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贡献

基督教贡献指的是作为重要宗教信仰之一的基督教在其传播历史中对中西方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从生命尊严、性道德、妇女地位、慈善、医疗保健、教育等各个方面，揭示了现代社会许多现行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基础教渊，章明了基督教对人类文明的深刻影响。

基督教是对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统称，亦称基督宗教。公元1世纪，发源于罗马的巴勒斯坦省^[1](今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地区)。它建立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诞生、传道、死亡与复活。基督教主要包括：天主教、正教、新教三大教派和其他一些较小教派。

基督教信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蓝本，核心思想是福音^[2]，即上帝耶稣基督的救恩，充分彰显了上帝对全人类和整个宇宙舍己无私的大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倡导生命的神圣

基督教反对杀婴陋习

早期基督徒将这种在希腊罗马流行的杀婴行为称之为谋杀，对他们而言，婴孩也是上帝的创造物，被基督所救赎。在公元313年《米兰敕令》颁布以前，基督徒对杀婴行为的斗争还不能影响异教皇帝立法废除这一陋习。相隔半个世纪之后，基督教获得了合法地位，瓦伦提尼安这位基督徒皇帝，在凯撒利亚的巴西尔（Basil of Caesarea）大主教的深刻影响下，于公元374年正式废除杀婴。

基督教反对弃婴恶俗

当基督徒来到罗马及其周边地区时，他们遇到了反映出异教文化蔑视人类生命的另一个恶俗陋习，即弃婴恶。同对待杀婴恶俗一样，基督徒反对并且谴责遗弃婴孩这种文化痼疾。基督徒对丢弃孩童的行为不仅仅只限于谴责，他们经常把这些被丢弃的孩子捡回家抚养。尽管基督徒经历了三百年之久的严厉逼迫，但他们在捍卫生命神圣不可侵犯方面一如既往，他们视弃婴行为为一种谋杀，他们坚韧顽强的努力最终有了成效。

基督教反对堕胎陋习

早期教会反对堕胎的斗争及其对杀婴和弃婴的谴责，是西方社会采用制度保障神圣生命的一个主要因素。直到20世纪中叶，基督教反对堕胎的观念事实上为几乎所有人接受，甚至包括那些与教会稍微有关系或者甚至毫无关系的人。然而直至今天，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对于堕胎问题采取赞成并支持的态度，生命神圣，这个为早期基督徒及其后继者近两千年来所热情宣告并捍卫的真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遭到了堕胎支持者的严重破坏，这些支持者一般是来自教会外部的，有时也来自组织化教会内部的一些宗派。

反对自杀

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顺从历代宗教会议对自杀的谴责，指出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为它违反了自然律——每个人自然地爱自己；自杀也伤害了由个人组成的群体；自杀是拒绝上帝所赐生命之恩的犯罪；最后，自杀是人无法再认罪悔改的行为。千百年间基督教一直坚持不懈地反对自杀，最终影响并促使西方各国废除了自杀恶俗。

反对人体献祭

人体献祭指的是把人特别是童男或童女作为供品祭祀神灵，该作法起源于原始宗教巫术，是古代许多民族都曾经存在过的习俗，如在以色列进入的“流奶与蜜之地”的迦南地区，当地迦南人以孩童为祭品敬拜他们的神是常见的祭祀。在墨西哥的欧洲拓荒者们不断抨击阿兹特克和玛雅印第安人的人体献祭陋习，即使是被看作残酷无情的西班牙征服者，他们见到阿兹特克和玛雅印第安人的异教祭司时，也被吓得魂不附体。其中这位西班牙征服者的领袖将“结束用人献祭、不公义、偶像崇拜”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是传扬生命神圣这一基督教教义的又一步，这次是基督教登陆新世界。

倡导爱和自由

反对性混乱和同性恋，并提升妇女地位：古希腊雅典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妇女的地位极为低下，对妇女的歧视始于女孩呱呱坠地之时。自由民的男孩可以送到学堂，教他们学文化，学习诗歌、音乐、体操，然而女孩根本不能上学，并且女人从小至死都不得在公开场合讲话。除此之外，对于雅典的妇女，从她们还是孩提时起，她们的生活就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社会价值。

耶稣基督的出现，使希腊、罗马妇女千百年来极其低下的地位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有许多古老的、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信条与做法明确规定妇女在社会地位、智力、精神等方面均为低下，耶稣基督通过言传身教，批评了这些信条与做法，耶稣基督的言行把妇女的地位提到新的高度。

