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幼年
作品欣賞
窗外落着大雨，屋檐上的水槽早壞了，這些時候都不曾修理過，雨水就沿着窗戶從縫隙浸入屋裡，又從窗台流到了地板上。
我的書桌的一端正靠在窗台下面，一部分的雨水就滴在書桌上，把堆在那一角的書、信和稿件全打濕了。
我已經躺在床上，聽見滴水的聲音才慌忙地爬起來，扭燃電燈。啊，地板上積了那麼一大灘水!我一個人吃力地把書桌移開，使它離窗台遠一些。我又搬開了那些水濕的書籍，這時候我無意間發見了你的信。
你那整齊的字跡和信封上的香港郵票吸引了我的眼光，我拿起信封抽出了那四張西式信箋。我才記起四個月以前我在怎樣的心情下面收到你的來信。我那時沒有寫什麼話，就把你的信放在書堆里，以後也就忘記了它。直到今天，在這樣的一個雨夜，你的信又突然在我的眼前出現了。朋友，你想，這時候我還能夠把它放在一邊，自己安靜地躺回到床上閉着眼睛睡覺嗎?
「為了這書，我曾在黑暗中走了九英里的路，而且還經過三個冷僻荒涼的墓場。那是在去年九月二十三夜，我去香港，無意中見到這書，便把袋中僅有的錢拿來買了。這錢我原本打算留來坐Bus回鴨巴甸的。」
在你的信里我讀到這樣的話。它們在四個月以前曾經感動了我。就在今天我第二次讀到它們，我還仿佛跟着你在黑暗中走路，走過那些荒涼的墓場。你得把我看做你的一個同伴，因為我是一個和你一樣的人，而且我也有過和這類似的經驗。這樣的經驗我確實有的太多了。從你的話里我看到了一個時期的我的面影。年光在我的面前倒流過去，你的話使我又落在一些回憶裡面了。
你說，你希望能夠更深切地了解我。你奇怪是什麼東西把我養育大的?朋友，這並不是什麼可驚奇的事，因為我一生過的是「極平凡的生活」。我說過，我生在一個古老的家庭里，有將近二十個的長輩，有三十個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個男女僕人，但這樣簡單的話是不夠的。我說過我從小就愛和僕人在一起，我是在僕人中間長大的。但這樣簡單的話也還是不夠的。我寫出了一部分的回憶，但我同時也埋葬了另一部分的回憶。我應該寫出的還有許多、許多的事情。
是什麼東西把我養育大的?我常常拿這個問題問我自己。當我這樣問的時候，最先在我的腦子裡浮動的就是一個「愛」字。父母的愛，骨肉的愛，人間的愛，家庭生活的溫暖，我的確是一個被人愛着的孩子。在那時候一所公館便是我的世界，我的天堂。我愛一切的生物，我討好所有的人。我願意揩乾每張臉上的眼淚，我希望看見幸福的微笑掛在每個人的嘴邊。
然而死在我的面前走過了。我的母親閉着眼睛讓人家把她封在棺材裡。從此我的生活里缺少了一樣東西。父親的房間突然變得空闊了。我常常在幾間屋子裡跑進跑出，喚着「媽」這個親愛的字。我的聲音白白地被寂寞吞食了，牆壁上母親的照片也不看我一眼。死第一次在我的心上投下了陰影。我開始似懂非懂地了解恐怖和悲痛的意義了。
我漸漸地變成了一個愛思想的孩子。但是孩子的心究竟容易忘記，我不會整天垂淚。我依舊帶笑帶吵地過日子。孩子的心就像一隻羽毛剛剛長成的小鳥，它要飛，飛，只想飛往廣闊的天空去。
幼稚的眼睛常常看不清楚。小鳥懷着熱烈的希望展翅向天空飛去，但是一下子就碰着鐵絲落了下來。這時我才知道，自己並不是在自由的天空下面，卻被人關在一個鐵絲籠里。家庭如今換上了一個面目，它就是阻礙我飛翔的囚籠。
然而孩子的心是不怕碰壁的。它不知道絕望，它不知道困難，一次做失敗的事情，還要接二連三地重做。鐵絲的堅硬並不能夠毀滅小鳥的雄心。經過幾次的碰壁以後，連安靜的孩子也知道反抗了。
同時在狹小的馬房裡，我躺在那些病弱的轎夫的煙燈旁邊，聽他們敘述悲痛的經歷;或者在寒冷的門房裡，傍着黯淡的清油燈光，聽衰老的僕人絕望地傾訴他們的胸懷。那些沒有希望只是忍受苦刑般地生活着的人的故事，在我的心上投下了第二個陰影。而且我的眼睛還看得見周圍的一切。一個抽大煙的僕人周貴偷了祖父的字畫被趕出去做了乞丐，每逢過年過節，偷偷地跑來，躲在公館門前石獅子旁邊，等着機會央求一個從前的同事向舊主人討一點賞錢，後來終於凍餒地死在街頭。老僕人袁成在外面煙館裡被警察接連捉去兩次，關了幾天才放出來。另一個老僕人病死在門房裡。我看見他的瘦得像一捆柴的身子躺在大門外石板上，蓋着一張破席。一個老轎夫出去在斜對面一個親戚的家裡做看門人，因為別人硬說他偷東西，便在一個冬天的晚上用了一根褲帶吊死在大門內。當這一切在我的眼前發生的時候，我含着眼淚，心裡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說我不要做一個少爺，我要做一個站在他們一邊，幫助他們的人。
