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妃曲
《明妃曲》是宋代文學家王安石的組詩作品，被稱為是詠王昭君最好的詩。 這組詩作於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奏《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之後。當時，梅堯臣、歐陽修、司馬光、劉敞皆寫有和詩。
| 《明妃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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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學家王安石的作品 |
北宋時，遼國、西夏「交侵，歲幣百萬」（趙翼《廿二史札記》）。自景祐年間（1034—1038）以來，「西（夏）事尤棘」。當時的施宜生、張元之流，就因在宋不得志而投向遼、夏，為遼、夏出謀獻策，造成宋的邊患。詩人們借漢言宋，想到明妃。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創作的。
第一首詩描繪王昭君的美貌，着重寫昭君的風度、情態之美，以及這種美的感染力，並從中宣洩她內心悲苦之情，同時還揭示出她對故國、親人的摯愛之情。第二首詩描寫王昭君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況與心情，並委曲深入地刻畫昭君心事，突出其民族大義，塑造了一個可悲且可敬的明妃形象。全詩語言矜煉深雅，纏綿婉麗，藝術手法多樣，風格鮮明獨特。作品命題新穎，遭致紛紛議論，在文學史上產生過廣泛影響。
目錄
基本信息
作品原文
明妃曲二首⑴
其一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
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
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兩皆胡姬。
含情慾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
黃金杆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
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
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詞句注釋
⑴明妃：即王昭君，漢元帝宮女，容貌美麗，品行正直。晉人避司馬昭諱，改昭為明，後人沿用。
⑵春風；比喻面容之美。杜甫《詠懷古蹟五首》中詠昭君一首有「畫圖省識春風面」之句。這裡的春風即春風面的省稱。
⑶低徊：徘徊不前。
⑷不自持：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
⑸歸來：回過來。丹青手：指畫師毛延壽。
⑹意態：風神。
⑺着盡漢宮衣：指昭君仍全身穿着漢服。
⑻塞南：指漢王朝。
⑼氈城：此指匈奴王宮。遊牧民族以氈為帳篷（現名蒙古包）。
⑽咫尺：極言其近。長門閉阿嬌：西漢武帝曾將陳皇后幽禁長門宮。長門：漢宮名。阿嬌：陳皇后小名字。
⑾「氈車」句：寫匈奴派了大隊胡姬來接昭君。《詩經·召南·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寫貴族女子出 嫁，陪從很多。兩：同輛。
⑿杆撥：彈琵琶的工具。春風手：形容手能彈出美妙的聲音。
⒀漢宮侍女：指陪昭君遠嫁的漢官女。
⒁青冢：杜甫詩中有「獨留青冢向黃昏」及「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諸句，此用其意。相傳昭君墓上的草常青，故名青冢，在今呼和浩特市南。
白話譯文
其一 明妃當時初起程出行離別漢宮時，淚濕桃花春風面鬢腳微微亦低垂。低頭回看身影間周圍無有此顏色，還讓我君王的感情都難以控制。離別歸來卻怪罪丹青畫圖手，美貌如此在眼中平生實未曾見有。天仙意態由自生畫筆難以描摹成，當時冤枉殺死畫工毛延壽。從此一離去心知更不能回歸，可憐還不能穿盡漢朝皇城之宮衣。萬里寄語欲相問塞南遙遠家鄉事，只有年年日日裡眼望鴻雁往南飛。家人雖然在萬里傳來親人之消息，好好安心在氈城不要常將家相憶。您還不曾見近在咫尺長門裡幽幽阿嬌被鎖閉，人生如果要失意無分天南和地北。
其二 明妃當初嫁給胡人的時候，身旁上百兩的氈車上乘坐的都是胡人女子。她多想找個人說話但無處可說，只能把心語寄託於琵琶聲中，心事只有自己知道。她用能彈出美妙聲音的手撥動黃金做的杆撥，彈起琵琶仰望空中飛鴻勸着胡酒。隨嫁的漢宮侍女暗中垂淚，行走在大漠上的返國者頻頻回首。漢朝之恩實在是淺薄啊，胡人之恩還要更深，人生的歡樂在於心與心相知。可憐王昭君的青冢已經荒蕪埋沒，還是有悲哀的樂曲流傳至今。
作品鑑賞
其一 梅堯臣、歐陽修對《明妃曲》的和詩皆直斥「漢計拙」，對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評。王安石則極意刻畫明妃的愛國思鄉的純潔、深厚感情，並有意把這種感情與個人恩怨區別開來，尤為卓見。
