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时调
天津时调是天津曲艺中最有代表性的曲种之一，主要流传于天津市。
天津时调源于明清小曲，清末民初形成并流传于天津城区，以天津方言语音演唱。天津时调的表演形式为一人或两人执节子板站唱，另有人操大三弦和四胡等伴奏。天津时调曲调非常丰富，包含许多天津地方民歌小调和外地流入天津的曲调。
2006年5月20日，天津时调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
2019年11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组织开展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检查和调整工作，天津时调保护单位为天津市曲艺团。
目录
历史沿革
天津时调源于明清时期在天津流行的民歌小调。它包含多种天津地方民歌和外地流入天津的曲调。明清时期天津的漕运发达，由此带来商业的繁荣，各地的民歌小调也随漕运流入天津。早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刊行的《霓裳续谱》，就记载了当时在天津、北京一带流行的各种曲调30种，俗曲622支。
时调在杂耍馆演出的早期记载见于光绪十年印行的《津门杂记》中“杂耍馆子”条。该条记述了每年岁末和新春之际，天津的各茶肆都增添杂耍节目以招徕观众。曲种有弦子书、京子弟书、八角鼓、相声和时新小曲等。时新小曲的曲目有《蓝桥会》《十朵花》《新五更》《妓女自叹》《妈母好糊涂》等。曲词内容多淫亵粗鄙。对时新小曲的表演也有所描述：“两人合唱者，作一男一女，彼即自居巾帼，不特淫声入耳，绝类妖鬟，抑且眼角含情一如荡妇……”。早期在杂耍馆演唱时调者多为男性艺人。
时调在落子馆演出的早期记载见光绪二十四年刊行的《津门纪略》中的“落子馆”条，其中记载了屡经官府禁演之后，时新小曲又在落子馆上演的情景：“落子馆者所唱之曲名曰莲花落也，间以时新小曲二黄梆子等类……无分昼夜开演，淫同艳曲，描头画角，尽态极妍……”。当时重新再演时新小曲的落子馆有小，“寒、晴云馆、天复茶园、宝乐茶园、海耀茶园、丹桂茶园等。在落子馆演唱时调的皆为妓女中擅歌者，称为“唱手”。因大多缠足，在演唱时需用手扶着架在舞台前的横栏杆，以便站稳。演唱时无形体表演动作。给唱手伴奏的是在落子馆“坐弦”的弦师，其中不少是盲人。
清光绪年间，有弦师于庆和，精通三弦，擅歌“靠山调”。他授徒很多，有刘宝全、王宝寅、赵宝翠、李宝明、朱宝红等。王宝寅向王庆和学习时调弹唱技艺，出师后在晴云坤书馆坐弦，为唱手金福、银福、大玉莲等伴奏。与王宝寅同拜一师的赵宝翠擅长京韵大鼓和时调，十九世纪末开始在落子馆演唱。后来以京韵大鼓享名的刘宝全也能演唱时调。
光绪二十四年（1898），天津的人力车增至数千辆之多。在喜好“靠山调”“鸳鸯调”“拉哈调”的人群中，人力车夫占了相当的比重。他们在等待乘客时往往坐在车簸箕中即兴哼唱，一时间仿佛时调成了他们的标志。
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靠山凋”“鸳鸯调”“悲秋”等曲调，在天津出现了家弦户诵、著称一时的盛况，而且多是将时事内容填词来唱，在民间流传非常广泛。
二十世纪初至二十年代末，随着一些新明地、新落子馆、大中型高档杂耍场、唱片公司和广播电台的出现，时调演出非常兴盛。众多时调演唱者涌入明地时调棚鬻艺，一批技艺较强的唱手在落子馆演唱成名后也相继以时调演唱为业，他们中的优秀者进入大中型高档杂耍场、灌制唱片、应邀到电台播音。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落子馆的衰落至消亡，唱手们有的进入杂耍场，正式成为演员。其中擅长时调者多数转入明地时调棚，少数优秀者进入正式杂耍园。老一代时调艺人由淡出歌场至相继脱离舞台。后起艺人中优秀人才极为匮乏。随着时代、境地的变迁，罗祖诞辰、盂兰盆会等民间民俗性的时调演出活动也由逐渐淡化减少直至消失。此时期的时调趋向衰落。
1953年，天津广播曲艺团对时调中的“靠山调”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出新，将民歌《摔西瓜》的唱词移植改编为“靠山调”的唱词《摔西瓜》，并结合唱词的内容、情感对“靠山调”的传统唱腔及伴奏进行实验性的改革。在伴奏乐器上增加了扬琴、琵琶、笙、低音胡，加上原有的三弦、四胡共七件乐器，把舞台的演唱气氛衬托得更加火炽热烈。为净化舞台，还弃除了场面桌。经过多方面改革出新，《摔西瓜》作为时调革新的首例曲目，以清新的姿态和新的称谓“天津时调[2]”展示于观众面前，并得到公众的首肯和认同，取得时调改革的初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