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方思
杜方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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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稱 性質 政治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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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方思（Jean-François Dupré）是一名加拿大政治學家，目前擔任渥太華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專攻為東亞政治特別是香港及台灣的語言身份認同、民族身份認同。來自魁北克的政治學者，渥太華大學博士後研究員，近年主力研究台灣及香港民族主義。[1]
目录
簡介
畢業於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系（輔修比較政治），再從愛丁堡大學取得民族主義研究碩士以及香港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期間曾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訪學。由於出身魁北克，見證1995年魁北克公民投票等重大事件，因此擅長於進行台灣、魁北克、加泰隆尼亞和蘇格蘭等地的民族主義比較研究[2]。
新聞事件
今年 7 月，保安局突然宣布擬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動用《社團條例》取締香港民族黨。外國記者會（FCC）本月中邀請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演講，被港府、建制派人士，甚至黨報、中國外交部等高調嚴詞譴責，反而令「香港民族」、「陳浩天」、「香港獨立」等詞語再次連日佔據各大本地媒體頭版。
「民族主義」、「民族自決」等概念於本港脈絡下被提出，立即被官員打成「違法違憲」，類比成恐怖主義、納粹主義，遑論提出主張，彷彿連學術討論的空間也不存在。
正當建制派和民主派就「『香港民族』，能不能講」的問題吵得臉紅耳熱時，來自加拿大魁北克的政治學者杜方思（Jean-François Dupré）在他最新的研究提出了另一個問題：香港民族主義、甚至獨立訴求，是如何跑出來的？
杜方思在魁北克土生土長，親歷當地民族運動的火紅年代，2008 年初來港於港大攻讀博士，其後更取得香港身分證。他形容來港之初，港人對身份問題漠不關心：「我當時以為主權移交後，港人會向中國要求更大自治權，甚至要求獨立；或者剛好相反，要求加快去殖，大肆宣傳愛國主義，爭取盡快中港融合，」杜方思笑道：「但竟然是什麼也沒有！」直至 2012 年反國教運動爆發，香港愈來愈多人思考身分問題，近年甚至開始有獨立訴求。
杜方思在與指導教授 André Lecours 合著的最新一份研究〈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self-determination claims in Hong Kong and Catalonia: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比較香港及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近年的自決及獨立運動。他們希望能夠解答，為何香港和加泰 — 這兩個在歷史、文化、政制上均大相徑庭的地方，政治運動不約而同地在短短幾年間激進化，爆發自決甚至分離的呼聲。
