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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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首輔 外文名稱： senior grand secretary(明) 別名： 首揆 相對概念： 次輔,群輔 |
首輔，是明代首席大學士和清代領班軍機大臣的習稱。 明代典制中並未明文規定"首輔"之名，但習慣上稱內閣主要柄政者首席大學士為首輔， 且其擁有相對特殊的職權和地位。
這一制度產生於政治實踐中，大致出現於明英宗天順年間，始於李賢。嘉靖、隆慶和萬曆初期，首輔、次輔界限嚴格，首輔主持內閣大政，權力最大，次輔不可相比， 圍繞首輔之位展開的爭奪也很激烈。張居正之後，內閣首輔的權力逐漸衰落，但該稱呼仍延續至明亡。
清代領班內閣大學士有時也被稱為"首輔"(亦稱"首揆" )，但其在內閣中的實際職權地位並不突出， 且內閣本身的重要性也已經下降。 相較而言，領班軍機大臣在軍機處內外權力更重，故習稱領班軍機大臣稱為首輔 (亦稱"首樞" )，如允祥、阿桂。[1]
目錄
制度背景
內閣官員的名稱如"某某殿大學士"、"某某閣大學士"等官名開始於唐朝。但唐朝的集賢殿學士的職責主要是編輯圖書、發現推薦文學賢才，不是掌握行政權的中央機構。宋朝設立的"殿閣大學士"名目繁多，如"觀文殿、端明殿、龍圖閣、天章閣、寶文閣、顯謨閣"等學士，但多是作為榮譽銜，無實際職責，與宰相不一定重合。
明朝建立之初設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廢丞相，罷中書省，親自掌管六部。然而，政務繁重，朱元璋獨自處理，也感到力不從心，遂先設置春夏秋冬"四輔官"，後又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設文淵閣、東閣等殿閣大學士，為皇帝顧問。此外，他也從翰林院中臨時啟用官員協助處理章奏。
明成祖即位後，於建文四年八月特派翰林院官員解縉、胡廣、楊榮等七人入午門值文淵閣，參預機務，此後秘書官員常設，漸有"內閣"之稱。內閣中的官員一般以"某殿或某閣大學士"作為官職名，但該"大學士"僅作為兼銜，其正式職務仍為翰林院官員，品級不過五品，其下不設置新官署，職權受到限制。然而，閣臣們憑藉接近皇帝，對皇帝的決策仍有重要影響力。洪熙、宣德年間，多人內閣逐漸簡為"三楊"輔政，而閣臣官階、內閣權力都開始快速上升。
內閣首輔並非由制度規定在內閣中設置的職位，而是在實際政務運作當中形成的，其產生源於內閣大學士(即所謂"輔臣")位次的差異和由此帶來的職權、地位的不同。
內閣大學士的首次之分，雖缺乏明確記載，但也並非無可考究。七人內閣組成之初，成祖對內閣有所命令，就會說"解縉等";解縉被貶滴後，就改說"胡廣等"。宣德、正統時，閣臣論事，經常是以楊士奇領銜，羅汝敬稱其為"四朝舊臣，二聖元輔"。但這個時侯，各位閣臣地位相近，又多在御前議事，首次尚無明顯區分。到正統年間，"三楊"與新入閣的陳循等人差距凸現出來，蓋章奏票擬的機務原由"三楊"主掌，陳循等在三楊中僅剩楊溥一人的情況下，經過禮部奏請，才得以參預其中。這被趙翼認為是閣臣間職權不等的一條例證。
正統、景泰之際，閣臣議政票旨皆在文淵閣，當時楊溥已死，由陳循主議。葉盛攻擊陳循，說他"謬當內相之首"，景泰帝也曾敕諭陳循說"朕任卿掌內閣事":這些都體現了陳循地位的特殊性。但是，在內閣中，仍有王文、高谷抗衡陳循;在內閣外，則六部分權、直屬皇帝的祖制仍得到堅持，景泰帝信任兵部尚書于謙也遠遠超過閣臣。曾有御史建言"請六部大事同內閣奏行"，被于謙依據祖制駁斥。
天順初，李賢二度入閣，明英宗命其"掌文淵閣事"，加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在內閣地位獨尊。李賢自己也說，文臣中只有自己"濫叨少保"。英宗凡軍國大事皆與他商議。這樣，李賢就被群臣目為首輔。《明實錄》雲:"事皆處分於(李)賢。……賢卒，(陳)文首秉國鈞。"這是《明實錄》中第一次提到閣臣"首秉國鈞"。
