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印记(张良英)
作品欣赏
遥远的印记
那年我14岁，初中毕业，考上重庆航务学校，着实高兴了好几天，眼瞅着开轮船的美梦就要梦想成真了。没曾想在地区医院检查身体出了问题，告知我患有肺结核，被取消了入学资格。
活泼快乐的半大小子，成天就知道疯玩，身体从没感觉有什么不适，怎么就患有肺结核呢？真是难以想像，是真是假谁也说不清楚。被学校取消了入学资格的既成事实，伤心、流泪全都无济于事，只好听天由命了。回家等候，或许会有什么奇迹发生，全家人心里默默地祈求上苍保佑。
一个在农村里长大的孩子，虽然我从来没有鄙视过农民，但深知农村的艰难，不愿意像父辈们那样，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小小年纪之所以选择报考中专而不是高中，再上大学；就是想以这样的方式，尽早逃离当农民的命运。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命运作弄人呵！一纸体检不合格，退回县招生办的通知，这希望之舟，还不等扬帆呢，先就沉没了。
当时，国家正处于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各行各业竞相放卫星的年代。人们还没有从亩产万斤粮的梦幻中清醒过来，饥饿便接踵而来，人人必须就餐于照得见人影子的牛皮菜稀饭的集体食堂，从山上拔来点野菜都没有地方煮，因为家家户户的铁锅被砸来炼了钢铁。这一段时间，从同学中陆续传来信息：位于祖国的大西北，急待开发，因其落后与荒凉，招揽各种人才。不设门坎，无须任何手续，男女老少都可以，只要身体好，能劳动，肯吃苦，通通给予安排工作。
得到这样的信息，无异于落水之人，有了生还的希望。在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下，以逃离的方式，向西，一直向西。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不像现在农民进城打工，说走就走，想要出国也行。当然，也不光是筹足路费那么简单。首先取得在基层政府机关，农村人得公社一级部门同意，开出行的证明，事由必须正当且充足。否则是不允许外出，旅游更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绝对禁止的。政府为了维护大好形势，杜绝人口外流，买车票得出示通行证，沿途公安执法设关盘查，凡是检查出不合法外出流窜逃亡者，一律以破坏“三面红旗”论处，轻则押回原藉监督劳动，重则判刑劳教劳改。
这年10月，没有人陪拌与相随，我揣着家人托当大队长的远房亲戚，在公社开出前往兰州探亲的证明上路了。从坐上火车那一刻起，提心吊胆，心怦怦跳，孤独而慌乱。这是一个秋风瑟瑟的夜晚，街灯昏暗而阴沉，凄凉而又惨淡，火车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来到宝鸡车站，等候下一趟列车继续西行。
我在候车室里坐在行李上疲倦地闭上眼睛，突然一阵骚动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揉着惺忪的睡眼，发现几个操四川口音，穿公安制服的人在检查旅客的证件。还有一些着便装载红袖章的人在维持秩序，不允许候车室里的旅客随便走动。一时间呵斥声、哀求声响成一片。突然，不知谁家的孩子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孩子许是被这一阵骚动声惊吓的吧，当妈妈的怎么哄也哄不住，孩子一声接一声的哭着，这哭声越发使候车室里的人烦闷不安。有人时而由里向外，时而由外向里的来回游窜，这些人恐怕是没有通行证吧。看着这一切不禁让我想起渔夫在河里撒网捕鱼时的情景，那些被网住的鱼儿不也是这样地惊恐不安吗？
这时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悄悄地来到我身边小声问：“喂，小兄弟，你有没有证明？”