研究發現，加泰和香港的情況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其中央政府在處理境內較溫和的自治訴求時，採取過分強硬的態度，令民眾感覺對話之路已走盡，轉向更加激烈的訴求。對香港而言，這政治訴求激進化的時間點，毫無疑問就是 2014 年人大「831」落閘，否定民間提出包括公民提名程序的普選特首訴求。
如果將研究結論簡化為一句日常用語：港獨是中央政府自招的。
但儘管如此，杜方思也認為，港人繼續在「香港能不能當一個民族」的問題上與中國拉鋸，只會等於繼續往死胡同裡去鑽，非但不聰明，更有可能招惹中央更加強力地打壓香港自由。
杜方思自知這種說法兩邊不討好：他大談獨立、民族主義，在建制派眼中是「離經叛道」、「搞事」；支持香港民族主義的卻可能批評他「離地」、「偽中立」，甚至認為他是在為北京說項。
且先聽他在接受《立場新聞》專訪時怎麼說。
杜方思認為，所有民族主義的出現，某程度上都是反作用式的，「當中央政府作出了不同回應，或情勢不同了，民族主義訴求就會有相應的變化。」
杜方思在研究中點出，如果說香港和加泰原本較溫和的自治訴求，過去數年分別因為遭到中央政府打壓，而激進化成為自決及分離主張，這轉向在兩地出現的關鍵時間點，分別是香港的 2014 年，和加泰的 2010 年。
儘管加泰隆尼亞的民族主義比香港的來早了差不多 200 年，相比起「自治」，整個 20 世紀，「獨立」都不是加泰的主流政治訴求。直至 2006 年，加泰及西班牙國會就加泰的自治法（Statute of Autonomy）達成改革協議，並以 74% 的票數通過加泰公投，擴大加泰自治權。但自治法改革多條條文的合憲性，卻在後來遭到當時在野的保守派人民黨（Partido Popular, PP）入禀西班牙憲法法院挑戰。隨著西班牙憲法法院在 2010 年宣布自治法改革違憲，以及人民黨在 2011 年執政等，自治訴求終於激化成分離主義，成為加泰政治訴求中的主流聲音。
至於香港，杜方思認為，自本土運動在 2011 年冒起，以及 2012 年的反國教運動，香港人對自身身份，以及中港關係的重新想像已慢慢開始成形。但香港身份正式變成一種政治訴求，卻明顯是在 2014 年，中央政府提出「take it or leave it （要就要，不要就拉倒）」的特首選舉方案，強硬態度激起民眾不滿。
「這時人們開始發覺，香港的政制發展似乎真的已走進了掘頭巷。」部分不滿政府方案的民眾，寧願「leave it」— 是「leave」 China 的那個 leave。
所謂「哪裡有壓逼，哪裡就有反抗」，但經驗同樣證明了「哪裡有反抗，哪裡就有壓逼」。
很多人覺得，中共近年對港政策越收越緊，違背「50 年不變」承諾，杜方思認為這只說對了一半。
「情況是有變的，我們可以從政府的論述和態度上看到，香港某程度上已變得比從前威權。但其實這也是來自政府對社會情形作出的反應。」
「他們現在開始禁止港獨組織運作，大家都覺得這反映政府在退步，壓逼越來越大，但為何他們十年前不這樣做呢？是因為當時根本未有任何港獨組織。」杜方思說：「你很難單方面說這變化是由中央或特區政府造成的。」
杜方思以社會科學的「歷史制度論」框架貫穿論文，旨在點出：一個社會的制度，在特定的歷史過程當中，會如何形塑政治利益、訴求、行動、手段。
杜方思認為，在建構香港社會秩序的最重要制度 — 即《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及「一國兩制」之下，「50 年不變」最主要維護的，是本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換言之是經濟精英的既得利益。
「這制度最關鍵的地方，是中國可以透過它來吸納精英階層。」杜方思說：「這是中國政府非常理性的決定。」
杜方思舉例，像是保留功能組別、「循序漸進」的民主化、以及「先普選特首，再普選立法會」等安排，都是為了確保精英階層能夠掌握香港的政治實權。
「（中國政府）要確保香港不會選出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的政黨來執政，然後徵收 50% 的稅項來進行再分配。」
