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書·陶弘景傳
梁書·陶弘景傳出自《梁書》,此史包含本紀六卷、列傳五十卷,無表、無志。它主要記述了南朝蕭齊末年的政治和蕭梁皇朝(502—557年)五十餘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後論署為「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說明這些卷是出於姚察之手,這幾乎占了《梁書》的半數。姚思廉撰《梁書》,除了繼承他父親的遺稿以外,還參考、吸取了梁、陳、隋歷朝史家編撰梁史的成果。[1]
目錄
原文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並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產弘景。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睹白日,不覺為遠矣。」及長,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疏眉,細形長耳。讀書萬餘卷。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取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雲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
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恆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游岳受符圖經法。遍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時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
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曆》,又嘗造渾天象,雲修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
義師平建康,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高祖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
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深慕張良之為人,雲「古賢莫比」。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太宗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與談論數日而去,太宗甚敬異之。大通初,令獻二刀於高祖,其一名養勝,一名成勝,並為佳寶。
譯文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郡秣陵縣人。起初,他的母親夢見一條青龍從她懷裡出來,並看見兩位仙人手裡拿着香爐來到她的家裡,不久她就懷孕了,於是生下了陶弘景。他小時候就不同一般人,十歲時,看到葛洪的《神仙傳》,日夜研究推理,於是有了養生的志向。他對別人說:「仰看高空,觀看太陽,不感到是很遙遠的事了。」等到他長大後,身高七尺四寸,神態儀表出眾,眼睛明亮有神,眉毛寬廣,身材很長,耳朵肥大。讀書超過萬卷。善於彈琴下棋,草書、隸書寫得很好。不到二十歲,齊高帝任宰相時,把他封為諸王的陪讀,任命為奉朝請。雖然生活在貴族群中,但一個人關在屋裡不與外人交往,只是批改翻閱文稿,朝廷禮儀事務,一般都向他請教決斷。永明十年(492),上書請求辭職,皇帝同意他的請求,賞賜他五匹絲帛。臨行時,公卿官員在征虜亭設宴為他送行,因為餞行而設的帷帳和車馬太多,堵住了道路,都說從劉宋、蕭齊以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朝廷和民間都認為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自此以後,陶弘景住在句容縣內句曲山,他總是說:「這座山的下面是道教第八洞宮,名叫金壇華陽之天,方圓一百五十里。過去漢朝咸陽的三茅君修成仙,後來掌管這座山,所以稱它為茅山。」於是在半山腰建一座房子,自稱華陽隱居。開始跟東陽人孫游岳學習符圖經書道法。遊歷許多名山,尋找訪求仙藥。每經過兩山間的流水,一定要坐或躺在水中,徘徊吟頌,不能自已。當時沈約任東陽郡守,敬仰他的志向氣節,多次寫信邀請他,他都沒有去赴約。 陶弘景生性喜好寫作,崇信稀奇怪異的事,珍惜時光,到老更是如此。特別通曉陰陽五行、風水、星象、地形、算卦、山川地理、方圖物產、醫術草藥。撰寫過《帝代年曆》,又製造渾天象,他說:「我造渾天象是修道的需要,不止是史官才用它。」
起義軍攻克建康城,聽說商議禪讓的事,陶弘景按圖讖推論,好幾處呈「梁」字型,於是派弟子進獻給皇帝。高祖很早就與他有交往,即皇帝位後,對他更加禮遇和照顧,不斷去信問候,使節的車蓋一個接一個。
天監四年(505),移居到茅山積金東邊的山谷。擅長辟穀導引等養身的方法,八十多歲還像年輕人一樣容顏不改。十分羨慕漢代張良的為人,說「古代的聖賢都無法和他相比」。曾夢見佛傳授他菩提記,並稱他為勝力菩薩。於是到鄖縣阿育王塔發誓,接受佛教的五大戒規。後來太宗到南徐州時,欽佩他的高風清名,召他到後堂,談論好幾天才離去,太宗特別敬重他。大通初年,派人獻兩把寶刀給高祖,一名善勝,一名威勝,都是上等的寶物。
大同二年(536)逝世,終年八十五歲。死後容貌不改顏色,關節屈伸自如。皇帝下詔贈封中散大夫,諡號貞白先生,並派舍人監護喪事。陶弘景生前遺言薄葬,弟子遵照他的意願辦理喪事。[2]
作者簡介
姚思廉(557—637),字簡之,一說名簡,字思廉,吳興(今浙江湖州)人,唐朝初期史學家。約生於梁末陳初,在八十歲左右去世。姚思廉自貞觀三年至貞觀十年,歷時七年最終完成了《梁書》與《陳書》的撰寫工作。姚察及姚思廉父子雖為史學家,但都有較深厚的文字素養,於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簡潔樸素,力戒追求辭藻的華麗與浮泛,繼承了司馬遷及班固的文風與筆法,在南朝諸史中是難能可貴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