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楚教乱
背景
清乾隆年末期，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严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现饥民，其中大约有一百万人前来有著大量荒地、原始森林的川楚边境就食，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受尽各种不平等的剥削，生活极为艰难。
而民间秘密宗教白莲教，宣扬弥勒佛未来会“改造世界”的传说，并以“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从者日众。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领约定在次年起事，此事为清政府侦知，便以邪教为名大量抓捕教民，一时各地地方官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这进一步激起了教众的反抗。[1]
经过
清仁宗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宜都、枝江一带的教众首先起事。三月初十，襄阳女子王聪儿、姚之富等人起事，成为各支白莲教军队的主力，在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各省游动作战。
嘉庆二年（1797年），总兵德楞泰以为白莲教“行不必裹粮，住不藉棚帐，党羽不待征调，蹂躏于数千里”的流动作战方式，提出实行“令民筑堡御贼”之法[2]，“绅士梁友谷等筑堡团练，贼不能犯，保护乡里十余万人”。由于各支白莲教军互不统属，无法相互呼应，遂被清朝陕甘总督杨遇春、总兵德楞泰、额勒登保领军队各个击破。
嘉庆三年（1798年），襄阳白莲教军在湖北郧西被包围，王聪儿、姚之富皆跳崖自杀。
此后，清朝推行团练和坚壁清野战术，筑起大量寨堡，将村落百姓强行移居其中，又训练团练进行防守，从而切断白莲教军队的粮草与兵源。至嘉庆九年（1804年），白莲教军队被全部镇压。
影响
该次大规模战乱耗费了清朝政府十六省的数十万军队，并导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据统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二亿两白银，相当国库五年财政收入，使国库为之一空[3]，“川楚之役，则诸将会饮，虽深箐荒麓间，蟹鱼珍错辄三四十品，而赏伶犒仆之费不与焉。凡粮台地，玉器裘锦成市，馈献、赂遗、赌博，挥霍如泥沙”[4]。八旗、绿营等清朝正规军之腐朽在起义中暴露无遗，清政府被迫依靠地方团练镇压起义。
乾隆后期，由和珅带头贪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大肆兼并土地，贪官污吏横行。川楚教乱标志著清朝走向衰落的开始。川楚教乱平乱不久，直隶、河南、山东诸省又发生天理教领导的癸酉之变。
由于川楚教乱发生在康乾盛世时期，后期爆发的苗民起义一起给予了清朝统治以有力的打击，使清朝从此陷入风雨飘摇，秦平和岑大利认为在一定程度了否定了盛世的说法[5][6]。然而历史学家欧阳泰（Tonio Andrade）指出，从约1300年到1750年，中国和欧洲发生的战争数目大致相当，1750年后至1839年可被称为“清朝大和平时期”，尽管该段时期民变不断，且当中有些民变规模甚大，但是也比1200年后的中国历代朝代的战事少[7]。亦有说法认为“盛世有阴影，衰世也有希望”，盛世不是“美哉善哉，万事大吉”。在康雍乾时期，自三藩之乱平定之后，中原地区就没有战争，国内也没有长期和大型的战争，社会上就没有大规模的破坏[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