与人建立起的感情很纯朴、真诚、亲切、深厚。有一次在车上遇到一个大爷，他说：“咱是一个生产队的……”然后聊了一路。他的那种语气和神情，以前体会不出。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深刻体会到老人们那种在劳动中建立的深厚情感。
大家操着地道的洼里音，道出浓浓的庄里乡亲情。让我们收藏起这一份亲切的乡愁记忆。[1]
作者简介
宋坤，山东桓台人，中学高级教师,现已退休，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