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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起源於江戶時代,是日本武士階層遵守的原則……它基於一些美德如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克己的精神信仰……以不惜命的覺悟為根本,為實現個人於集體、團體的價值,儘可能發揮自己的能力,強調「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顧忌的死,毫不猶豫的死」。武士道精神最典型的行為是切腹。[1]

武士道
 
國籍 日本
別名  

中文名稱:武士道

外文名稱:Bushidou

起源:日本

時代:江戶時代

目錄

歷史淵源

日本武士道最早可追溯到江戶時代的佐賀藩時期。據說那時,武士道被稱之為「葉隱」,是指在1716年間民間傳誦的,由佐賀藩的藩士山本常朝傳述,同鄉藩士田代陳基聽聞、書寫、整理完成的一本武士道修養書,意為有如樹木的葉蔭,在大家看不見的地方為主君「捨身奉公」。書以問答體的形式寫了「葉隱聞書」的過程,全書共11卷1200多節,簡稱《葉隱》或者《葉隱集》,詳細地介紹了武士的心得修養、言行,列舉了不同武士同各藩主的關係。

這本書大肆宣揚果斷地死、毫不留戀地死、毫不猶豫地死的武士道精神,倡導捨棄名利,以「死身」來義勇奉公的氣概,批判了一般人對生命的執著態度,一個真正的武士應該認為只有死是真誠的,其他的功名利祿都是夢幻。它標榜了武士的精神優越性,即信奉先從心理上戰勝自己,才能戰勝別人的理論,並讓武士將此作為頭等的道德規律。

從日本歷史發展來看,日本的武士道興起於藤原氏專權政治時期,當時以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制逐漸瓦解,徵兵制也隨着中央集權制的衰落而日趨鬆弛。公元9世紀時,日本徵兵制改行「健兒制」,導致了兵役成為貴族的專利,進而使得軍隊素質一落千丈。與此同時,日本各地的莊園正在如雨後春筍般蓬勃興起,而莊園主為了領地和安全,不得不自建保衛組織,先是慢慢分離出一些農民讓之接受訓練,後來就形成了專門負責保衛工作的武士團。[2]

發展簡介

隨着莊園化的發展,武士的實力也在逐漸加強。到11世紀時期,以莊園為單位的武士團開始逐漸形成了超越莊園範圍的地區性武裝集團。這個集團中充斥着極強的宗族觀念,有獨立的首領「物領」,而下屬「庶子」對「物領」絕對服從。戰場上的武勇和「庶子」對主人的獻身精神,形成了「武家習氣」、「弓矢之道」等新的武士道觀念,並成為維持武士團組織的重要思想支柱。

從此武士逐漸作為一個階層發展了起來,而武士興起的年代,正是日本從律令社會轉變為貴族社會的時期,也正是封建制度開始占據優勢的時代。他們的興起,不僅僅是貴族與武士之間爭奪權利的過程,也包含了日本地方新興力量的產生。但是直到德川幕府時期,「武士道」這個名詞才真正以文字的方式出現。

自11世紀武士作為一個集團的形式出現後,他們成了革命的中堅力量,他們所信奉的忠信體系,也形成了最初的武士道精神。同時武士在幕藩體制形成、發展過程中都起到過中流砥柱的作用。但到了19世紀末,武士所肩負的推翻幕府統治、創建明治新政府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而其龐大的體系和巨大的經濟消費已經成為新政府的沉重負擔,此時也是他們該告別政治舞台的時候了。

據統計,在明治初期,武士占日本總人口的1/16,薩摩藩武士人數更是高達全藩總人口的1/4,而這些武士都是以將軍和大名為衣食父母,通過領取數量不等的秩祿來維繫彼此之間的封建主從關係。但是到「版籍奉還」和「廢藩置縣」後,基本上廢除了藩主的封建領主性,武士的生計來源被截斷,新政府只好接手承擔這一龐大武士階層的衣食包袱——秩祿。[3]

精神內涵

日本武士階層統治階段盛行了600多年,作為武士要講究 忠,義,勇,跟現在很多古惑仔奉行的差不多,不過日本的武士更多的是愚忠,對於下等的武士,君主有對其生殺大權,提倡苦行僧式的自我修養,跟現在很多民間修道人的意志差不多,只不過前者更多的是以殺入世,基本以戰鬥為目的,以殺伐為榮,基本就是培養戰爭機器差不多。

1、忠誠至上。「在武者之習中,主從意識居最重要的地位……以從者對主人忘我的獻身精神為核心。」無論平安主從道德,還是各個時代的武士道,都把「忠」放在第一位,這是身為武士必須具有的美德,講求對大名和將軍絕對的忠誠和徹底的服從。武士為了自身和後代在武家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不惜生命來效忠,「這是武者最大的本份。」為主君忠誠赴死的武士人人稱頌,背叛主人、不忠的武士在社會上無立錐之地。武士家庭就是培養忠臣孝子的搖籃。「曾輔佐足利義滿將軍的著名武將斯波義將,所著《竹馬抄》,訓誡子弟,為主君捨棄生命乃武士之本份。「武士道」精神的特點