針對當時的社會背景，王安石歌頌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現實意義。當時有些人誤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於他用古文筆法寫詩，轉折很多，跳躍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見來看待王安石，甚至惡意羅織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荊公年譜考略》中千方百計地替王安石辯解，但還未說得透徹。
明妃是悲劇人物。這個悲劇可以從「入漢宮」時寫起，也可以從「出漢宮」時寫起。而從「出漢宮」時寫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這個主題。王安石從「明妃初出漢宮時」寫起，選材是得當的。
絕代佳人，離鄉去國，描寫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們的同情。《後漢書·南匈奴傳》的記載是：「昭君丰容靚飾，光明漢官，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江淹《恨賦》上也着重寫了她「仰天大息」這一細節。王安石以這些為根據，一面寫她的「淚濕春風」，「徘徊顧影」，着重刻畫她的神態；一面從「君王」眼中，寫出「入眼平生未曾有」，並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動人。所以「意態白來畫不成」一句是對她更進一層的烘托。「意態」不僅是指容貌，還反映了她的心靈。明妃「徘徊顧影無顏色」正是其眷戀故國無限柔情的表現。至於「殺畫師」這件事，出自《西京雜記》。《西京雜記》是小說，事之有無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證歷史、評論史實，他只是藉此事來加重描繪明妃的「意態」而已。而且，這些描繪，又都是為明妃的「失意」這一悲劇結局作鋪墊，以加重氣氛。
上面寫「去時」，下面寫「去後」。對於去後，作者沒有寫「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數十年間之事，概括為「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這兩句間，省略了「然而猶且」，意思是說：「明妃心裡明知絕無回到漢宮之望，然而，她仍眷眷於漢，不改漢服。」
近代學者陳寅恪曾經指出，中國古代所言胡漢之分，實質不在血統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而在歷史上尤其是文學上，用為文化的標誌常常是所謂「衣冠文物」。《左傳》上講「南冠」，《論語》中講「左衽」，後來一直用為文學典故。杜甫寫明妃也是着重寫「環佩空歸月夜魂」，這與王安石寫的「着盡漢宮衣」，實際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設想通過「不改漢服」來表現明妃愛鄉愛國的真摯深厚感情，這種感情既不因在漢「失意」而減弱，更不是出於對皇帝有什麼希冀（已經「心知更不歸」了），不是「爭寵取憐」。因此，感情更為純潔，形象更為高大。接着又補上「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把明妃一心向漢、歷久不渝的心聲，寫到鏤心刻骨。梅堯臣也說「鴻雁為之悲，肝腸為之摧」。王安石寫得比梅堯臣更為生動形象。
最後，又用「家人萬里傳」來說，以無可奈何之語強為寬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劇氣氛寫得更加濃厚。更妙的是：筆鋒一帶，又點出了悲劇根源，擴大了悲劇範圍。明妃這一悲劇的起點可敘從「入漢宮」時寫起。漢宮，或者說「長門」，就是《紅樓夢》中賈元春所說的「見不得人的地方」，從陳阿嬌到賈元春，千千萬萬「如花女」，深鎖長閉於其中。以千萬人（有時三千，有時三萬）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慾。宮女之淒涼寂寞，可想而知，而況宮女的失寵與志士的懷才不遇，又有某種情況的類似，所以從司馬相如《長門賦》到劉禹錫的《阿嬌怨》，還有《西宮怨》之類，大都旨寫這一題材，表現出對被侮辱、被損害的廣大宮女的同情，或者抒發出「士不遇」的憤慨。唐人「宮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單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寫過了，只是說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卻多少有點怒了。李壁說：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實際的；至於「不知其言之失」，則是受了王回、范沖等人的影響。王回引孔子說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卻忘了孔子也說過「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論語》）；特別是誤解了「人生失意無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見來論詩，難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兩句寫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氈車百輛相迎。《詩經》上有「之子于歸，百兩（同『輛』）御（迎接）之」的詩句，可見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禮來迎明妃。在通常情況下，禮儀之隆重，反映恩義之深厚，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筆。其中「皆胡姬」三字，又為下文「含情慾說獨無處」作伏筆。
