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書·儒林傳
梁書·儒林傳出自《梁書》，此史包含本紀六卷、列傳五十卷，無表、無志。它主要記述了南朝蕭齊末年的政治和蕭梁皇朝（502—557年）五十餘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後論署為「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說明這些卷是出於姚察之手，這幾乎占了《梁書》的半數。姚思廉撰《梁書》，除了繼承他父親的遺稿以外，還參考、吸取了梁、陳、隋歷朝史家編撰梁史的成果。[1]
目錄
原文
漢末喪亂，其道遂衰。自是中原橫潰，衣冠殄盡。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禮，定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為時儒者，嚴植之等首膺茲選。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遍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萊食二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齊永明中，始起家為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國右常待。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送喪墓所，為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員外郎、散騎常待。尋為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
天監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人六年，適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睏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喪焉。植之性仁慈，好行陰德．雖在暗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之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植之為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雲姓黃氏，家本荊州，為人傭賃，疾既危篤，船主將發，棄之於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
譯文
漢代末年，政局動亂，儒家之道於是衰落了。從這以後中原動亂以至淪陷，文明禮教全都敗壞。高祖為帝之後，深深為這種狀況憂慮，下詔搜求學問淵博的大儒，整飭五禮，核定六律，修改曆法，校正權衡。分別派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建立學校。（高祖）親自枉駕屈尊，（到學校）向先師先聖釋酒奠祭，用輕鬆的話語反覆勉勵他們，用成匹的絹帛慰勉他們。當時出名的儒者，名列俊彥人選首當嚴植之等人。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從小精通《莊子》《老子》，能夠談論老、莊的玄理，對《喪服》《孝經》《論語》有很精妙的理解。
到成年以後，他廣泛研讀鄭氏所注的《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他性情淳樸孝敬，恭謹厚道，不憑自己的長處凌駕別人之上。嚴植之少年時候父親去世，因而二十三年間只食用蔬菜，後來因為患上了風寒病，才改變只用蔬食的習慣。齊永明年間，他初出仕任廬陵王國侍郎，升任廣漢王國右常侍。廣漢王被誅，國中之人沒有誰敢去處理廣漢王的屍身，嚴植之一個人趕去哭吊，親手辦理殯殮廣漢工的事情，赤着腳把喪樞送往墓地，下葬後又為廣漢王建造墓冢，埋葬之事辦完才回家，當時人認為嚴植之很講求義：，建武年間，嚴植之遷任員外郎、散騎常侍。不久又任康樂侯相，在縣任職期間為官廉潔，百姓、屬下官吏都稱頌他。高祖下詔徵求通曉古今學識淵博的儒者研究五禮，有司上奏，嚴植之可以研究凶禮。天監四年，開始設置《五經》博士，各經博士都開設學館教授學生，命嚴植之兼《五經》博士。
嚴植之學館設在潮溝，學生常有數百人。嚴植之主講解經義，五館的學生一定都來，聽他講授的有一千餘人。天監六年，嚴植之遷任撫軍記室參軍，還兼任博士。天監七年，嚴植之在學館去世，死時五十二歲。嚴植之從患病以後，就不肯接受俸祿，妻子和孩子的生活困難，嚴植之死後，喪柩沒有寄放的地方，他的學生為他家買了宅院，這才得以完成喪葬事宜。嚴植之生性仁慈，喜歡不聲不響地干善事，即使在眾人不知道的情況下，也未曾懈怠。
嚴植之年輕時曾在山中趕路，見到一個患病的人，嚴植之問那個病人的姓名，病人不能回答，嚴植之於是把那病人放上車，載着他一同回家，為他請醫抓藥，病人過了六天就死了，嚴植之又為他買棺殯殮，到最終也不知道病人是什麼人。嚴植之曾沿着柵塘行路，見到一個病入躺在堤旁，嚴植之下車向病人了解情況，病人自己說是姓黃，家本來在荊州，為人做傭工，患上了病，病已經很重而且危險，雇用他的船主將要開船的時候，把他丟在岸上。嚴植之內心十分同情他，就把他用車載回家，為他治病，過了一年姓黃的人病已痊癒，他請求終身做嚴植之的奴僕來報答嚴植之的大恩。嚴植之不肯接受，而且送錢送糧給他，讓他回家。嚴植之像這樣的仁義之舉很多。[2]
作者簡介
姚思廉（557—637），字簡之，一說名簡，字思廉，吳興（今浙江湖州）人，唐朝初期史學家。約生於梁末陳初，在八十歲左右去世。姚思廉自貞觀三年至貞觀十年，歷時七年最終完成了《梁書》與《陳書》的撰寫工作。姚察及姚思廉父子雖為史學家，但都有較深厚的文字素養，於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簡潔樸素，力戒追求辭藻的華麗與浮泛，繼承了司馬遷及班固的文風與筆法，在南朝諸史中是難能可貴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