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手掌心
作品欣賞
近來讀了C·P·斯諾的《兩種文化》。這本書里談到的事倒是不新鮮，比方說，斯諾先生把知識分子分成了科學知識分子和文學(人文)知識分子兩類，而且說，有兩種文化，一種是科學文化，一種是文學(人文)文化。現在的每個知識分子，他的事業必定在其中一種之中。
我要談到的事，其實與斯諾先生的書只有一點關係，那就是，我以為，把兩種文化合在一起，就是人類前途所系。這麼說還不大準確，實際上，是創造了這兩種文化的活動——人類的思索，才真正是人類前途之所系。尤瑟納爾女士借阿德里安之口雲，當一個人寫作或計算時，就超越了性別，甚至超越了人類——當你寫作和計算時，就是在思索。思索是人類的前途所系，故此，思索的人，超越了現世的人類。這句話講得是非常之好的，只是講得過於簡單。實際上，並不是每一種寫作或計算都可以超越人類。這種情況並不多見，但是非常的重要。
現在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乍看上去離題甚遠：八十年代，美國通過了一個計劃，撥出幾百億美元的資金，要在最短時間之內攻克癌症。結果卻不令人滿意，有些人甚至說該計劃貽人笑柄，因為花了那麼多錢，也沒找出一種特效療法。這件事說明，有了使不盡的錢，也不見得能做出突破性的發現。實際上，人類歷史上任何一種天才的發現都不是金錢直接作用的結果。
金錢、權力，這在現世上是最重要的東西，是人類生活的一面，但還有另一面。說到天才的發現，我們就要談到天才、靈感、福至心靈、靈機一動等等，決不會說它們是某些人有了錢、升了官，一高興想出來的。我要說的就是：沉默地思索，是人類生活的另外一面。就以攻克癌症為例，科學家默默地想科學、做科學，不定哪一天就做出一個發現，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如果要約定一個期限，則不管你給多少錢也未必能成功。對於現代科技來說，資金設備等等固然重要，但天才的思想依然是最主要的動力。一種發現或發明可以賺到很多錢，但有了錢也未必能造出所要的發明。思索是一道大門，通向現世上沒有的東西，通到現在人類想不到的地方。以科學為例，這個道理就是明明白白的。
科學知識分子很容易把自己的工作看作超越人類的事業，但人文知識分子就很難想到這一點。就以文學藝術為例，我們這裡要求它面向社會、面向生活，甚至要求它對現世的人有益，弘揚民族文化等等，這樣就越說越小了。誠然，文學藝術等等，要為現世的人所欣賞，但也不僅限於此。莎士比亞的戲現在還在演，將來也要演。你從莎翁在世時的英國的角度出發，絕想象不到會有這樣的事。自然科學的成果，有一些現在的人類已經用上了，但據我所知，沒用上的還很多。倘若你把沒用上的通通取消，科學就不成其為科學。我上大學時，有一次我的數學教授在課堂上講到：我現在所教的數學，你們也許一生都用不到，但我還要教，因為這些知識是好的，應該讓你們知道。這位老師的胸襟之高遠，使我終生佩服。我還要說，像這樣的胸襟，在中國人文知識分子中間很少見到。
倘若我說，科學知識分子比人文知識分子人品高尚，肯定是不對的。科學知識分子裡也有卑鄙之徒，比方說，前蘇聯的李森科。但我未聽到誰對他的學說說過什麼太難聽的話，更沒有聽到誰做過這樣細緻的分析：李森科學說中某個謬誤，和他的卑鄙內心的某一塊是緊密相連的。倘若李森科不值得尊敬，李森科所從事的事業——生物學——依舊值得尊重。在科學上，有錯誤的學說，沒有卑鄙的學說;就是李森科這樣卑鄙的人為生物學所做的工作也不能說是卑鄙的行徑。這樣的道德標準顯然不能適用於現在中國的藝術論壇，不信你就看看別人是怎樣評論賈平凹先生的《廢都》的。
很顯然，現在在中國，文學不是一種超越現世、超越人類的事業。我們評論它的標準，和三姑六婆評價身邊發生的瑣事的標準，沒有什麼不同。賈先生寫了一部《廢都》，就如某位大嫂穿了旗袍出門，我們不但要說衣服不好看，還要想想她的動機是什麼，是不是想要勾引誰。另外哪位先生或女士寫了什麼好書，稱讚他的話必是功在世道人心，就如稱讚哪位女士相夫教子、孝敬公婆是一樣的。當然，假如我說現在中國對文藝只有這樣一種標準，那就是惡毒的誹謗。杜拉斯的《情人》問世不久，一下就出了四種譯本(包括台灣的譯本)，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國內尚未見到，好評就不絕於耳。我們說，這些將是傳世之作，那就不是用現世的標準、道德的標準來評判的。這種標準從來不用之於中國人。由此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在文學藝術的領域，外國人可以做超越人類的事業，中國人卻不能。
在文學藝術及其他人文的領域之內，國人的確是在使用一種雙重標準，那就是對外國人的作品，用藝術或科學的標準來審評;而對中國人的作品，則用道德的標準來審評。這種想法的背後，是把外國人當成另外一個物種，這樣對他們的成就就能客觀地評價;對本國人則當作同種，只有主觀的評價，因此我們的文化事業最主要的內容不是它的成就，而是它的界限;此種界限為大家所認同，誰敢越界就要被群起而攻之。當年孟子如此來評價楊朱和墨子：「無君無父，是禽獸也。」現在我們則如此地評價《廢都》和一些在國外獲獎的電影。這些作品好不好可以另論，總不能說人家的工作是「禽獸行」，或者是「崇洋媚外」。身為一個中國人，最大的痛苦是忍受別人「推己及人」的次數，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多。我要說的不是自己不喜歡做中國人(這是我最喜歡的事)，我要說的是，這對文化事業的發展很是不利。
