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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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罪己詔 別名： 口諭或文書 主要用途： 帝王自省或檢討自己過失 用意： 檢討自責，回攬人心 |
"罪己詔"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現問題，國家遭受天災，政權處於安危時，自省或檢討自己過失，過錯發生的一種口諭或文書。它通常是在三種情況下出現:一是君臣錯位，二是天災造成災難，三是政權危難之時。用意都是自責，只是情節輕重有別。[1]
目錄
淵源
在古代的典籍里能夠找到的"罪己詔"模本，是《尚書》中的《湯誥》和《秦誓》。文字比較詳細並且能夠作為模本的，是《呂氏春秋》里出現的這句後代"罪己詔"常用的格式語言:"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講的是商湯罪己的故事。所以，"罪己詔"的起源，古人認為是從"禹、湯罪己"開始的。據古籍記載:大禹登上帝位後，有一次，無意中看見了犯罪的人，就傷心地哭了起來，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時，民皆用堯舜之心為心，而予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禹見民心渙散，深感內疚，認為自己沒有當好這個帝王，於是自省自責，主動承擔失查和保護的責任。商滅夏後，湯也布告天下，安撫民心，此布告史稱《湯誥》。在"湯誥"中，湯檢討了他自己的過錯。禹、湯"罪己"，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後來經附會神化，遂成為後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詔"。
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亂之後，他擔心"家國多難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煩惱"(《詩經·周頌·小毖》)，就反思了禍亂產生的原因並做詩自誡:"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大意是:沒人把我來牽扯，禍害拖累自己找)。《尚書·秦誓》記述了秦穆公也曾在勞師遠征慘遭敗績、付出數萬將士的性命後，做了"罪己詔"，結語曰:"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提出了一國之君與 國家安危的關係:國家有危險，是因為我一人之過;國家安寧，也是因為我的原因。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地頒布"罪己詔"的人是漢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有人建議漢文帝要早立太子，漢文帝不同意，就頒"詔"說:"朕既不德……"意思是說，如果我現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同年冬天，漢文帝又下了一個"罪己詔"。
古代帝王"罪己詔"的資料，除《二十五史》的帝王本紀之外，還有《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長編》、《續資治通鑑長編補遺》、《續資治通鑑》，以及宋代的《冊府元龜》，明實錄，清實錄，清朝的東華錄和歷代的記事本等等。有位叫蕭瀚的學者，在唐太宗全集中就找到了二十八份唐太宗的"罪己詔";在"二十五史"中找到下過罪己詔的周成王下了二百六十份"罪己詔"，另外還有四份，一份是漢武帝著名的"輪台詔"，兩份是崇禎皇帝的"罪己詔"。
如果包括袁世凱在內的話，在中國歷史上，總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過罪己詔。最早的一份是漢文帝在公元前一七九年下的，最後一份是民國五年(公元1916年)下的，整個時間跨度為兩千零八十五年。如果以"二十五史"為限的話，那麼最後一份"罪己詔"頒布的時間應為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時間跨度是兩千零七十四年，平均八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詔。
各朝下"罪己詔"的皇帝數量分別是:若包括呂后的話，兩漢有十五位下過"罪己詔";接下來三國有一位，就是魏文帝;再有吳國兩位、兩晉七位、南朝十四位、北朝一位、隋朝一位、唐朝八位、五代六位、宋代七位、遼代一位、金代一位、元朝四位、明朝十一位、清朝八位。
適用範圍
君臣錯位
這樣的"詔"主要是發現問題後自責。晉武帝時曾明令全國選美，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採擇未畢，權禁天下婚嫁。"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帝王要盡享天下美色，誰也奈何不得。唐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敕監軍奉令到揚州選美女。監軍要揚州節度使杜悰，也參與其事，杜悰以"不敢預聞"，拒絕了。為此，監軍告了杜悰御狀，並請皇上下令節度使選美。唐武宗由大臣的抵制省悟出此舉不妥，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也。朕甚愧之!"
