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幾個先生
作品欣賞
我接到了你的信函，這的確是意外的，然而它使我更高興。不過要請你原諒我，我失掉了你的通信地址，沒法直接寄信給你，那麼就讓我在這裡回答你幾句，我相信你能夠看見它們。 那天我站在開明書店的貨攤旁邊翻看剛出版的《中流》半月刊創刊號，你走過來問我一兩件事，你的話很短，但是那急促而顫抖的聲音卻達到了我的心的深處。我和你談了幾句話，我買了一本《中流》，你也買了一本。我看見你到柜上去付錢，我又看見你匆匆地走出書店，我的眼前還現着你的誠懇的面貌。我後來才想起我忘記問你的姓名，我又因為這件事情而懊惱了。
第二天意外地來了你的信，你一開頭就提起《我的幼年》這篇文章，你說了一些令人感動的話。朋友，我將怎樣回答你呢?我的話對你能夠有什麼幫助呢?我的一番話並不能夠解除誰的苦悶;我的一封信也不能夠給誰帶來光明。我不能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須得着生命的光。」因為我是一個平凡到極點的人。
朋友，相信我，我說的全是真話。我不能夠給你指出一條明確的路，叫你馬上去交出生命。你當然明白我們生活在什麼樣的時代，處在什麼樣的環境;你當然知道我們說一句什麼樣的話，或者做一件什麼樣的事，就會有什麼樣的結果。要交出生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困難卻在如何使這生命像落紅一樣化着春泥，還可以培養花樹，使來春再開出燦爛的花朵。這一切你一定比我更明白。路是有的，到光明去的路就擺在我們的面前，不過什麼時候才能夠達到光明，那就是問題了。這一點你一定也很清楚。路你自己也會找到。這些都用不着我來告訴你。但是對於你的來信我覺得我仍然應該寫幾句回答的話。你談起我的幼年，你以為你比從前更了解我，你說我說出了你很久就想說而未說出的話，你告訴我你讀我的《家》讀了一個通夜，你在書里見到你自己的面影——你說了那許多話。你現在完全知道我是在怎樣的環境裡長成的了。你的環境和我的差不多，所以你容易了解我。
我可以坦白地說，《我的幼年》是一篇真實的東西。然而它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它不過是一篇長的作品的第一段。我想寫的事情太多了，而我的拙劣的筆卻只許我寫出這麼一點點。我是那麼倉促地把它結束了的。現在我應該利用給你寫信的機會接着寫下去。我要來對你談談關於我的先生的話，因為你在來信里隱約地問起「是些什麼人把你教育成了這樣的」。
在給香港朋友的信里，我說明了「是些什麼東西把我養育大的」。現在我應該接着來回答「是什麼人把我教育成了這樣的」這個問題了。這些人不是在私塾里教我識字讀書的教書先生，也不是在學校里授給我新知識的教員。我並沒有受到他們的什麼影響，所以我很快地忘記了他們。給了我較大影響的還是另外一些人，倘使沒有他們，我也許不會成為現在這個樣子。
我的第一個先生就是我的母親。我已經說過使我認識「愛」字的是她。在我幼小的時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滿地體現了一個「愛」字。她使我知道人間的溫暖;她使我知道愛與被愛的幸福。她常常用溫和的口氣，對我解釋種種的事情。她教我愛一切的人，不管他們貧或富;她教我幫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僕，憐恤他們，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們高，動輒將他們打罵。母親自己也處過不少的逆境。在大家庭里做媳婦，這苦處是不難想到的《家》裡面有一段關於母親的話，還是從大哥給我的信里摘錄下來的：「她又含着眼淚把她嫁到我們家來做媳婦所受的氣一一告訴我。……爹以過班知縣的身份進京引見去了。她在家裡日夜焦急地等着……這時爹在北京因驗看被駁，陷居京城。
消息傳來，爺爺時常發氣，家裡的人也不時揶揄。媽心裡非常難過。……她每接到爹的信總要流一兩天的眼淚。」。但是母親從不曾在我的眼前淌過淚，或者說過什麼悲傷的話。她給我看見的永遠是溫和的、帶着微笑的臉。我在一篇短文里說過：「我們愛夜晚在花園上面天空中照耀的星群，我們愛春天在桃柳枝上鳴叫的小鳥，我們愛那從樹梢灑到草地上面的月光，我們愛那使水面現出明亮珠子的太陽。我們愛一隻貓，一隻小鳥。我們愛一切的人。」這個愛字就是母親教給我的。