隨着位居第一者開始有了"首輔"的尊稱，其次的閣臣就稱為次輔，餘人稱群輔。內閣首輔的人選，依閣臣的入閣先後、資歷、才能、聲望及皇帝旨意來確定。英宗天順之世，李賢為內閣首輔。憲宗時，萬安等為內閣首輔。武宗時，有李東陽、楊廷和等為內閣首輔。
到嘉靖年間，夏言、嚴嵩掌權，已經赫然成為"真宰相"，已可以壓制六卿。
但內閣只是侍皇帝左右備顧問的秘書機構，閣權是皇權的延伸，閣權的大小亦完全取決於皇帝的需要，首輔與閣臣在本質上只是皇帝的近身侍臣，他們沒有法定的政治地位，他們的任職和去職都完全取決於皇帝的需要和喜好。
性質和政治地位
據時江玲在論文《明朝嘉靖至萬曆前期的內閣首輔制研究》中認為，首輔本質上是由內閣的性質和政治地位決定的。內閣是翰林院的"內署"，並非獨立機構，亦不是制度規定性的權力機構，沒有法定的政治地位，這決定了閣臣、首輔同翰林院其他官員一樣，具有"文學侍從之臣"的色彩。明朝通過廢除宰相實現了皇權對相權的合併，真正實現了皇帝一人的專制集權。為適應皇權統治之需要而建立的內閣制度從一開始便完全依附在皇權之下。
由於內閣是受着祖制的鉗制而產生的，首輔制自設立之時便遺傳了內閣模稜兩可、明暗不定沒有法定地位和權力的特徵。第一，獻替可否。"獻替可否"即內閣就國家事務的各方面向皇帝提供諮詢，發表意見，有智囊團的作用。第二，平允庶政。"平庶政"是閣臣"預機務"的重要內容之一，主要包括隨事獻納、輔助決策、調理各方面的關係等，據此使國家庶政趨於平順，保持穩定。
"平庶政"的主要方式包括召對、密揭、票擬、題本等。明代前期，閣臣輔助皇帝平允庶政是內閣最重要的工作任務。
嘉靖至萬曆前期這六十年裡，一共湧現了十四位首輔，他們不僅在地位上高居於六部尚書之上，或者兼掌吏部、都察院等重要部院的職務，而且還可以挾制諸司了。
夏言、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都被視為當朝之宰相，他們中的大多數在明朝歷史上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首輔制發展到這個時期時，與其制度的最初設計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異。首輔位高權重，吸引了閣臣群體為爭奪首輔權位展開了一系列的政治傾軋，幾乎每一位首輔的上台都無一例外地經歷了腥風血雨的政治惡鬥。這時期的一些首輔之所以被稱為"權相"，首先是因為他們的政治地位極高，而其政治地位又正是通過其與皇帝、與閣臣、與六部之間的關係體現出來的。
1 .皇帝怠政，寵信首輔
嘉靖至萬曆前期的皇權並非那麼強悍，皇權總體上是具有示弱的特徵，皇帝特別依賴首輔，內閣職權得到了皇帝的保護，世宗、穆宗、神宗對內閣首輔一意寵用。
但此時皇權示弱、皇帝對首輔寵信有加的現象並不代表首輔的權力壓過了皇帝的權力，而這時期的首輔從根本上還是"乘皇帝靜攝而代行皇權"，或"乘帝幼而竊得皇權"，可以說這種權力的顯赫是特殊機遇的產物。
2.權壓六部 事無不統
從制度上來講，六部是不必聽命於內閣的，內閣首輔的地位亦遠遠低於吏部尚書。然而，從開始參預機務，到掌票擬，再至最後的事無不統，內閣在它發展的鼎盛時期，權力、地位的膨脹也達到了極點。嘉靖以後，內閣首輔"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六卿伺色探旨"，首輔侵壓六部或直接支配六部己成尋常之事，中央機構的運轉大有政歸內閣之勢。嘉靖六年以後，內閣班列始位於六部之上，至張居正任首輔時，部權已盡收於閣權之下。
明代的中國畢竟是人治的社會，掌權者個人的政治能力及其品質本性都決定着其行使權力的政治後果與政治影響。首輔是由一個個鮮活的人來擔任的，首輔"為相"的事功也必然受首輔的個體特性的影響。若心懷天下之首輔持重權，其可履行賢相之職，對國家機器的運轉可起拾遺補缺之功用，反之，由奸臣小人任首輔行相權，則必會惑君亂國。