2、重名輕死。武士將名譽看得非常重要,如果面臨名譽與生命的兩難抉擇,武士會毅然選擇名譽。名譽不僅關係個人的得失,還關係到家族的榮譽和利益,所以在必要時刻,武士不惜犧牲性命保全名譽。武士「驅使於矢石之間,出身於生死之門」,因此「武士好禪」,武士修禪宗來凝聚精神,積蓄能量,置生死於度外,隨時準備用生命的絕唱換取崇高的名譽。《平家物語》第九卷「木曾之死」將武士為主君壯烈自盡描寫的極其震撼人心:今井四郎兼平正在酣戰,聽到喊聲(主公源義仲已被射死的喊聲),說到:「事到如今,我還為誰而戰呢!請看吧,東國的諸位,這就是日本第一硬漢自盡的楷模!」說罷,把刀尖插人口裡,從馬上一頭倒栽下來,刺穿咽喉而死。

3、以武勇為本。武士們生活在殺人和被人殺的暴力世界,必須擁有高超的武藝才能生存。武士以戰爭為職業,以武勇為謀生技能和晉升途經,個人的生死存亡和家庭的貧富貴賤統統取決於武勇。武家社會極其推崇武功和勇力,劍豪宮本武藏成為人們心中的英雄和武士典範。刀作為武士之魂,刀不見血不算武士。所有這一切,決定了身為武士,必須武勇。「武士道」精神的特點

4、正直與禮儀。應仁、文明之亂時,一條兼良在《文明一統記》說:「神佛均說正直,所謂正直即直心……待他人以直心,即正直之政。但此處說的正直,主要是針對家臣武士須以正直之心侍奉主君。日本古代社會等級森嚴,武士、大名、將軍層層效忠,這種體制對武士而言,要格守本份,謹奉禮儀廉恥,報答主君恩德,以背叛不忠和逆上作亂為羞恥。「武士道」精神的特點

5、美化切腹死亡。武家社會的價值觀視死亡為「光榮的解脫法」。切腹始於平安後期,在整個武家政治時期,幾乎成為武士自殺的唯一方式。切腹的體位有立姿和坐姿的區別,方法上有一字腹、二字腹、三字腹和十字腹。楠木正成{1294一1336}與侍奉豐臣秀吉多年的日本茶道千家流始祖千利休(1522一1591)作為著名的武士典範,皆切腹而死。由於切腹是武士結束生命的方式,自然受到全民的推崇。江戶時代旅居日本的西方人米特福德曾親眼目睹武士攏善三郎的切腹過程,在他的遊記里,形容自己對這種血淋淋的場面目瞪口呆,但他同時觀察了在場日本人的反應,卻是敬羨之情溢於言表。`,,除了切腹自殺以外,還有殉死切腹,少則數人,多則甚至上百人。切腹的基本動機是為了追求名譽,這種死亡方式在日本人看來無尚光榮,是完美的升華。[4]

沒落過程

隨着武士階層的消逝,武士道精神看似也逐漸遠離了當代的日本人,但是武士道其實已經深入了日本人的靈魂,成為日本人思維方式的一部分,至今日本人所做的一切事,都能夠從武士道中找到久遠的根源或較為可靠的解釋。

日本很聰明地保留了武士道傳統,並把它應用到現代的工作場所,使日本人在和平時期,也能喚起民族主義和犧牲奉獻的武士道精神。事實也表明,現代日本經濟也是一種由國家指導的武士道資本主義,武士道也以資本主義的形式而存在和流傳。

另一方面,由於日本民族過分強調武士道精神中的合作性,從而也導致了現代日本人過於注重團隊,忽視個人能力的思想。[5]

武士訓練

1:在武士的教育方面,首先應遵守的一點在於品質的建立,並不重視思維、知識、辯論等的智力才能。美學的修養在武士的教育上占有重要位置。

2:武士道教育的課程主要由:擊劍、箭術、柔術、馬術、矛術、兵法、書法、倫理、文學、美學、哲學等科目組成。

3:武士道是非經濟性的。它以貧困而自豪。它同文提狄斯一樣,"武士的道德是名譽心,與其獲得利益而蒙受污名,寧可選擇損失。"由於這樣極力鄙視金錢和金錢欲,武士道便得以長期擺脫了來自金錢的千百種弊端。


給明治時代帶來的影響

鴉片戰爭以後,黑船事件讓日本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武士們通過'攘夷運動','大政奉還'等的運動,在明治新政府的誕生過程之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

江戶時代到明治時代,日本度過了300年左右的穩定期。在這期間,武士道精神作為日本人的道德基準被代代繼承,為明治維新注入了強大的活力。

1868年,明治新政府成立,1878年,陸軍卿山縣有朋發表了《軍人訓戒》,將武士道'忠'的精神作為軍人精神的根本。從此以後,'忠'在全日本人的心中滲透。明治維新前後,在日本廣為流傳的口號'和魂洋才'、'士魂洋才'、'士魂商才'中的'魂'主要體現了'忠'的奉獻精神、使命感和責任感。然而,這個'忠'的最終還是被統治者利用,完全扭曲了其本質精神。'忠'最大的濫用出現在外交政策上。

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明治政府為了實現'富國強兵'的計劃,使用了'被歐洲奪走的東西從亞洲奪取'的侵略政策。

武士道'忠'就是無條件地對君主盡忠。從明治時代開始,武士道的精神和作風對日本近代的經濟資本主義化和君主立憲制的成立,並且對近代天皇制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給鄰近其他國家帶來沉重的災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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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