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豆得豆
作品欣賞
扁豆和野草一樣皮實，對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濃綠的枝蔓漫捲一片，頂着花蕾卷向高處，又綴着果實卷下來。往往被人太在乎的東西，倒是難得存活。
雇用清潔工
去尼日利亞之前，我就一再在住房申請上請求大使館分一幢帶後院的房子給我們。根據我有限的知識，非洲的植被不同於中國和美國，我怕買不着吃慣的蔬菜。到達阿布賈之後，打開客廳的後門，果然有一片不小的院子，一看就是被冷落了許久的。
第二個禮拜我設宴邀請了管理員，意圖拉攏他，讓他准許我在院子裡開個中國蔬菜農場。這意味着要毀掉院子裡現存的草坪和一部分花木。荒蕪儘管荒蕪，畢竟勉強可以叫它後花園。管理員表示他對我的墾荒計劃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並告訴我院裡雇用的清潔工可以做我的幫手，打發給他三兩百尼拉就行。三百尼拉等於美金兩塊八角，看來殖民的悲壯歷史就是這樣譜寫的。
清潔工是個三十來歲的瘦子。不過尼日利亞人幾乎個個都瘦，所以瘦不能作為一個形象特徵。其實我早就留神他了。他穿一身墨綠工作服，戴一頂棒球帽，早上七點就來掃院子。他掃地的姿態很痛苦，兩手握一把一尺多長的掃帚，掃起來人得弓成一百二十度。掃帚是用一種草枝紮成，很像中國的老式刷鍋刷子，與其說他是掃院子，不如說是刷院子，一寸一寸地刷，院子便給他刷成了偌大個鍋，乾淨得可以盛食物了。常常聽見那堅硬的刷地聲響在我窗外，卻看不見人，可想他彎腰弓背的功夫了。一天我拿了美國帶去的長柄掃帚，示範他如何使用，他卻誠惶誠恐地笑了，說：「夫人，那樣會掃不乾淨的。」我說美國人和中國人都這樣掃地，都掃得很乾淨。他又笑，真正的明目皓齒，說：「非洲人都這樣掃，從來都是這樣掃。」說着他又一百二十度地折下腰，掃着向前走去，後脊樑上的脊椎骨尖溜溜一串，清晰地戳在他的墨綠工作服下面。為五斗米折腰，折成這個角度，折這麼長久，讓我心裡出現些模糊不清的感慨。
實施墾荒計劃
一個星期一的早晨，我把我要在後院實施的墾荒計劃告訴了他。他聽了一半已經咧嘴笑了。這天太陽特暴，早起的氣溫就有四十度。我戴一頂麻制草帽，穿一件白亞麻布襯衫，若在一個電影鏡頭裡，我大概就是女種植園主了。兩三百尼拉就能墾一片荒，我也開得起千頃橡膠園，我也會發死。等我張開嘴時，兩三百卻成了一千七，一個準確而肯定的數字，像經過深思熟慮吐出的。講出這個價碼，連我自己都覺得冷不防。
「一千七百尼拉，你認為公道嗎？」我問他。他只看着我。也許他嫌少？也許他要跟我還價？所有的尼日利亞人都把討價還價作為娛樂，你不給人家娛樂怎麼行。我在想，假如他往上抬價，我該怎麼壓。可他突然說：「願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中午，我發現後院的草坪消失了，成了三條齊齊的田壟。壟面上鋪了一層和着畜糞的肥土。我從來沒有種過菜，打開一包中國帶來的菜籽，便大手大腳地播撒起來。五分鐘之後，三壟地全下了種：扁豆，尖椒，香菜，上海青，雞毛菜。過後的兩天，我完全忘了菜園的事，第二天傍晚去游泳池，路過後院，突然見一片密密的綠芽，苔蘚一樣東一塊西一塊。原來撒種籽大有講究，像我這樣的大手筆，後果就是稠的太稠，稀的太稀。十多天以後，扁豆吐須了，我隔着客廳的玻璃門，看見清潔工扛了一些樹幹，支在扁豆苗旁邊。他原來十分有心，樹幹是打理院內樹木時砍下的亂枝，他卻沒把它們做垃圾扔掉，搜集起來，打得溜光。其實這並不是他的分內工作。
又過了兩個星期，按菜籽包裝袋上的說明，第一期收穫就該此時開始了。但上海青還不比雞毛菜大多少。我想起「拔苗助長」這句話來。我蹲到兩條田壟之間的空隙里，拔下一把菜秧子，掐去根須，摘掉黃葉，站起身發現這樁農活竟讓我幹了一個多小時。晚上把袖珍青菜炒了一下，緊翻慢翻，大部分還是成了一股清香的水蒸氣飄逝而去，盛進盤子裡的一點兒，就像孩子玩過家家了。但市場上買回的菜太老，纖維又結實又多，簡直可以在肚裡紡線。相比之下，這一口青菜就是宮廷極品了。
化肥毀了菜園子