反抗的思想鼓舞着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鳥用力往上面飛，要衝破那個鐵絲網。但鐵絲網並不是軟弱的翅膀所能夠衝破的。碰壁的次數更多了。這其間我失掉了第二個愛我的人——父親。
我悲痛我的不能補償的損失。但是我的生活使我沒有時間專為個人的損失悲哀了。因為這個富裕的大家庭在我的眼前變成了一個專制的王國。仇恨的傾軋和鬥爭掀開平靜的表面爆發了。勢力代替了公道。許多可愛的年輕的生命在虛偽的禮教的囚牢里掙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於死亡。然而我站在旁邊不能夠幫助他們。同時在我的渴望發展的青年的靈魂上，陳舊的觀念和長輩的權威像磐石一樣沉重地壓下來。「憎恨」的苗於是在我的心上發芽生葉了。接着「愛」來的就是這個「恨」字。
年輕的靈魂是不能相信上天和命運的。我開始覺得現在社會制度的不合理了。我常常狂妄地想：我們是不是能夠改造它，把一切事情安排得更好一點。但是別人並不了解我。我只有在書本上去找尋朋友。
在這種環境中我的大哥漸漸地現出了瘋狂的傾向。我的房間離大廳很近，在靜夜，大廳里的任何微弱的聲音我也可以聽見。大廳里放着五六乘轎子，其中有一乘是大哥的。這些時候大哥常常一個人深夜跑到大廳上，坐到他的轎子裡面去，用什麼東西打碎轎簾上的玻璃。我因為讀書睡得很晚，這類聲音我不會錯過。我一聽見玻璃破碎聲，我的心就因為痛苦和憤怒痛起來了。我不能夠再把心關在書上，我絕望地拿起筆在紙上塗寫一些憤怒的字眼，或者捏緊拳頭在桌上捶。
後來我得到了一本小冊子，就是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這是節譯本)。我想不到世界上還有這樣的書!這裡面全是我想說而沒法說得清楚的話。它們是多麼明顯，多麼合理，多麼雄辯。而且那種帶煽動性的筆調簡直要把一個十五歲的孩子的心燒成灰了。我把這本小冊子放在床頭，每夜都拿出來，讀了流淚，流過淚又笑。那本書後面附印着一些警句，裡面有這樣的一句話：「天下第一樂事，無過於雪夜閉門讀禁書。」我覺得這是千真萬確的。從這時起，我才開始明白什麼是正義。這正義把我的愛和恨調和起來。 但是不久，我就不能以「閉門讀禁書」為滿足了。我需要活動來發散我的熱情;需要事實來證實我的理想。我想做點事情，可是我又不知道應該怎樣地開頭去做。沒有人引導我。我反覆地翻閱那本小冊子，譯者的名字是真民，書上又沒有出版者的地址。不過給我這本小冊子的人告訴我可以寫信到上海新青年社去打聽。我把新青年社的地址抄了下來，晚上我鄭重地攤開信紙，懷着一顆戰慄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給《新青年》的編者寫信。這是我一生寫的第一封信，我把我的全心靈都放在這裡面，我像一個謙卑的孩子，我懇求他給我指一條路，我等着他來吩咐我怎樣獻出我個人的一切。
信發出了。我每天不能忍耐地等待着，我等着機會來犧牲自己，來消耗我的活力。但是回信始終沒有來。我並不抱怨別人，我想或者是我還不配做這種事情。然而我的心並不曾死掉，我看見上海報紙上載有贈送《夜未央》的廣告，便寄了郵票去。在我的記憶還不曾淡去時，書來了，是一個劇本。我形容不出這本書給我的激動。它給我打開了一個新的眼界。我第一次在另一個國家的青年為人民爭自由謀幸福的鬥爭里找到了我的夢景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的終身的事業。
