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上的巨变(万郁文)
作品欣赏
田野上的巨变
那个年代，不只广汉，全国的农村都是高举着人民公社的大旗，高唱着亩产过万斤的口号，弄虚作假，谎报产量，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峻，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还要大量向省外调配粮食。穷、苦让中国大地上的老百姓一过就是二十多年，在这种状况下，填饱肚子成为广汉农民的第一需求。向阳的老百姓，缺吃少穿的日子让他们的血管里积累了一股激流，他们为解决吃饱饭的问题，也在自己寻找路子。穷则思变，早在1976年，当地的老百姓就按捺不住对川西平原春天的描述——“麦苗儿青来菜花黄”的向往，开始了冒险行动，他们悄悄自由组合，超产自留。这样一来，社员出工积极主动，卖力苦干，“晨星锄禾忙，戴月收麦谷”，希望的田野上长出了庄稼，自留地里瓜果满园，农家有饱饭吃了，日子不再紧巴巴的了。但是这毕竟是家家户户的老百姓自己悄悄的“地下活动”，不能见天。
1977年，时任广汉县委书记的常光南在调研农业生产情况时，发现西高公社的一个生产队生产相当好，水稻、玉米都比周围生产队的长得要茂盛些，要高一些。他询问得知，这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人、土地和任务都分了。
当时，群众当中有部分人开始偷着搞包产到户，河边、路边、沟边，还有自留地的庄稼长得相当好。这引发了常光南的思考：“为什么这些地里的庄稼能长得好，生产队的却长得不那么好？”
常光南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本来让群众搞就能搞好，关键就是没敢让群众自己搞。
增产的事实摆在那里，道理也渐渐清晰，但“包产到组”仍是人们不敢触碰的“禁区”。在当时，“包产”意味着要撤销作为基础的生产队，这是一个“大问题”。
1978年年初，广汉县将金鱼公社确定为“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改革试点，即每个组在完成产量指标后，超产部分按一定比例奖励给该组社员。把生产的主动权重新交还给农民，将奖惩与工效挂钩，这就是“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的初始模式。
到秋天，一份金鱼公社的包产到组情况交到常光南手中，“2万多亩土地，增产了503万斤粮食，一亩田平均增产了200斤还多点”。定产到组实现粮食增产增收的实践成功了。
但是没有明文规定，公社不敢大张旗鼓地干，人人心里也是十分忐忑，好不容易挨到年底。197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文肯定广汉的农业改革实践。两天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有上面的支持，“农业包产搞得好，工业包产也搞得好”的向阳公社，悄悄开启了一场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春天的故事》唱响中国大地，改革的春风徐徐吹来。1979年，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在向阳公社召开会议进行改革试点，成立工业公司管理企业经营，成立农业公司管理农业生产，将供销社改为商业公司负责商业流通。3个公司分别制定了“定、包、奖”的考核机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为统筹和协调3个公司的关系，后来又成立了农工商联合公司，统管全公社经济工作。至此，人民公社的经济管理职能已经不起作用，人民公社的牌子已经成为一个空壳。但是，牌子依然挂在那里，与农工商联合公司在体制上相互摩擦，成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障碍。
1980年3月，常光南书记在成都参加由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召集的关于广汉改革的座谈会时，第一次当着省委领导的面，谈了“取消人民公社”的话题。省委决定在广汉试点，只是没有文字批复。常书记回到广汉后，立即在向阳旅社2楼会议室，传达了上级意见，决定恢复乡级建制，摘下人民公社牌子。会议定了“三不”纪律：“不准宣传、不准广播、不准登报。”
那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在广汉的向阳镇，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事件。
1980年4月的一个静悄悄的夜晚，两个多月不回家的公社主任钟太银扛着一块木板，悄悄地来到公社门口，把那个写作“人民公社”的牌匾取下，换上他亲自手写的“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匾。这在当时来说，是要冒一定的风险，后果不知如何。当然，这块牌子是人心所向，更是时代所需，这位已经做好离婚准备的钟太银，勇敢地站了出来。这块牌子看起来是木质的，可它的分量却是金子铸成，这块牌子在广汉、在四川、在全国如一声惊雷，唤醒了沉睡的田野，唤醒了向往美好生活的人们，向阳镇这种敢为人先的壮举，让向阳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从人民公社变为实行党政分工、政企分开体制的乡。
这一改革随之在全国推开，由此确立了我国农村基层政权新体制。
正是在这块牌子的指引下，向阳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向阳人民走上了康庄大道、走上了致富之路。