因為菜種得太密，上海青始終小巧玲瓏，沒有長出它們應有的體積和高度。但它們還是一度成了我們晚餐桌上的主角，天天登場。來不及吃的，絞碎了做餃子餡兒。最後吃出一個真理：再美味的菜也經不住這樣吃。於是決定改種韭菜和黃瓜。播種十多天之後，地面才出現一點綠影子。又過一陣，能看見幾撮綠色髮絲了，在傍晚的雨中伏搖，奄奄一息。這天看見清潔工站在地頭上，偏着臉看它們。似乎不把臉偏成那個角度，根本無法看清那若有若無的韭菜苗。他也和我一樣為韭菜的病弱發愁。在此之前，我和他簽了非文字的協議：他替我拔草澆水，總之菜園裡有什麼零活他就順手做了，我每月付他一千尼拉。我走出客廳後門，他問我這是什麼菜？就該這樣細嗎？我說至少該粗十倍才對。他說那就是缺肥。我怕在飯桌上聯想到有形有色的畜糞來，就決定使用化肥。
賣化肥的人教了我施肥的方式和劑量，我大致轉述給了清潔工：兩種白色粉末，攙和在一塊，撒到土裡就行了。他有點猶豫地看着我，問道：「那個賣化肥的人聽懂你的話了嗎？」他是指尼日利亞的生意人常常沒聽懂英文就熱情地一個勁說「Yes！」我說反正施化肥也不是多偉大的科學，就照他說的做吧。
第二天一早，我端着咖啡踱到後院，一下子驚呆了。三壟地除了爬得一人多高的扁豆之外，全是一片灰白。化肥不僅把菜苗燒死，簡直就給它們來了一場火葬。用手指碰一碰韭菜，落在指尖上的就是一點兒灰燼。施得過量的化肥白茫茫地浮在泥土上，夜間的雨都未能溶解它。是錯在我沒有把劑量聽清，還是錯在清潔工沒聽懂我的話也熱情急切地說「yes！」了？或許化肥壓根就是偽劣品，就像充斥尼日利亞市場的偽劣品一樣？不知哪個環節上的大錯，毀掉了我的中國菜園。
回到屋裡，我發現清潔工沒有按時出現在後院。有時從樓上看見他在剪枝或掃地，忙換上鞋，開了門出去，但一到院裡，又看不見他的人影了。幾次之後，我明白他在有意躲我。菜園就死在那裡，倖存的扁豆從廢墟中爬出，孤零零地一點一點向高處爬去。正是雨季，野草借了化肥的養分，每時每刻地拔節，很快菜園又要恢復成那個冷清荒蕪的院子了。
漸漸地我也不想為難清潔工了，他躲我，我也不主動去找他。發工資的日子在迫近，面對一個毀了的菜園，我不知拿出錢時兩人會不會尷尬。我想告訴他：「沒關係，這又不怪你。」但他不一定會相信我。
惟有扁豆仍青綠
一天下午，大概離「化肥事件」有十來天時間了，我在家裡寫作，聽見院子隔壁又是唱又是說。隔壁是女傭和警衛們的宿舍，所有人都在那邊熱鬧，不斷有人穿過前院，跑到游泳池邊上的公共冰箱去取冰塊取飲料，瓜果也是預先切好冰鎮下的。做晚飯時，我問我家的女服務員希望小姐，下午他們在熱鬧什麼。她說是在開歡送會。歡送誰呀？那個清潔工，他被調離了。為什麼要調離呢？這就不知道了。美國大使館有好幾個宿舍區，他被調到另一個宿舍區去了。我想很可能是他自己要求調離的，他認為在這院裡捅了婁子，留了把柄，長待下去是不妙的。他對我給他的這份工作太小心翼翼了。這樣的小心是從他的祖輩傳下來的，從殖民時期貫穿到現在，已早早流淌在他的血液里，他的潛意識中。假如我告訴他我的家鄉上海曾經也是殖民地，他大概會覺得，我們之間平等是有可能建立的。
我們的晚餐桌上開始出現扁豆。不僅我們的餐桌，鄰居的餐桌也有這道中國菜了。扁豆的生命力怎麼這樣強呢？爬到了架子的頂梢，無處再爬，就把帶着微紫小花的須冉指到天上去了。最早的豆莢已炸裂，豆種已自擇落腳之地，第二代的苗兒已生長出來，東一株西一株，長得散漫自由，很有非洲氣派。其實我很少去後院了，不願看一塊傷疤似的。但扁豆和野草一樣皮實，對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濃綠的枝蔓漫捲一片，頂着花蕾卷向高處，又綴着果實卷下來。往往被人太在乎的東西，倒是難得存活。[1]
作者簡介
嚴歌苓，女，漢族，1957年11月16日生於上海，現為美籍華人，是海外華人作家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享譽世界文壇。其以中、英雙語創作小說，是中國少數多產、高質、涉獵度廣泛的作家。其作品無論是對於東、西方文化魅力的獨特闡釋，還是對社會底層人物、邊緣人物的關懷以及對歷史的重新評價，都折射出複雜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識。代表作品有：《小姨多鶴》、《第九個寡婦》、《赴宴者》、《扶桑》、《穗子物語》、《天浴》、《寄居者》、《金陵十三釵》、《鐵梨花》等等。嚴歌苓身兼好萊塢編劇協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和奧斯卡最佳編劇獎評委。其作品被翻譯為英、法、日、泰、荷、西等多國文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