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羅蒂
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1931年10月4日出生於紐約--2007年6月8日逝世於加州帕羅奧多，享年75歲)
| 理查德·羅蒂 | |
|---|---|
| 出生 | 1931年10月4日 |
| 國籍 | 美國 |
| 職業 | 哲學家、思想家 |
| 知名於 | 美國新實用主義哲學的主要代表之一 |
| 知名作品 | 《語言學的轉向》 |
羅蒂是當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思想家，也是美國新實用主義哲學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影響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第一，他利用英美分析哲學所擅長的嚴格方法和精密論說，詳細分析了當代諸多分析哲學和歷史主義思潮，結合歐陸哲學的解構思想，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新實用主義的思路和話語。第二，他擅長以宏觀的歷史視野，向人們顯示，新實用主義的信仰對於我們的行為有什麼影響。
羅蒂在1967年出版其《語言學的轉向》一書，使得"語言學轉向"這個當代西方哲學的關鍵詞從此流傳於世，而他在1979年完成的《哲學與自然之鏡》更是奠定了他作為新實用主義領軍人物的地位。20世紀80年代以後，羅蒂的學術活動的重心已經越出了專業領域，在關注人類所面臨的各類重大社會問題的同時，也積極參與文化政治學、意識形態問題、全球化問題、女權主義、倫理問題等公共話題的討論，成為西方知識界非常活躍的公眾人物。
目錄
基本信息
中文名稱：理查德·羅蒂
國籍： 美國
出生地；紐約
出生日期：1931年10月
逝世日期：2007年6月
職業：哲學家、思想家
人物生平
1931年，羅蒂出生於美國紐約市一個信仰社會福音運動（Social Gospel theologian）的家庭，其外祖父是Walter Rauschenbusch。羅蒂曾就讀於芝加哥大學，並在耶魯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為「論可能性的觀念」（The Concept of Potentiality）。
在最初的學術生涯中，羅蒂先後任教於衛斯理學院、普林斯頓大學研究當時主流的分析哲學。2003年，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自己之後對「分析」的背叛相當程度受到上世紀60年代學生運動的影響，「我當時抽很多煙，留長髮」，但「我很快發現自己對那些企圖摧毀校園的激進學生沒有任何好感」。1970年代後，羅蒂開始與分析哲學分道揚鑣，但同時被主流學術界所拒絕。直到1982年，羅蒂才被弗吉尼亞大學聘為人文教授，1998年加入斯坦福大學比較文學系。
1979年，羅蒂出版了代表作《哲學與自然之鏡》，這部哲學著作改變了人們對哲學的流行觀點———「哲學家的任務是告訴我們能知道什麼和不能知道什麼」———在羅蒂看來，這些都是廢話。他認為，人類應當關注的是他們日常生活，而不是通過理論發現什麼。在語言和信念之外，真相併不存在。
1982年出版的《實用主義的後果》一書中，羅蒂提出了他的新實用主義主張，即在某種程度上對反本質主義、相對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某種認同。對這種新實用主義及其後果的進一步發展，就是出版於1989年的《偶然、反諷與團結》。他在批判西方傳統的超越歷史觀和普遍人性觀的同時，羅蒂主張一方面堅持自由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和信念，另一方面又承認所堅持的信仰、價值以及用以描繪自我和世界的終極詞彙都是歷史和環境的偶然產物。斯坦福大學比較文學教授羅素u2022伯曼曾經與羅蒂共事多年，在他看來「他(羅蒂)把哲學從分析的桎梏中拯救出來」，讓哲學回歸到「哲學的核心———人之為人，政治社群中人與國家關係」。
羅蒂一生頗為多產，12歲就決定用盡一生為社會正義而鬥爭，其著作也不僅局限於艱深的哲學理論思考，經常在大眾媒體上發表公共觀點和尖銳批評，他的哲學觀點冒犯了右派，政治學觀點冒犯了左派。他討厭那些宣揚愛國主義、學術經典以及「人都可以做出有意義的倫理判斷」的批評家。10多年來，羅蒂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人類所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上，並同時積極參與文化政治學、全球化、女權主義等公共話題的討論。
所以，幾十年來，羅蒂的聲音始終並不局限在哲學領域。作為堅定的左派知識分子，羅蒂1998年出版了《築就我們的國家》，在這本薄薄的小書中羅蒂強調左翼知識分子和基層的政治激進派之間建立某種強有力的聯繫的重要性。但他同時失望地表示，社會民主左派在1910年至1965年半個世紀塑造的民主黨已經崩潰。他說，自1960年代以來，美國左派為「美國黑人、婦女和同性戀群體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可是，它從來沒有想過要發展出一種能夠贏得多數選票的政治立場」。在《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周年之際，羅蒂在《法蘭克福匯報》上發表文章，向馬克思表示崇高的敬意。但羅蒂在思想界的多面性和對左、右翼知識分子均毫不留情的出擊也使他處境尷尬。「如果說我的哲學觀點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右派，那麼我的政治學觀點就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左派。」羅蒂曾這樣評價自己。
儘管對未來深深悲觀，但羅蒂和杜威一樣，對美國的未來心存一絲希望。2003年，羅蒂表示為「傑弗遜、林肯、威爾遜、羅斯福、馬丁u2022路德u2022金等這些美國精神的繼承者」感到驕傲，這是件很重要的事。為了一個國家的政治目標，「還應該把這種自豪感作為產生同情心的動力」。
儘管被稱為20世紀末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但羅蒂在1992年出版的自傳《托洛斯基和野蘭花》中形容自己是「傻笑的知識分子，弱化了年輕人的道德準線」，「憤世嫉俗和虛無主義者」，「自滿得意」和「不負責任」。
去世前不久，羅蒂寫了一篇短文「生命之火」（發表於2007年11月號的《詩歌》雜誌），文中他表達了自己對詩歌的沉思以及從中獲得的慰藉。他總結道，「現在，我更希望生命中更多的時間花費在寫詩上，並不是因為我害怕在文章中錯失表述真相的時機——沒有這樣的真相，沒有關於死亡這樣的事實是斯溫伯恩與蘭道爾（Swinburne and Landor）十分了解，而伊壁鳩魯與海德格爾不能領會的。或者說，如果我誦讀了更多的經典詩句，在這方面我也有更多朋友的話，我就會過上更充實的生活。」[1]
著作名言
"語言和信念之外，真相併不存在。人類應當關注日常生活，而不是通過理論發現什麼。"
"後現代主義並不意味着虛無主義和相對主義，這兩個詞是政治保守主義製造出來嚇唬那些想要改革的人，希望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要浪費太多時間討論它們，西方曾經在這方面花費了很多時間卻沒有實在的意義。後現代主義其實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差不多就是85年前杜威來中國時講的那些實用主義的東西。"
"12歲的時候，我就意識到人之所以是人，就是要用盡一生為社會正義而鬥爭。"
"一個架子放得最低的哲學家，一個認真有趣的街頭哲學家，看破一切哲學巫術……一個對中國有美好情感的哲學家，一個很不美國但又自認為很美國的哲學家"。 --陸興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