我疑惑地望着这位姑娘，模样说不上漂亮，衣着也很朴素，一副四川人打扮，让人一眼便认出是从四川乡里来的。但整个人显得娇小端庄，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干练的气质，特别是那对秋水般纯净的眼睛，直觉告诉我，她不是坏人。于是我告诉她，自已是去兰州探亲的，不怕检查，谢谢大姐的关心。
姑娘被我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一味地低着头，当听我说是去探亲的，不怕检查，特别是听我礼貌地唤她一声大姐时，姑娘惊喜地抬起头，那对因疲倦使周围带着黑圈的眼睛猛地一亮，马上对我说：
“兄弟，我是去西北找工作的，叫王柳云，身上除了一张选民证以外，其它什么证明也没有，如果被检查出来，肯定会被押回四川劳教。求你帮帮忙，待会检查时，你就说我是你大姐，送你探亲的，好吗？”
姑娘说完，由于营养不良而显得过份苍白的脸上泛起一片红晕，鼻子尖上沁出了一粒粒细细的汗珠。我知道肯不肯帮忙，对这位叫王柳云的姑娘来说，该是多么重要，要么被检查出来押送回四川劳教，然后再遗送回原藉监督劳动；要么蒙混过关，同自已一道远走他乡另谋出路。不用说，柳云姑娘在家里的日子一定也不好过，要不谁愿意抛家离舍，流落异地他乡，而且是一个姑娘家，说不定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我望着柳云鼻子尖上越沁越多的汗珠，决定帮助她。于是点了点头，并站起身来让她坐在自己的行李上，迎着越来越近的检查公安朝前走了几步。
“喂，旅客同志们，请不要随便走动，各自回到自已的位置上等候检查。”一个佩戴红袖章的人手里拿着个铁皮喇叭筒对着几个试图想溜出大门的人喊着。抬眼望去，只见大门两侧也站着几个戴红袖章的人，要想溜出去显然是不可能的，难怪王柳云不往外走反朝里来呢。
一个老公安朝我走来问：“小伙子，你是到哪儿去的？”
“兰州。”
“干啥去？”
“探亲。”
“有证明吗？”
“有。”我打开书包递上探亲证明。
老公安草草看过公社的探亲证明又问：“有车票吗？”
“有。”我赶紧将车票又递了过去。
“她是你什么人？”老公安把车票和探亲证明还给我时指着坐在行李上的柳云问。
“是我大姐，送我的。”接过车票我故作轻松地回答道。
“有车票吗？”那位老公安例行公事地朝前迈了一步向柳云问道。
“哦，有。”柳云一看检查到了自已，心里发虚，神色显得十分慌张，连忙把选民证递了上去。
老公安接过选民证略微看了一下，又重复问了一遍：“有车票吗？”
坏了，我一看事情要糟，柳云肯定没有车票，那阵子买车票必须出示通行证方可售票。有道是人急生智，我立即拿出刚刚检查过的车票，用两根手指头拧开朝老公安晃了一晃不慌不忙地说：
“有哇，这不是，喏，两张。”
“噢，”老公安瞟了我一眼算是通过了。把选民证还给柳云，转身朝其他人走去。检查总算过去了，我和柳云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兄弟，你真的有两张车票？”老公安刚走，柳云惊喜地问道。
“是呀！那还假得了，不信，你看。”我为自已的机灵和随机应变而喜行于色，得意地坐在柳云旁边，卖弄地把车票递给她。
柳云接过车票，原来是一张到西州的普通客票和一张加快票。当然应该是两张，老公安竟然没有看出来。后来当车站广播西去的列车进站的时候，我和柳云一起登上了开往西州的列车。车上我还在笑话老公安笨，连普通车票和加快票都不懂，还当啥子公安嘛。
“好兄弟，快不要那样说，老公安是好人，你还小，当然看不出来。”柳云望着越来越远的宝鸡车站对我说。
“你是说，你是说……老公安有意视而不见，放我们走的？”
“难道不是吗？由此可见世上好人还是多，比如老公安，还有兄弟你，真不知道怎样来感谢你们才好。”柳云眼含热泪感动地对我说。
尽管事情已过去了几十年，许多往事都渐渐淡忘了，唯有这第一次远行的记忆，时不时地会触疼到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成了永远的印记。[1]
作者简介
张良英，笔名佳璎，中国石油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