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
| 姓名 = 陈介祺
| 图像 =
| 图像说明 = 陈介祺
| 出生日期 = 1813年
| 逝世日期 = 1884年
| 国籍 = 中国
| 年代 = 清
| 籍贯 = 山东潍坊
| 研究领域 =
富收藏,精鉴别.工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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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介祺(1813~1884)清代篆刻家,清鉴赏家、文物收藏家。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匋父,山东潍县人(今潍坊)人.
目录
生平简介
自幼勤奋好学,聪颖强记。青少年时随父在京求学,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1835年(道光十五年)中举人,1845年( 道光二十五年 )中进士。此后10年间,一直供职翰林院,官至翰林院编修。
自号为“万印楼主人”
居京时广泛涉猎各种文化典籍,对于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学问,无不深入研究,而尤酷爱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曾向当时著名学者阮元求教质疑,并与何绍基、吴式芬、李方亦等许多金石学者互相切磋。他不惜巨资搜集文物,仅三代、秦汉古印一项,就有7000馀方。1850年(道光三十年),他在家乡潍县城内旧居建成“ 万印楼 ”一幢。在许瀚、吴式芬、何绍基等人协助下,他将所收藏的古印、封泥反复鉴别,系统整理,编成《簠斋印章》。 他在京时,目睹朝廷丧权辱国,不满官场腐败,咸丰四年(1854年)借口处理母亲的丧事返归故里,从此不再复出为官。从42岁辞官返籍,到72岁辞世的整整三十年间,陈介祺潜心于藏古、鉴古、释古、传古的事业中。42岁归故乡之前,他仅仅收藏到2000余方秦汉古印﹔但到1872年,他59岁时,藏印竟达到7000多方,其中有万印首品“婕妤妾?”白玉印和章法清新奇巧的巨印“日庚都萃车马”印等,都是古印中的绝世珍品。此后又得吴式芬所藏古印2000余方,使其藏印多达近万方。故命其斋为“万印楼”,自号为“万印楼主人”。被金石学界誉为“南有西泠,北有万印”。中国书协篆刻艺术委员会副主席、篆刻理论家韩天衡先生评价道:“万印楼不仅是潍坊的,也是中国的,乃至世界的。”
精于金石文字
在后半生的日子里,陈介祺逐步解决了经济困顿的生活,并将收藏范围扩大到古物研究的方方面面。除了万方古印外,还收藏了珍贵的青铜器天亡簋、兮甲盘、龙姞簋、纪侯钟等精品。他的藏品门类有青铜器、古印玺、封泥、陶器、陶文、铜镜、碑碣、古砖、瓦当等。门类齐全,无所不收,无所不富,无所不精。他收藏的商周青铜器有248件,秦汉铜器98件,石刻119件,古文字砖326件,瓦当923件,铜镜200件,封泥548方,陶器63件,陶文5000片,泉布、泉范、镞范数千件,铜造像、书画等,亦是质精量大,不愧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私人博物馆。他一生精于金石文字考证及器物辨伪,其《簠斋金石文考释》一书对较重要的青铜器均进行了精审的考据和释读。著有《簋斋传古别录》专门介绍拓片技法。[1]
被并誉为“南潘北陈”
他收集到秦代“ 铁权 ”(秤锤),别人以为是块“顽铁”,他却视为珍宝,妥藏入库。对于古陶文字,前人没有收藏、著录的,他独予重视,不仅搜集了很多齐鲁古陶,而且进行开创性的研究,著成《簠斋藏陶》一书。他鉴精藏富,治学严谨,多有创见,与江苏学者潘祖荫被并誉为“南潘北陈”。他收藏的文物青铜器最多,其中的毛公鼎,驰名中外。此古器内壁铭文多达499字,极为罕见。所作毛公鼎考释,对研究西周时期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著作
清代最著名的收藏鉴赏家陈介祺,中年辞官归潍县故里退隐,后半生以藏古、鉴古、释古、传古为己任,成为收藏最富、鉴别最精、传拓最佳,对于古器物及铭文考释多有创见的晚清金石学领域的杰出代表人物。
一生著述极为丰富,著有《十钟山房印举》《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簠斋藏古目》《簋斋藏古册目并题记》、《簠斋传古别录》《簠斋古金录》《簠斋金文考释》《簠斋藏镜》、《簋斋藏镜全目抄本》、《簋斋藏古玉印谱》等十馀种,还有后人辑的《陈簠斋尺牍》,也保留了丰富的学术资料。未曾发表的著述手稿十几种,1964年由其后人捐献给国家。他的大量文物和著作,为后人进行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秘藏毛公鼎
相传北京古董商苏亿年、苏兆年于咸丰二年(1852年)某日在西安一条窄巷中的小院里发现一只铜鼎,苏家兄弟见鼎腹内铸满铭文,知是宝货,但不露声色,假装好奇,打听如何处置此鼎。炉匠说打成铜门环出售,再问铜环可卖多少钱?炉匠扳指一算,说是30两银子。苏氏兄弟本是到西安收购古董而来,当即付银30两买下此鼎,转而向老主顾陈介祺兜售生意,出售此鼎。陈介祺当时正在北京为官,随即付给苏亿年白银一百两,叫他们兄弟速将铜鼎运京,鼎之价钱看货再议。陈介祺见了毛公鼎后欣喜万分,先将铜鼎锁入密室后,再付白银千两,算作鼎金。苏氏兄弟于是购房置地,从此享受暴发户生活,不再做古董买卖。
毛公鼎是西周青铜重器,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围145厘米。它的外形典雅庄重,半圆形深腹,兽形三足,双耳竖立,纹饰朴素,造型洗炼而简洁,浑厚而凝重。陈介祺获如此堪称国宝之物,怕树大招风,第二年便辞官携眷并带全部古器物返归潍坊故里,秘藏毛公鼎于县城新造房屋之中。
光绪十年(1882年),陈介祺病故,毛公鼎分给次子陈厚滋。后来其孙孝笙开钱庄亏本,在端方威逼利诱下于宣统二年(1910年)以万两银子将鼎卖给端方。这位两江总督不久呜呼哀哉,在其女嫁于项城袁府时,即以毛公鼎为陪嫁。项城袁氏虽是袁世凯家族,但对此鼎并无收藏之意,随即将毛公鼎抵押给天津俄国道胜银行。
民国十九年(1930年),美国来了个财大气粗的董事长,扬言出5万美元购买此鼎。消息传到叶恭绰处,叶怕毛公鼎流落国外,急忙从各方集资3万元,将鼎从道胜银行赎出来,藏于天津某地。当日军燃起侵略战火后,毛公鼎被运到香港避难。后来日寇又发动太平洋战争,毛公鼎来不及运走,在战争中失窃。也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毛公鼎并没有毁于战火,而是出现在商人陈克勤的上海公馆中。不久陈泳仁出巨资从陈克勤手中买下这件国宝。抗战胜利后,陈泳仁知道个人难以收藏这样一件无价之宝,于是捐献给国民政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