杜方思不認為中方對港的所謂「民主承諾」，有什麼時刻「真」過，那自然也不存在什麼「淪為空談」。
「中國之所以不會讓香港有民主，就是因為她看著台灣，擔心香港會選出一個支持獨立的特首。但香港卻是因為沒有民主，才會衍生出獨立訴求。」杜方思續說，「這正是最弔詭的地方。」
杜方思來自魁北克。魁北克是加拿大的自治省份，其主要的法國裔人口，與加拿大其他身份的英國裔人口，在語言、文化上均有明顯分別，因此境內亦一直不乏要求獨立的聲音。主張獨立的魁北克人黨（Parti Québécois）上世紀 70 年代中後期執政期間，促成了 1980 年首次獨立公投，獨立議案當時以 4 成對 6 成的票數遭否決。而 1995 年舉行的第二次獨立公投，支持及反對獨立議案的距離大幅收窄，最後僅以 5 萬票之差（50.58% vs 49.42%）被否決。自此之後，魁北克人黨鮮再取得執政權，2014 年更於選舉中大敗，只取得 125 個議席中的 30 席，獨立議題亦隨之淡化。
杜方思在魁北克土生土長，親歷當地民族運動的火紅年代，一直覺得地區政府向中央爭取更大自治權，甚至爭取獨立，是正常不過的事。到他 2008 年初來港，於港大政治系攻讀博士學位時，看到港人對身份問題漠不關心，反覺得非常奇怪。
杜方思笑言，來港前他本以為可找到很多身份政治的素材，怎料一無所獲。
「我當時以為主權移交後，港人會向中國要求更大自治權，甚至要求獨立；或者剛好相反，要求加快去殖，大肆宣傳愛國主義，爭取盡快中港融合，」杜方思笑道：「但竟然是什麼也沒有！」
「我記得自己當時曾和一些學者談過，說我是研究民族主義的。然後他們告訴我：『我們香港人啊，不像你們魁北克，我們不關心身份，我們關心的是務實的事情，你知道嗎？就像經濟啊、民生啊 .... 』」
不少有關港人回歸初期的身份認同研究亦指出，因香港在英殖時期缺乏愛國教育，香港學生一般缺乏「歸屬民族」的情緒。但在 2008 年後，各個民調結果均發現，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有逐年下降趨勢，認同自己為「香港人」的比率卻日漸增加，而此趨勢在年輕人群組中，尤其顯著。
「我在 2010 年前教書，當時年輕人不太關心中國，但反正也不憎恨中國。之後我到台灣做研究，突然從新聞看到香港爆發『反國教』，我才驚覺：『天哪！這終於在香港發生了！』」
杜方思說，扣動「反中」板機的，正是政府在 2012 年強推國民教育的舉動。港人驚覺，原來中方不會任由他們不歸屬中華民族。
「如果你問我，我認為中方是挺不理性的，為何你要令一個原本對身份問題冷感的社會，變成會要求獨立？」
訪問中杜方思多次表明，他認為港人以「民族主義」與中央硬碰，是不智的。他指出，相較他研究過的其他地區，包括台灣、魁北克、加泰隆尼亞和蘇格蘭，香港要在中國的陰霾下堅持民族主義道路，過程將相當艱鉅。
「現狀的確令人非常洩氣，但如果一個方案不可行，取而代之的是更不可行的方案，整件事根本就行不通。」
正如歷史制度主義的主張，杜方思認為，民族主義運動之所以在香港，而非中國其他城市出現，很大程度上是「一國兩制」的制度使然；而中共以保護國家主權為由，強力打壓港獨主張，且將會在以後的博弈中繼續佔盡上風，亦是香港憲制秩序下必然結果。
「我認為再提倡香港民族主義，只是在鑽入一個死胡同。」
杜方思認為，目前狀況已說明，民族主義並不會為港人帶來民主，相反只會加劇香港赤化的速度。「它（民族主義）並沒有什麼真正的目標，除了惹惱中國，以及為中國提供更多口實去剝奪港人的權利。」
他也不相信被政府取締，是香港民族黨始料未及的事情。「我覺得本土派一直都在測試政府的底線。」
「我相信他們一早已知道這有可能發生，然後就可以以此為由，說『香港倒退了，我們的權利被剝奪了』。正如我已說了，是的，香港的確正在倒退，但某程度上是政府對本土派挑釁的一種回應。」
不過杜方思承認，「歷史制度論」其中一個理論弱點，是它傾向將大部分事情視為制度使然、某種接近預定、必然的結果，卻難以解釋現實生活裡，制度改變的原因。
杜方思指出，雖然制度會限制人的能動性，但它同樣會形塑策略。正因為香港的制度掣肘處處，港人更需要採取聰明的策略。