广汉的做法得到四川省委的支持，省委支持广汉扩大试点。于是，“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经验，不但迅速在省内广泛推广，而且写进了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问题的决策（草案）》中。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
广汉向阳率先摘掉人民公社的牌子，恢复乡人民政府建制的举措，犹如川西平原上吹来的一股春风，开启了农村改革的大门。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以广汉向阳为代表的乡镇的变化在哪里呢？在农村体制改革的春风中，广汉的田野发生了巨变。我看到，在向阳、在松林、在三水，到处充满生机，美景连连。那里，再也看不到那种茅草覆盖的土泥墙，甚至看不到青瓦房，眼前的农居是一栋栋令人羡慕的别墅，像盛开在绿野中的花朵；再也看不到一条条尘土和碎石铺就的小路，脚下是宽敞平坦的水泥路和“绿道”，穿梭在果实累累的庭院树旁；再也看不见河滩上乱草重生，砂石遍地，眼前是美丽的湖水、柳条、曲桥和水上娱乐公园。令我惊叹的还有村中的猪圈书吧、咖啡小屋、古朴茶座，甚至还有悠扬的琴声飘动在散发着果香的林间。各乡镇因地制宜，成果累累。在松林镇，水果种植面积达三万余亩，水果以桃、梨、柚为主，品种80余种，各类水果全年产值达一亿元。乡政府以瓜果之乡的特色，以实现“宜商宜居”的发展思路，着力打造“春可赏花、夏能纳凉、秋可尝果、冬能游泳”的四季游方案，以实现新村建设、旅游发展、文化传承、和产业发展的相互融合。三水镇利用三条江的水利资源，改善环境，引入大闸蟹养殖基地，打造湖海花泉水世界、澳洲龙虾基地，打造休闲水街、水岸咖啡、台湾生态园，建造以农业体验为发展核心的集餐饮、垂钓、游船、竞技、娱乐、酒店、民宿、采摘、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度假基地。向阳镇，这个农村改革的标杆，更是成绩斐然。已经实现了全镇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城镇民营经济有300余家，去年全镇农民人均收入达18375元。向阳镇还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肉牛交易屠宰市场，牛杂火锅名扬四川。
这足以让我认识到农村的巨变，田野的巨变。而让我感到真正的巨变，是人们思想上、意识形态上的变化。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中国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谚语。过去，在广汉农村，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毕竟和城市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年轻人读了书，都想走出去创造新的生活，获得更高的价值。可是现实中农村发生的巨变，颠覆了他们的认识，农村不再是贫穷的代言人，而是成了聚宝盆。在现实面前，他们又找到了自己的出路。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的目标“新房屋、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让年轻人感到农村和城市已经谈不上有多么大的区别了。看，各村委会建立了文化站、图书室、放映室。在图书室里，有文化类的书籍、养殖技术书籍，还有儿童百科全书；坝坝电影也是不定期的放映，影片可以和城市上映的同步；搞得最好的要数文化活动，村委会不但建立起舞蹈队、合唱团，书法班，而且每天晚上在广场上还热闹非凡的“广场舞”；各乡镇还不定期地举办各类展览……这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居住的地方又比城市舒适，您说，外出的人员还不想回来吗？
在镇上，我们遇见几位回家创业的年轻人，一位20多岁的男青年告诉我们：“以前，出门看到一片山还是一片山，没有尽头，除了贫穷还是贫穷，心里想的就是一定要冲出去。而现在，遍山果园就是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我是搞影视创作的，这里有很多新农村建设可歌可泣的故事，值得我去写，值得我去拍，这里有我施展才华的平台，我为什么要离开呢？”一位销售咖啡的姑娘说：“城乡统筹，打造新农村太好了，以前只有城里人才喝咖啡，现在城里的生活方式也是农村人的追求，因为这里也有了消费人群。”一位放弃在城里过着的滋润生活，而把城里的元素带到乡下来打拼的中年人，侃侃而谈他的创意和设想，他要让更多的城里人爱上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园一景。他说，在这里可以大手笔画他的蓝图，在这里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何乐而不为呢；说得多好啊，看着他们年轻的身影，听着他们铿锵有力的声音，我觉得如雷贯耳，我不仅看到了农村的新面貌，还欣喜地看到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和远大的、美丽的理想。
我深深感到，改革开放四十年翻天覆地，广汉及所属的向阳镇走出了困境，走在了一条金光大道上。特别是向阳镇跨入了全国百颗“中国乡镇之星”行列，是率先实现小康的乡镇之一，被评为全国重点镇、国家级生态镇和全国卫生镇，纳入四川省统筹城乡试点，成为全省“百镇建设试点行动”首批工业型试点镇。
离别广汉，我想起了一首歌曲：山也笑、水也笑、你看祖国大地满园春，形势无限好啊；天也新、地也新，一代革命新人在成长，一片新面貌啊。真的，这就是广汉、这就是向阳的写照。[1]
作者简介
万郁文，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