我認為，當我們認真地評價藝術時，所用的標準和科學上的標準有共通之處，那就是不依據現世的利害得失，只論其對不對(科學)、美不美(藝術)。此種標準我稱為智慧的標準。假設有一種人類之外的智能生物，我們當然期望它們除了理解人類在科學上的成就之外，還能理解人類在藝術上的成就，故此，智慧就超越了人類。有些人會以為人類之外的東西能欣賞人類的藝術是不可能的，那麼我敢和你打賭，此種生物在讀到尤瑟納爾女士的書時，讀到某一句必會擊節讚賞，對人類擁有的胸襟給予肯定;至於它能不能欣賞《紅樓夢》，我倒不敢賭。
但我敢斷言，這種標準是存在的。從這種標準來看，人類僥倖擁有了智慧，就該善用它，成就種種事業，其中就包括了文學藝術在內。用這樣的標準來度量，小說家力圖寫出一本前所未有的書，正如科學家力圖做出發現，是值得讚美的事。當然，還有別的標準，那就是念念不忘自己是個人，家住某某胡同某某號，周圍有三姑六婆，應該循規蹈矩地過一生，倘有餘力，就該發大財，當大官，讓別人說你好。這後一種標準是個人幸福之所系，自然不可忘記，但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前一種標準也該記住一些。
一個知識分子在面對文化遺產時，必定會覺得它浩浩洋洋，仰之彌高。這些東西是數千年來人類智慧的積累，當然是值得尊重的。不過，我以為它的來源更值得尊重，那就是活着的人們所擁有的智慧。這種東西就如一汪活水，所有的文化遺產都是它的沉積物。這些活水之中的一小份可以存在於你我的腦子裡，照我看來，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保存在文化遺產里的智慧讓人尊敬，而活人頭腦里的智慧更讓人抱有無限的期望。我喜歡看到人們取得各種成就，尤其是喜歡看到現在的中國人取得任何一種成就。智慧永遠指向虛無之境，從虛無中生出知識和美;而不是死死盯住現時、現事和現在的人。
我認為，把智慧的範圍限定在某個小圈子裡，換言之，限定在一時、一地、一些人、一種文化傳統這樣一種界限之內是不對的;因為假如智慧是為了產生、生產或發現現在沒有的東西，那麼前述的界限就不應當存在。不幸的是，中國最重大的文化遺產，正是這樣一種界限，就像如來佛的手掌一樣，誰也跳不出來;而現代的主流文化卻誕生在西方。
在中國做知識分子，有一種傳統的模式，可能是孔孟，也可能是程朱傳下來的，那就是自己先去做個循規蹈矩的人，做出了模樣，做出了樂趣，再去管別人。我小的時候，從小學到中學，班上都有這樣的好同學，背着手聽講，當上了小班長，再去管別人。現在也是這樣，先是好好地求學，當了知名理論家、批評家，再去匡正世道人心。當然，這是做人的訣竅。做個知識分子，似乎稍嫌不夠;除了把世道和人心匡得正正的，還該干點別的。由這樣的模式，自然會產生一種學堂式的氣氛，先是求學，受教，攢到了一定程度，就來教別人，管別人。
如此一種學堂開辦數千年來，總是同一些知識在其中循環，並未產生一種面向未來、超越人類的文化——誰要罵我是民族虛無主義，就罵好了，反正我從小就不是好同學——只產生了一個極沉重的傳統，無數的聰明才智被白白消磨掉。倘若說到世道人心，我承認沒有比中國文化更好的傳統——所以我們這裡就永遠只有世道人心，有不了別的。
總之，說到知識分子的職責，我認為還有一種傳統可循：那就是面向未來，取得成就。古往今來的一切大智者無不是這樣做的。這兩種知識分子的形象可以這樣分界，前一種一世的修為，是要做個如來佛，讓別人永世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後一種是想在一生一世之中，只要能跳出別人的手掌心就滿意了。我想說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做後一種知識分子，因為不管是誰的手掌心，都太小了。[1]
作者簡介
王小波（1952年-1997年），中國當代著名學者、作家。代表作品有《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黑鐵時代》等。 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於北京。他先後當過知青、民辦教師、工人。
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1980年王小波與李銀河結婚，同年發表處女作《地久天長》。1984年赴美匹茲堡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求學，2年後獲得碩士學位。在美留學期間，遊歷了美國各地，並利用1986年暑假遊歷了西歐諸國。1988年回國，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任教。1992年9月辭去教職，做自由撰稿人。王小波無論為人為文都頗有特立獨行的意味，其寫作標榜「智慧」、「自然的人性愛」「有趣」，別具一格，深具批判精神。師承穆旦（查良錚）。
他的唯一一部電影劇本《東宮西宮》獲阿根廷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獎，並且入圍1997年戛納國際電影節。1997年4月11日病逝於北京，年僅45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