他批評，部分本土派將某些意識形態推展得太盡，有時甚至罔顧現實，亦非真的為香港民主運動帶來好處。正如過往數次選舉，部分本土派人士提倡實行「焦土」策略，意圖拉下泛民，將失效議會「推倒重來」，杜方思對此不敢苟同。
「不理性行事、純粹講意識形態，是很容易的，」他說，「我認為香港的民主運動仍有希望，但港人必須精明行事。」
中國日夜狂唸魔咒，重複再重複「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一部分」、「大家都是中國人」，本土派聲嘶力竭反擊「香港不是中國」，但所有烽火雲煙，終究沒跳出民族主義的框架。
再者，「脫離中國」是否就是香港所有問題的終極答案？杜方思的答案是否定的。
杜方思批評，香港本土派在不少議題，例如性別、性小眾平權、經濟政策等上的立場，其實都非常保守，而在族群問題上，甚至有某種接近極右、種族主義的傾向。
「當你將身份問題放在所有事情之上，其他重要的社會議題，很可能會因此不被看見。」
「民族主義本身不是一個目標，它應指引我們向著一個更大的目標進發。」
杜方思研究台灣多年，他認為台灣政治在各方面，都有香港、甚至世界值得借鏡的地方。
「如果你看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其實真的很不可思議。」
台灣由解嚴結束白色恐怖，到躍身成為亞洲其中一個最民主的國家，中間不過是 30 年的時間。杜方思尤其欣賞的是，民進黨在上台後促成「四大族群」論述，推動將原住民語言列為國家語言的法案，期望透過承認而非抹殺族群差異性，凝聚以平等、多元為基礎的公民民族主義。
「我形容台灣這種是『以少數人為本』（minority-oriented）式的身份認同或民族主義。」杜方思認為，台灣的例子正好展現了真正的公民民族主義應有的形態 — 尊重不同人的身份認同，不同人的權益。
「雖然部分台灣的『深綠』分子還是會有某種以閩南人為中心的主張，但你可以看到台灣的民族主義在整體上，還是非常、非常的進步。」
杜方思認為，現在台灣的年輕一輩，以至於立法院第三大黨「時代力量」，眼見台灣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獨立，都更傾向先將統獨、民族議題放在一旁，聚焦處理更逼切、更「真實」的議題，如同性婚姻合法化。
「很多人開始覺得：我們就是台灣人，但與其為了一本護照、一個聯合國席位而去和中國打仗，倒不如做好真正使我們之為『台灣人』的事情，就是實踐民主化、社會多元化。這些都是台灣可以做，但不會挑動中國神經的事情。」
5月24日下午，台灣立法院外的支持同志平權團體舉行集會。（圖片來源：婚姻平權大平台-相挺為平權，全民撐同志）
5月24日下午，台灣立法院外的支持同志平權團體舉行集會。（圖片來源：婚姻平權大平台-相挺為平權，全民撐同志）
再說香港，撇除「有雞先定有蛋先」的問題，不論「港獨」還是「自決」，都已被中共打成同一派，本土派領袖和支持者鋃鐺入獄，現在彷彿連高叫「結束一黨專政」也岌岌可危，很多人擔心，這會否標誌著香港的反對運動正邁向盡頭？
杜方思承認，他對香港社運現況悲觀，但他相信如果運動要走下去，重新壯大本土運動、民族主義運動不是唯一、更不是正確的方法。
「民族主義並不是回應香港問題的答案，」杜方思說，「香港人還有其他渠道去展現他們的身份認同，爭論民族黨能不能選立法會，不會是唯一拯救香港價值的方法。」
杜方思眼見，制度令港人分裂成兩派，你要不就支持、要不就反對中國，但他相信兩派看似勢不兩立的人，本來就有很多共同性。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要建設一個更多元、更包容的社會，我們不一定是要族群、語言的框架裡組織運動，我們可以是在平等、民主、自由、進步的原則上爭取改變。」
「這同樣是展現香港人身份的方法。」
政治檢控已經發生，DQ 已經發生，民族黨即將被取締，立法限制談論港獨只是時間問題，杜方思的主張會否太天真？儘管不認同民族主義路線，杜方思還是要強調：「政權或許可以鎮壓社會運動，但他抹殺不掉香港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