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

名 稱: 天津教案 發生時間: 1870年6月21日 地 點: 天津望海樓教堂 傷亡情況: 處決人犯8人，流放苦役25人 經辦人: 曾國藩，李鴻章 當事國: 清，法、美、英、德、俄、比、西

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發生的一場震驚中外的教案。天津民眾為反對天主教會在保教國（法國）武力的庇護下的肆行宣教活動，攻擊天主教教會機構而造成數十人被謀殺。

教案發生後，法、英、美、俄、普、比、西7國聯銜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並調集軍艦至大沽口進行威脅。而清政府事後的對外妥協處理 方式也引起很大爭議。

清政府對外妥協，對內鎮壓，殺16人，緩刑4人，流放25人，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革職充軍，派崇厚去法國「謝罪」，向各國賠銀50餘萬兩。

目錄

案件背景

清同治八年(1869)，天津法國傳教士在繁華的三岔河口地區建造教堂，拆除了有名的宗教活動場所崇禧觀和望海樓及附近一帶的民房店鋪，使許多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望海樓教堂建成以後，法國傳教士網羅了一批地痞惡霸、流氓無賴為教徒，為非作歹，欺壓百姓。

1870年6月，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國兒童，因發生瘟疫大批死亡，教堂將之葬於河東鹽坨之地，每二三人一棺，屍骸暴露，慘不忍 睹，引起群眾憤恨。適天津不斷發生迷拐兒童事件，被捕案犯供稱系受教堂指使，一時民情激憤，輿論大嘩。6月21日天津知縣劉傑同拐犯到望海樓教堂對質，教堂門前聚集的民眾與教徒發生衝突，法國駐津領事豐大業到場向劉傑開槍，打傷其隨從，激起了天津民眾極大憤慨，致使天津全城鼎沸，引發了「火燒望海樓」教案這場大規模的中國民眾自發地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鬥爭。

案發過程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二十五日軍機大臣寄給曾國藩的上諭稱，當時，天津有匪徒迷拐人口案件牽涉到法國設在天津的教堂，時任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約定於五月二十三，讓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押帶匪犯武蘭珍在天主堂面見法國天主教教士謝福音，同時讓武蘭珍指認他所供出的房屋，經核查與他原來所供認的不符，於是武蘭珍就被押帶返回。隨後，法國傳教士謝福音隨崇厚到通商署商量查辦匪犯的辦法。商量妥當之後，聽說教堂里的傳教士與圍觀的群眾因為口角而發生擲磚鬥毆的事件。正在崇厚派士兵前去「彈壓」的時候，法國領事豐大業帶着兩桿洋槍氣勢洶洶地來到通商署，一名手執「利刃」的外國人緊隨其後。豐大業向崇厚開槍，所幸並未擊中，於是豐大業咆哮着並將通商署桌子上的物件隨手損壞。崇厚認為「民情洶洶，恐激成事變」，勸豐大業不要出通商署。豐大業不聽勸告，出了通商署，在回教堂的路上，遇到正在「彈壓」的天津縣知縣劉傑，豐大業隨即朝劉傑 放搶，打傷了劉傑的侄子劉七。「百姓激於眾忿，將該領事群毆致死，並焚毀教堂等處房屋」。

民眾激憤之下先殺死了豐大業及其秘書西門，之後又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焚毀瞭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位於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壞行動 持續了3小時。教案發生後，法、英、美、俄、普、比、西7國聯銜向清政府提出「抗議」；1870年6月24日，外國調集軍艦至大沽口進行威 脅，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抗議，而以法國為首。

調查處理

法國方面最初要求處死仇外最凶的陳國瑞將軍以及天津知府和知縣，清朝方面派出直隸總督曾國藩來調查並與法國方面交涉，當時朝廷中的官員多數認為不要對其退讓，不惜一戰，情勢緊張。曾國藩考量當時局勢，不願與法國開戰，首先對英國、美國、俄國作出賠償以使最後能單獨與法國交涉。

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國藩到天津，立即發布《諭天津士民》，對天津人民多方指責。隨後經他調查之後，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16人（馬宏亮、崔福生、馮瘸子等，行刑之日是9月25日），緩刑4人（餘下四名，原為照抵被殺俄人性命，因俄國領事孔令再三要求緩辦，遂拖下未執行），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9萬兩白銀，並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李鴻章也認為「冀終歸於一命一抵了案」。而法國因隨後發生了普法戰爭，無暇注意東方事務，因此接受了這個條件。

處理結果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對於全國其他地方有所影響，產生對於西方傳教士的謠傳及不信任，這些謠傳也在一些地區造成了教案的發生。由於民怨沸騰，朝廷讓李鴻章接接手此案，而曾國藩則被派駐為南京總督。交接當年，曾問李：「你與洋人交涉，準備怎麼辦？」李回答：「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鴻章最後同意賠款40萬兩，派一個使團前去法國道歉，將天津知府和知縣充軍，8名肇事者處以死刑，25名送往新疆服苦役。曾國藩深感個人不稱職，同時不斷受到保守派的譴責，內心灰心 喪氣，他在致友人書中說道：「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一年後即去世。

清政府對外妥協，對內鎮壓，殺16人，流放25人，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革職充軍，派崇厚去法國「謝罪」，向各國賠銀50餘萬兩。

社會影響

教案了結之後，大臣崇厚作為專使，去歐洲向法國道歉，以示與法國「實心和好」。1870年10月28日，由上海起程，抵達馬賽時，普法戰爭正酣，法國政府無暇接待。直到1871年11月23日，才得到法國第三共和國首任總統梯也爾接見。崇厚把同治帝的道歉書呈遞，並希望法國對中方懲凶與賠款感到滿意，梯也爾回答： 「法國所要的，並非（中國人的）頭顱，而是秩序的維持與條約的信守。」

1897年，望海樓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後被重建起來，1900年又在庚子之亂中第二次被燒毀。1903年用庚子賠款第二次重建。

教案遺址

「天津教案」的原發地「天津望海樓教堂」，位於天津市河北區獅子林大街西端北側，1988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天津教案作為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中外文化，宗教，外交衝突事件，被後世民眾牢記，被中國近代史學者們持續研究。天津望海樓教堂牆外，立有「天津教案遺址」的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