因為受到了愛，認識了愛，才知道把愛分給別人，才想對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這個社會聯起來的也正是這個愛字，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
因為我有這樣的母親，我才能夠得到允許(而且有這種習慣)和僕人、轎夫們一起生活。我的第二個先生就是一個轎夫。
轎夫住在馬房裡，那裡從前養過馬，後來就專門住人。有三四間窄小的屋子。沒有窗，是用竹籬笆隔成的，有一段縫隙，可以透進一點陽光，每間房裡只能放一張床，還留一小塊地方做過道。轎夫們白天在外面奔跑，晚上回來在破席上擺了煙盤，把身子縮成一堆，挨着鬼火似的燈光慢慢地燒煙泡。起初在馬房裡抽大煙的轎夫有好幾個，後來漸漸地少了。公館裡的轎夫時常更換。新來的年輕人不抽煙，境遇較好的便到煙館裡去，只有那個年老瘦弱的老周還留在馬房裡。我喜歡這個人，我常常到馬房裡去，躺在他的煙燈旁邊，聽他講種種的故事。他有一段雖是悲痛的卻又是豐富的經歷。
他知道許多、許多的事情，他也走過不少的地方，接觸過不少的人。他的老婆跟一個朋友跑了，他的兒子當兵死在戰場了。他孤零零地活着，在這個公館裡他比誰更知道社會，而且受到這個社會不公平的待遇。他活着也只是痛苦地捱日子。但是他並不憎恨社會，他還保持着一個堅定的信仰：忠實地生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火要空心，人要忠心。」
他這「忠心」並不是指奴隸般地服從主人。他的意思是忠實地依照自己的所信而活下去。他的話和我的母親的話完全兩樣。他告訴我的都是些連我母親也不知道的事情。他並不曾拿「愛」字教我。然而他在對我描繪了這個社會的黑暗面，或者敘說了他自己的悲痛的經歷以後，就說教似的勸告我：「要好好地做人，對人要真實，不管別人待你怎樣，自己總不要走錯腳步。自己不要騙人，不要虧待人，不要占別人的便宜……」我一面聽他這一類的話，一面看他的黑瘦的臉，陷落的眼睛和破衣服裹住的瘦得見骨的身體，我看見他用力從煙斗里挖出燒過兩次的煙灰去拌新的煙膏，我心裡一陣難受，但是以後禁不住想是什麼力量使他到了這樣的境地還說出這種話來!馬房裡還有一個天井，跨過天井便是轎夫們的飯廳，也就是他們的廚房。那裡有兩個柴灶。
他們做飯的時候，我常常跑去幫忙他們燒火。我坐在灶前一塊石頭上，不停地把乾草或者柴放進灶孔里去。我起初不會燒火，看看要把火弄滅了，老周便把我拉開，他用火鉗在灶孔里弄幾下，火就熊熊地燃了起來。他放下火鉗得意地對我說：「你記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的確，我到今天還記得這樣的話。
我從這個先生那裡略略知道了一點社會情況。他使我知道在家庭以外還有所謂社會，而且他還傳給我他那種生活態度。日子一天天像流星似的過去。我漸漸地長大起來。我的腳終於跨出了家庭的門限。我認識了一些朋友，我也有了新的經歷，在這些朋友中間我找到了我的第三個先生。
我在一篇題作《家庭的環境》的回憶里，曾經提到對於我的智力的最初發展有幫助的兩個人，那就是我的大哥和一個表哥。我跟表哥學過三年的英文;大哥買了不少的新書報，使我能夠貪婪地讀它們。但是我現在不把他們列在我的先生裡面，因為我在這裡說的是那些在生活態度上(不是知識上)給了我很大的影響的人。
在《我的幼年》里，我敘說過我怎樣認識那些青年朋友。這位先生就是那些人中間的一個。他是《半月》的一個編輯，我們舉行會議時總有他在場;我們每天晚上在商場樓上半月報社辦事的時候，他又是最熱心的一個。他還是我在外國語專門學校的同學，班次比我高。我剛進去不久，他就中途輟了學。他輟學的原因是要到裁縫店去當學徒。他的家境雖不寬裕，可是還有錢供他讀書。但是他認為「不勞動者不得食」，說「勞動是神聖的事」他很喜歡當時一個流行的標語：「人的道德為勞動與互助：惟勞動乃能生活;惟互助乃能進化。」。