唐太宗時有一個叫黨仁弘的大將，他在做廣州都督時，貪污了大量錢財。這件事被告發後，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將其依法判處死刑;可是，因為唐太宗一直很重視黨仁弘，認為他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人才，捨不得殺;於是，便下了一道聖旨，取消大理寺的判決，改為撤銷職務、流放邊疆的處分。之後，唐太宗心裡很不安，感到自己是出於個人感情，置國家法律於不顧，很不應該。接着就把大臣們召來，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檢討說:"國家的法律，皇帝應該帶頭執行，而不能出於私念，不受法律制約，失信於民。我袒護黨仁弘，實在是以私心亂國法啊。"唐太宗也就寫了一道"罪己詔"檢討說:"我在處理黨仁弘這件事上，有三大過錯:一是知人不明，錯用了黨仁弘;二是以私亂法，包庇了黨仁弘;三是獎罰不明，處理得不公正。"
天災造成災難
像"禹、湯罪己"就是，再有，魏文帝的時候，因為發生日食而有人彈劾三公，魏文帝則在朝批時說:不能委過於丞相，而應該由我來承擔這個責任。在元仁宗和順治皇帝身上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發生了災禍都應該我來承擔，這是上天對我的譴告，我必須真心誠意讓上天知道，我願意把事情做好，願意對人民負責，也願意對你們負責。
成湯革命，滅夏建商。始建國，逢大旱，心急如焚的湯，誠惶誠恐地向天帝祈禱求雨，說: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臣僕的善惡我也不敢隱瞞，這些您心裡早就清清楚楚。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牽連天下萬方;天下萬方若有罪，都讓我一個人來承擔。(《論語·堯》)《論語》同篇還記載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漢文帝後元元年(公元前163年)曾下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過歟?…將百官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歟?何其民食之寡乏也!"漢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托於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毀壞宗廟，朕甚懼焉。"
政權危難之時
唐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唐玄宗在狼狽逃亡途中，曾幾次和着眼淚"罪己"，因為情況緊急，也來不及擺譜頒詔稱敕，是直接與百姓士兵面對面，當眾認錯，做自我批評。先是，一位勇於講真話的草民代表郭從謹對皇上說了一席大實話:皇上昏昧，不聽忠言，視反賊若寶貝，近臣阿諛，用假話討得皇上歡心，今日之禍，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這種地步，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當面講實話呀!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認:"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處死楊國忠、楊貴妃後，隨行軍士聲言要離開。唐玄宗以彩綾賞賜士兵，並親自說服動員，公開承認自家老糊塗，用人失誤，致有今日，"朕甚愧之"。
唐代在危難時刻發過"罪己詔"文本的，是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就先後有幾個節度使反叛。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長安失守，德宗倉皇逃亡，被叛軍一路追殺至奉天城(今陝西乾縣)。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頒《罪己大赦詔》，曰:
立政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致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征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眾庶勞止。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民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里，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起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靦面，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賴天地降佑，人只協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群盜斯屏，皇維載張。將弘遠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省前非……
功用
"罪己詔"，作為中國古代帝王對災難和過錯的反省、自檢，有它的積極作用，一來表達了他們為了國家和人民，願意把事情辦好的願望;二來籠絡人心，造成一個團結一心的局面。這就是"罪己詔"的行為和功用。
使帝王頭腦清醒
漢武帝在他下的"輪台罪己詔"中自責悔過("深陳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擾勞天下"，決心"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還有選美女一事。唐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敕監軍在揚州選美女，禁止老百姓婚嫁("採擇未畢，權禁天下婚嫁。")因為節度使杜悰拒絕參與，被監軍參了一本。唐武宗得知後，想到選美可能會給老百姓造成災難，頭腦這才清醒過來，立即命令監軍停止選美，用實際行動悔過。
白居易為罪己詔寫詩
求得人們的理解和諒解
求得人們的理解和諒解，保持行動上的一致性 白居易寫的《賀雨》詩，就是一種對帝王的理解和諒解。詩中說的是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迄翌年春，持續大旱，帝乃"罪己"求雨，雨降。白居易《賀雨》詩曰:
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懼歲成災凶。遂下罪己詔，殷勤告萬邦。帝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順人人心悅，先天天意從。詔下才七日，和氣生沖融。凝為油油雲，散作習習風。晝夜三日雨，淒淒復蒙蒙。萬心春熙熙，百穀青芃芃。人變愁為喜，歲易儉為豐。乃知王者心，憂樂與眾同。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小臣誠愚陋，職忝金鑾宮。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為聖，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
再有: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長安失守，德宗倉皇逃亡，被叛軍一路追殺至奉天城(今陝西乾縣)。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頒發了一道《罪己大赦詔》，詔中文字真摯動人,很有感召力，據史料記載，唐德宗頒"詔"後，"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民心軍心為之大振，不久，動亂即告平息。
事危抱佛腳的
中國古代帝王的"罪己"言論也屬"詔"的範疇，但與布告天下的"罪己詔"，卻有很大的不同:前者隨時都可發，範圍小，不受重視;後者通常都是到了萬不得己時，才"詔"的。這個"不得己"主要是指帝王的生命、皇位、國難之時，像宋朝徽宗趙佶、明朝崇禎朱由檢等，他們的"罪己詔"都是面對亡國之難時才做出的。這裡說的"罪己詔"指的是末了時的"罪己詔"，不包括重大失誤後的"罪己詔"。重大失誤後，反對的呼聲太強烈，下不了台的帝王，頒布一道"罪己詔"，就能得到原諒，平息眾怒，重獲"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