制度沿革
明代首輔: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朱棣派翰林院官員解縉、胡廣、楊榮等七人入午門值文淵閣，參預機務，漸有"內閣"之稱。 起初，內閣諸輔臣雖有位次先後，但地位相近，職權也沒有明顯差異。後來，閣臣逐漸分化，"三楊"和陳循相繼在內閣中擁有了相對特殊的地位。大致到天順、成化年間李賢為首席輔臣期間，"首輔"產生並逐漸制度化。 到嘉靖年間，在諭旨、詔令中，明世宗首次正式使用首輔、元輔、首臣、首相等對首席內閣大學士加以稱呼。
嘉靖、隆慶至萬曆初年，內閣首輔權力較重。在內閣中，他們趨於專斷票擬，不僅主稿，而且不容其他閣臣置喙;在內閣外，他們對六部的影響力也較為強大。 與此同時，張璁、夏言、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相繼圍繞首輔之位展開激烈爭奪。 至張居正，內閣首輔的權力達到頂峰，一方面他是內閣的長官，閣僚則降為首輔的屬員;另一方面，部院員缺，特別是吏、兵二部尚書的推用，實際也均由張居正決定。
張居正死後，內閣首輔的權力在皇帝的不信任、內閣與六部的鬥爭以及宦官權力再次膨脹的情況下走向衰落。 包括內閣首輔在內的內閣大臣大都碌碌無為，浮沉守位，沒有再出現此前一類"權臣"。
清代首輔:清代內閣大學士中雖仍有所謂"領班大學士"(有時亦被稱為首輔或"首揆")，但與明代內閣首輔不可同日而語。具體分析清代閣臣狀況可知，清朝大學士的班次權力意義不甚明顯，閣臣彼此在職權上接近。
雍正七年(1729年)，清世宗設軍機處。乾隆初年，曾撤軍機處，改設"總理處"，不久復設"軍機處"。嘉慶四年(1799年)，軍機處列為正式的國家機構。軍機處中的權力，實際上主要由領班軍機大臣(或稱"首席軍機"、"軍機領袖"、"首樞"等)掌握。軍機處向例，凡京外章奏，有皇帝發交軍機處議處的折件，必須先待軍機領袖閱畢，再由他指定某位軍機大臣閱看，而其餘幾名軍機不得聚觀。軍機領袖對奏章的處置意見，其他軍機即使不同意，在值班時，也不允許表示反對。只有當一起被皇帝召見，命各抒己見時，方可直接向皇帝面述。但這樣的機會較少，而敢于堅持己見，不畏報復的軍機就更少了。所以，軍機處的意見，實際上是軍機領袖"一錘定音"。
早年，滿蒙大學士在入值軍機時間和常年供職人數等方面均處於絕對優勢，且以領班大學士兼任首席軍機大臣，始終位居權力結構的最頂端。至嘉道時期，伴隨漢大學士在國家中樞地位的上升，滿蒙大學士在軍機處行走人數、入值時間等方面的優勢均不再現，且較之以往首揆兼領首樞的現象大幅度減少，進而在朝局中的政治影響力明顯降低。這固然與軍機處的規範化和皇帝用人傾向等因素密切相關，但滿蒙貴族整體素質與治國能力的下降實為其主要原因。
軍機處設立早期，為避親貴之嫌，親王一般不入軍機。如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清仁宗顒琰命成親王入軍機辦事，至十月，因與定製不符，又命出直。咸豐年初，清文宗奕詝命恭親王奕欣入直，但也鑑於嘉慶朝事，旋亦出直。但辛酉政變後，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因擔心不孚人望，便籠絡親王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廷議恭親王為議政王，總理軍機大臣。後雖奕欣去位，但親貴執政已為定例。清末，親王擔任領班軍機大臣，成為常事。
宣統三年(1911年)，清廷廢軍機處，改設責任內閣(見清朝責任內閣)，成立了暫行內閣，時任領班軍機大臣奕劻擔任內閣總理大臣。
此外，《清史稿》中也存在將既未擔任過首席大學士、也未擔任過領班軍機但德高望重的大臣尊稱為首輔的情況，例如瓜爾佳·文祥。
首輔職權
在明代，一般而言，內閣首輔指大學士中入閣最早、資歷最深、加官最高者，而此人通常又最受皇帝信任，擁有相對重要的職權、地位。