關於明妃對此的反應，詩中寫她「含情慾說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梅堯臣《依韻和原甫昭君辭》中也說：「情語既不通，豈止腸九回？」他們意思是說明妃與胡人言語也不通，談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樂。
王安石通過在詩中突出一個細節描繪來表現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彈琵琶以「勸胡」飲酒，一面眼「看飛鴻」，心向「塞南」。通過這一細節，巧妙地刻畫了明妃內心的矛盾與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彈的琵琶音調，感動得「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聽者被感動到這個地步，則彈者之內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從聽者的反應中寫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況與心情的描寫；末四句則是進一步加以分析、議論。這四句分為三層：第一層是「漢恩自淺胡自深」——明妃在漢為禁閉於長門中的宮女，又被當作禮物送去「和番」，所以「漢恩」是「淺」的；胡人對她以「百輛」相迎，「恩」禮相對較「深」。這句講的是事實。第二層講「人生樂在相知心」，這是講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應該樂而不哀了。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這就接入第三層：明妃在胡不樂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當時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與常情不同，是因為她深明大義，不以個人恩怨得失改變心意，而況胡人也並非「知心」。四句分三層，中有兩個轉折，有一個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處（方東樹《昭昧詹言》）。南宋初，范沖「對高宗論此詩，直斥為壞人心術，無父無君」（李壁註解中的話，此據《唐宋詩舉要》轉引），完全是沒有懂得此詩。范沖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貫反對新法的人，挾嫌攻擊，更不足據。其實王安石這樣描寫明妃，這樣委曲深入地刻畫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義，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風俗」的，在當時是針對施宜生、張元之流而發的，對後人也有教育意義。
《明妃曲二首》體現出王安石注意刻畫人物的特點，從描繪人物「意態」，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細節描寫，相當於是把寫小說的一些手法用入詩中。而在「用筆布置逆順」及「章法疏密伸縮裁剪」等方面，則又是把韓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來寫詩。這樣，就使詩歌的藝術手法更加多樣化，詩歌的表現能力更強。由於兩者結合得較好，故雖以文為詩，而形象性並不因之減弱，此詩末四句以形象來進行議論，即其明證。王安石既以小說手法與古文筆法來寫詩，讀者也就應以讀小說、讀古文之法來讀它，才能讀懂詩。
名家點評
近代高步瀛評這兩首詩：「持論乖戾。」（《唐宋詩舉要》）。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王安石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於鐘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諡「文」，故世稱王文公。[2]
王安石出生於仕宦家庭，自幼勤奮好學，博覽群書，曾隨文 宦遊南北各地，接觸到一些社會現實。對農民的痛苦生活有所了解。因此，年輕時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志，他於二十二歲中進士後，歷任淮南推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東刑獄提典等職，均能體恤民情，為地方除弊興利。北宋嘉佑三年 （1058）任支度判官時，向宋仁宗上萬言書，對官制、科舉以及 奢靡無節的頹敗風氣作了深刻的揭露，請求改革政治，加強邊防， 提出了「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原則，但並未引起朝廷的重視。[3]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乾枯，但不失大家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