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時調
天津時調是天津曲藝中最有代表性的曲種之一，主要流傳於天津市。
天津時調源於明清小曲，清末民初形成並流傳於天津城區，以天津方言語音演唱。天津時調的表演形式為一人或兩人執節子板站唱，另有人操大三弦和四胡等伴奏。天津時調曲調非常豐富，包含許多天津地方民歌小調和外地流入天津的曲調。
2006年5月20日，天津時調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1]。
2019年11月，文化和旅遊部辦公廳組織開展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檢查和調整工作，天津時調保護單位為天津市曲藝團。
目錄
歷史沿革
天津時調源於明清時期在天津流行的民歌小調。它包含多種天津地方民歌和外地流入天津的曲調。明清時期天津的漕運發達，由此帶來商業的繁榮，各地的民歌小調也隨漕運流入天津。早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刊行的《霓裳續譜》，就記載了當時在天津、北京一帶流行的各種曲調30種，俗曲622支。
時調在雜耍館演出的早期記載見於光緒十年印行的《津門雜記》中「雜耍館子」條。該條記述了每年歲末和新春之際，天津的各茶肆都增添雜耍節目以招徠觀眾。曲種有弦子書、京子弟書、八角鼓、相聲和時新小曲等。時新小曲的曲目有《藍橋會》《十朵花》《新五更》《妓女自嘆》《媽母好糊塗》等。曲詞內容多淫褻粗鄙。對時新小曲的表演也有所描述：「兩人合唱者，作一男一女，彼即自居巾幗，不特淫聲入耳，絕類妖鬟，抑且眼角含情一如蕩婦……」。早期在雜耍館演唱時調者多為男性藝人。
時調在落子館演出的早期記載見光緒二十四年刊行的《津門紀略》中的「落子館」條，其中記載了屢經官府禁演之後，時新小曲又在落子館上演的情景：「落子館者所唱之曲名曰蓮花落也，間以時新小曲二黃梆子等類……無分晝夜開演，淫同艷曲，描頭畫角，盡態極妍……」。當時重新再演時新小曲的落子館有小，「寒、晴雲館、天復茶園、寶樂茶園、海耀茶園、丹桂茶園等。在落子館演唱時調的皆為妓女中擅歌者，稱為「唱手」。因大多纏足，在演唱時需用手扶着架在舞台前的橫欄杆，以便站穩。演唱時無形體表演動作。給唱手伴奏的是在落子館「坐弦」的弦師，其中不少是盲人。
清光緒年間，有弦師於慶和，精通三弦，擅歌「靠山調」。他授徒很多，有劉寶全、王寶寅、趙寶翠、李寶明、朱寶紅等。王寶寅向王慶和學習時調彈唱技藝，出師後在晴雲坤書館坐弦，為唱手金福、銀福、大玉蓮等伴奏。與王寶寅同拜一師的趙寶翠擅長京韻大鼓和時調，十九世紀末開始在落子館演唱。後來以京韻大鼓享名的劉寶全也能演唱時調。
光緒二十四年（1898），天津的人力車增至數千輛之多。在喜好「靠山調」「鴛鴦調」「拉哈調」的人群中，人力車夫占了相當的比重。他們在等待乘客時往往坐在車簸箕中即興哼唱，一時間仿佛時調成了他們的標誌。
光緒二十六年（1900）前後，「靠山凋」「鴛鴦調」「悲秋」等曲調，在天津出現了家弦戶誦、著稱一時的盛況，而且多是將時事內容填詞來唱，在民間流傳非常廣泛。
二十世紀初至二十年代末，隨着一些新明地、新落子館、大中型高檔雜耍場、唱片公司和廣播電台的出現，時調演出非常興盛。眾多時調演唱者湧入明地時調棚鬻藝，一批技藝較強的唱手在落子館演唱成名後也相繼以時調演唱為業，他們中的優秀者進入大中型高檔雜耍場、灌制唱片、應邀到電台播音。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隨着落子館的衰落至消亡，唱手們有的進入雜耍場，正式成為演員。其中擅長時調者多數轉入明地時調棚，少數優秀者進入正式雜耍園。老一代時調藝人由淡出歌場至相繼脫離舞台。後起藝人中優秀人才極為匱乏。隨着時代、境地的變遷，羅祖誕辰、盂蘭盆會等民間民俗性的時調演出活動也由逐漸淡化減少直至消失。此時期的時調趨向衰落。
1953年，天津廣播曲藝團對時調中的「靠山調」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出新，將民歌《摔西瓜》的唱詞移植改編為「靠山調」的唱詞《摔西瓜》，並結合唱詞的內容、情感對「靠山調」的傳統唱腔及伴奏進行實驗性的改革。在伴奏樂器上增加了揚琴、琵琶、笙、低音胡，加上原有的三弦、四胡共七件樂器，把舞台的演唱氣氛襯托得更加火熾熱烈。為淨化舞台，還棄除了場面桌。經過多方面改革出新，《摔西瓜》作為時調革新的首例曲目，以清新的姿態和新的稱謂「天津時調[2]」展示於觀眾面前，並得到公眾的首肯和認同，取得時調改革的初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