其一，票擬權。票擬權起初並非由內閣輔臣獨享，更不為首席內閣大學士壟斷。但後來，票擬權逐漸專歸於內閣，在內閣之中又由內閣首輔執筆主稿，首輔委託則其他閣臣可以執筆。嘉靖以後，首輔趨於專斷票擬，不僅主稿，而且不容其他閣臣置喙。一方面，首輔極力維護其"主票擬"的地位;另一方面，其他閣臣一旦受命與首輔共主票擬，則意味着他將取而代之。此後，首輔的票擬權在天啟、崇禎年間，先後受到過魏廣微和倪元珙上書的衝擊，但大體維持了下來。
其二，對六部的影響。嚴嵩、張居正等內閣首輔在事實上控制了六部，張居正還試圖通過"考成法"使這種控制正規化。
其三，位次。隨着地位的提升，閣臣常擁有各部尚書的兼銜，但地位起初與六部的實任尚書不可同日而語，其後則慢慢反超，科舉讀卷時的次第反映出了這種微妙的變化。 內閣首輔一般官以"少師太子太師兼吏部尚書"，位列文臣之首。
此外，也有學者討論內閣首輔的"封還執奏"權(封駁權)，不過學界一般把封還執奏視作內閣整體的權力，其對於內閣首輔的專屬性似不明顯。
內閣首輔的實際職權因人、因時而異，行使職權的效果也是如此。由於內閣在制度上只承擔秘書、顧問工作而不能指揮六部等行政機構，也無監督百官執行之權，甚至被視作臨時機構，又由於宦官批紅權的牽制，故包括內閣首輔在內的內閣大學士最多只有"准宰相"的性質，並非真正的宰相。
歷史評價
對於內閣首輔的性質和地位，存在"宰相"、"開府之書記"、"輔相"等多種界定，當代學界主流觀點認為其並非宰相。嚴格意義上，在明代內閣制形成初期及清代等不強調內閣大學士職權差別的時代，不存在"內閣首輔"的概念。
張廷玉等《明史》:成祖簡翰林官直文淵閣，參預機務，有歷升至大學士者。其時章疏直達御前，多出宸斷。儒臣入直，備顧問而已。至仁宗而後，諸大學士歷晉尚書、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綸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閣權之重偃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諸輔之中，尤以首揆為重。夫治道得失，人才用舍，理亂興衰，繄宰臣是系。其賢邪忠佞，清正貪鄙，判若白黑，百世不可掩也。
梁啓超《李鴻章傳》:雖然，本朝自雍正以來，政府之實權在軍機大臣(自同治以後，督撫之權雖日盛，然亦存乎其人，不可一例)。故一國政治上之功罪，軍機大臣當負其責任之大半。
趙爾巽等《清史稿》:軍機處名不師古，而絲綸出納，職居密勿。初祗秉廟謨商戎略而已，厥後軍國大計，罔不總攬。自雍、乾後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於內閣而於軍機處，蓋隱然執政之府矣。
張廷玉等《明史》:成祖簡翰林官直文淵閣，參預機務，有歷升至大學士者。其時章疏直達御前，多出宸斷。儒臣入直，備顧問而已。至仁宗而後，諸大學士歷晉尚書、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綸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閣權之重偃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諸輔之中，尤以首揆為重。夫治道得失，人才用舍，理亂興衰，繄宰臣是系。其賢邪忠佞，清正貪鄙，判若白黑，百世不可掩也。
梁啓超《李鴻章傳》:雖然，本朝自雍正以來，政府之實權在軍機大臣(自同治以後，督撫之權雖日盛，然亦存乎其人，不可一例)。故一國政治上之功罪，軍機大臣當負其責任之大半。
趙爾巽等《清史稿》:軍機處名不師古，而絲綸出納，職居密勿。初祗秉廟謨商戎略而已，厥後軍國大計，罔不總攬。自雍、乾後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於內閣而於軍機處，蓋隱然執政之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