大概在兩個月以後，我讀到一份本地出版的《半月》，在那上面我看見一篇《適社的旨趣和組織大綱》，這是轉載的文章。那意見和那組織正是我朝夕所夢想的。我讀完了它，我的心跳得很厲害。我無論如何不能夠安靜下去。兩種衝突的思想在我的腦子裡爭鬥了一些時候。到夜深，我聽見大哥的腳步聲在大廳上響了，我不能自主地取出信紙攤在桌上，一面聽着玻璃打碎的聲音，一面寫着願意加入「適社」的信給那個《半月》的編輯，要求他做我的介紹人。
這信是第二天發出的，第三天回信就來了。一個姓章的編輯親自送了回信來，他約我在一個指定的時間到他的家裡去談話。我毫不遲疑地去了。在那裡我會見了三四個青年，他們談話的態度和我家裡的人完全不同。他們充滿了熱情、信仰和犧牲的決心。我把我的胸懷，我的痛苦，我的渴望完全吐露給他們。作為回答，他們給我友情，給我信任，給我勇氣。他們把我當做一個知己朋友。從他們的談話里我知道「適社」是重慶的團體，但是他們也想在這裡成立一個類似的組織。他們答應將來讓我加入他們的組織，和他們一起工作。我告辭的時候，他們送給我幾本「適社」出版的宣傳冊子，並且寫了信介紹我給那邊的負責人通信。
事情在今天也許不會是這麼簡單，這個時候人對人也許不會這麼輕易地相信，然而在當時一切都是非常自然。這個小小的客廳簡直成了我的天堂。在那裡的兩小時的談話照徹了我的靈魂。我好像一隻被風暴打破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我的心情昂揚，我帶着幸福的微笑回到家裡。就在這天的夜裡，我懷着佛教徒朝山進香時的虔誠，給「適社」的負責人寫了信。
我的生活方式漸漸地改變了，我和那幾個青年結了親密的友誼。我做了那個半月刊的同人，後來也做了編輯。此外我們還組織了一個團體：均社。我自稱為「安那其主義者」，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團體成立以後就來了工作。辦刊物、通訊、散傳單、印書，都是我們所能夠做的事情。我們有時候也開秘密會議，時間是夜裡，地點總是在僻靜的街道，參加會議的人並不多，但大家都是懷着嚴肅而緊張的心情赴會的。每次我一個人或者和一個朋友故意東彎西拐，在黑暗中走了許多路，聽厭了單調的狗叫和樹葉飄動聲，以後走到作為會議地點的朋友的家，看見那些緊張的親切的面孔，我們相對微微地一笑，那時候我的心真要從口腔里跳了出來。
我感動得幾乎不覺到自己的存在了。友情和信仰在這個陰暗的房間裡開放了花朵。 但這樣的會議是不常舉行的，一個月也不過召集兩三次，會議之後是工作。我們先後辦了幾種刊物，印了幾本小冊子。我們抄寫了許多地址，親手把刊物或小冊子一一地包捲起來，然後幾個人捧着它們到郵局去寄發。五一節來到的時候，我們印了一種傳單，派定幾個人到各處去散發。那一天天氣很好，我挾了一大卷傳單，在離我們公館很遠的一帶街巷裡走來走去，直到把它們散發光了，又在街上閒步一回，知道自己沒有被人跟着，才放心地到約定集合的地方去。每個人愉快地敘述各自的經驗。
這一天我們就像在過節。又有一次我們為了一件事情印了傳單攻擊當時統治省城的某軍閥。這傳單應該貼在幾條大街的牆壁上。我分得一大卷傳單回到家裡。晚上我悄悄地叫一個小聽差跟我一起到十字街口去。他拿着一碗漿糊。我挾了一卷傳單，我們看見牆上有空白的地方就把傳單貼上去。沒有人干涉我們。有幾次我們貼完傳單走開了，回頭看時，一兩個黑影子站在那裡讀我們剛才貼上去的東西。我相信在夜裡他們要一字一字地讀完它，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半月》是一種公開的刊物，社員比較多而複雜。但主持的仍是我們幾個人。白天我們中間有的人要上學，有的人要做事，夜晚我們才有空聚在一起。每天晚上我總要走過幾條黑暗的街巷到「半月社」去。那是在一個商場的樓上。我們四五個人到了那裡就忙着卸下鋪板，打掃房間，回答一些讀者的信件，辦理種種的雜事，等候那些來借閱書報的人，因為我們預備了一批新書報免費借給讀者。我們期待着忙碌的生活，寧願忙得透不過氣來。共同的犧牲的渴望把我們大家如此堅牢地系在一起。那時候我們只等着一個機會來交出我們個人的一切，而且相信在這樣的犧牲之後，理想的新世界就會跟着明天的太陽一同升起來。這樣的幻夢固然帶着孩子氣，但這是多麼美麗的幻夢啊!