他為了使他的言行一致，毅然脫離了學生生活，真的跑到一家裁縫店規規矩矩地行了拜師禮，訂了當徒弟的契約。每天他坐在裁縫鋪里勤苦地學着做衣服，傍晚下工後才到報社來服務。他是一個近視眼，又是初學手藝，所以每晚他到報社來的時候，手指上密密麻麻地滿是針眼。他自己倒高興，毫不在乎地帶着笑容向我們敘述他這一天的有趣的經歷。我們不由得暗暗地佩服他。他不但這樣，同時還實行素食。我們並不贊成他的這種苦行，但是他實行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卻使我們齊聲讚美。
他還做過一件使我們十分感動的事，我曾把它寫進了我的小說《家》。事情是這樣的：他是《半月》的四個創辦人之一，他擔負大部分的經費。刊物每期銷一千冊，收回的錢很少。同時我們又另外籌錢刊印別的小冊子，他也得捐一筆錢。這兩筆款子都是應當按期繳納不能拖延的。他家裡是姐姐管家，不許他「亂用」錢。他找不到錢就只好拿衣服去押當，或是當棉袍，或是當皮袍。他怕他姐姐知道這件事，他出去時總是把拿去當的衣服穿在身上，走進了當鋪以後才脫下來。當了錢就拿去繳月捐。他常常這樣辦，所以他鬧過熱天穿棉袍的笑話，也有過冬天穿夾袍的事情。
我這個先生的犧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決心，以及他不顧一切毅然實行自己主張的勇氣和毅力，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我第一次在他的身上看見了信仰所開放的花朵。他使我第一次知道一個人的毅力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母親教給我「愛」;轎夫老周教給我「忠實」(公道);朋友吳教給我「自己犧牲」。我雖然到現在還不能夠做到像他那樣地「否定自己」，但是我的行為卻始終受着這個影響的支配。
朋友，我把我的三個先生都簡略地告訴你了。你現在大概可以明白是些什麼人把我教育到現在這個樣子的罷。我自己相當高興，我畢竟告訴了你一些事情，這封信不算是白白地寫了。 1936年9月[1]
作者簡介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本名李堯棠，字芾甘，筆名除巴金外，還有王文慧、歐陽鏡蓉、黃樹輝、餘一等，1904年11月25日出生於四川省成都市，中國當代作家 。
1921年4月1日，第一篇文章《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發表在《半月》刊第17號刊載上 。1922年冬，在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預科和本科班（英文）肄業。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筆名在《小說月報》發表長篇小說《滅亡》，引起文壇的關注 。1932年5月23日，長篇小說《霧》出版。1933年1月，長篇小說《雨》出版；5月，長篇小說《家》出版。1935年3月，中篇小說《電》出版。1936年4月，《愛情三部曲》（《霧·雨·電》）出版。1938年3月，長篇小說《春》出版。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 。1954年9月15日—29日，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60年4月，散文集《讚歌集》出版；同年，當選為全國文聯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衝擊 。1979年12月，雜文集《隨想錄》（第一集）出版 。1982年10月，《隨想錄》（第三集）出版 。1983年起，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1990年，獲得蘇聯人民友誼勳章；同年獲第一屆福岡亞洲文化獎特別獎。1998年3月，當選為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2003年11月，被國務院授予「人民作家」榮譽稱號。2005年10月1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