我就是這樣地開始了我的社會生活的。從那時起，我就把我的幼年深深地埋葬了……
窗外颳起大風，關住的窗門突然大開了。雨點跟着飄了進來。我面前的信箋上也濺了水。寫好的信箋被風吹起，散落在四處。我不能夠繼續寫下去了，雖然我還有許多話沒有向你吐露。我想，我不久還有機會給你寫信，敘述那些未說到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上面的話能不能夠幫助你更了解我。但是我應該感謝你，因為你的信給我喚起了這許多可寶貴的回憶。那麼就讓這風把我的祝福帶給你罷。現在我也該躺一會兒了。 1936年8月深夜
作品賞析
《我的幼年》是巴金回憶自己的幼年。他從一個似懂非懂地了解恐怖和悲痛的意義的小孩到愛思考的孩子，後來意識到家庭是阻礙他飛翔的囚籠從而有了反抗的思想，最後開始了他的社會生活，把他的幼年深深的埋葬。
讀了《我的幼年》之後，我突然感到成長似乎意味着失去，成長是殘酷的。
突然記得一首詩歌，它說：
歲月在無聲的溜走
終於，采野菊，數星星的日子紛紛飄落在發黃的掛曆上，
離我遠去。
那麼，純真的快樂將永遠被
封鎖在記憶的門欄里。
這麼一首詩歌，也道出了成長殘酷地奪走了我們采野菊，數星星等純真的日子，但是我們即使反抗過，最終也只能選擇妥協。我不知道成長是否意味着妥協，卻知道沉默是保護自己的一種方法。
人生本來就是不斷失落的過程，失落年少時的快樂時光，失落熱血的稜角，失落青春，愛情，細小的歡愉和羞澀，甚至，失落健康。而我們終將漸漸習慣，習慣美好離開後，內心依舊強大如昨。
因為成長，我們把純真的快樂埋葬了;因為成長，我們選擇了妥協;因為成長，我們內心麻木了。螞蟻搬家再也引不起我們的注意，蝴蝶破繭也感動不了我們了。我們把「幼年」埋葬了，用大人「強大」的內心看這荒謬的世界。
所有的結局都已經寫好
所有的淚水都已啟程
卻忽然忘了是怎樣的一個開始
在那古老的不再回來的夏日[1]
作者簡介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本名李堯棠，字芾甘，筆名除巴金外，還有王文慧、歐陽鏡蓉、黃樹輝、餘一等，1904年11月25日出生於四川省成都市，中國當代作家 。
1921年4月1日，第一篇文章《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發表在《半月》刊第17號刊載上 。1922年冬，在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預科和本科班（英文）肄業。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筆名在《小說月報》發表長篇小說《滅亡》，引起文壇的關注 。1932年5月23日，長篇小說《霧》出版。1933年1月，長篇小說《雨》出版；5月，長篇小說《家》出版。1935年3月，中篇小說《電》出版。1936年4月，《愛情三部曲》（《霧·雨·電》）出版。1938年3月，長篇小說《春》出版。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 。1954年9月15日—29日，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60年4月，散文集《讚歌集》出版；同年，當選為全國文聯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衝擊 。1979年12月，雜文集《隨想錄》（第一集）出版 。1982年10月，《隨想錄》（第三集）出版 。1983年起，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1990年，獲得蘇聯人民友誼勳章；同年獲第一屆福岡亞洲文化獎特別獎。1998年3月，當選為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2003年11月，被國務院授予「人民作家」榮譽稱號。2005年10月1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