中国妇女的影响：中国是印度的东邻，女孩通常在五岁左右就要把脚裹起来，这一习俗存在了至少一千年。裹足常常引起严重后果，裹足期间，肉常常腐烂，脚底大面积坏死，有时候脚趾会一个个掉下来，从而导致截肢甚至是死亡。

如此残酷的习俗能够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取悦男人，这一残酷的文化习俗，不惜以牺牲年轻的、无助的女孩为代价。尽管裹足流行了很长时间，但正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最终于1912年使中国政府废除了这个泯灭人性的习俗。

取消一夫多妻

神圣婚姻制度在《创世纪》2：24中有文为据：“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正如斯托特（Stott）所说，这意味着婚姻是：（1）排他的；（2）公众承认的；（3）永久的；（4）通常以性交来完成。以《创世纪》2：24为据，斯托特给出圣经对婚姻的如下界定：“婚姻是由上帝规定的男女之间独有的异性恋盟约，始于离开父母的公开仪式，通过两性结合来形成，由此构成永恒的相互支持的伴侣关系，通常由孩子的诞生得以圆满。”

基督教婚姻伦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基督教理念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归功于西方前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伴随着海上航线的开辟，最早自唐朝开始，即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而在明末清初时期，传教士入华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时期，而此时最有名的传教士，当属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在中国国内积极传教，除广收信徒之外，还撰写多本有关基督教义的书籍用以教化民众。传教士在活跃的活动中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一夫一妻、夫妻平等、婚姻自由的理念，冲击着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俗观念，对中国婚姻关系的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开小堂招收女信徒，兴办学校招收女学生，用以宣传男女平等之思想，提高女性地位。在这样的环境下，传教士们宣传教义，将一夫一妻的婚姻理念传入中国女子的思想之中，开阔了女子们的视野，这也为后来新思想涌入中国时，女子们追求自身平等地位和社会价值埋下种子。同时，教会还开办学校，招收女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地理、法律、文化等，激发女学生对新思想和科学的追求。

再次，传教士通过发行出版图书刊物及发放传单等方式积极宣传“一夫一妻制”。在传教士们的传单当中，通常以比较简单易懂的语言告知人们遵守基督教义中的“十诫”，而其中之一就是不与和自己妻子以外的任何第三人发生性关系，这就是最基本的基督教义的婚姻思想，告诫人们只可娶一名妻子，而不能再行纳妾。

废除奴隶制度

奴隶制度的废除以及种族隔离的抛弃，两者均在最初的基督教教义中找到根源。正如伟大的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所表示的，基督教不是隔绝的宗教：“它本身开放，对所有个人、阶级和民族没有限制；不像犹太教只局限于一个民族，也不像希腊和罗马的官方崇拜只局限于一个城邦的自由民。”基督徒接纳奴隶成为教会成员并常在他们力所能及之处释放奴隶。奴隶定期与非奴隶的基督徒相遇在同一座祭坛前分领圣餐。平等地吸收和接纳奴隶，并把一些人放在领导的位置。

因此，废除奴隶制度的努力，不管是英国的威伯福斯还是美国的废奴主义者，在基督教里都不是一个新的现象。无论是马丁·路德·金的努力还是20世纪60年代废除种族隔离的美国公民权利法，对基督教的道德观来说也都不陌生。

个人的自由和权力

基督教强调个人及个人自由的重要表明了每一个人在神眼里都珍贵无比。从属灵上讲，神拯救的是个体而不是一个集团。审视个人自由的发展时，正如在人类生活的许多其他领域一样，基督教的影响显而易见。例如，耶稣非常强调个人的重要性，他宣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坚持把个人的价值置于突出的地位，基督教对个人的强调是自由与自由权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在《大宪章》、《人权请愿书》、《人权法案》和《美国人权法案》里都有所体现。

圣经和基督教对平等的理解仅仅基于人人在上帝面前属灵上平等这一点上。早期基督教平等的概念主要局限在教会成员之间属灵上、团契上的互动。在男性和女性的关系、相互的扶持、团契和敬拜上，他们彼此平等对待。即使是奴隶也能平等地参加教会的仪式，如受洗、圣餐以及其他活动。平等概念后来得以被扩展，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政治生活领域中。

慈善事业

基督教的慈善事业从一开始就是自愿性的，无论是照料病人和生命垂危的人，喂养穷苦人和饥寒交迫的人，还是营救婴儿，早期基督徒所给予的援助和帮助，都是出于自觉自愿。早期基督教文献常常要求基督徒不仅仅关照寡妇、病人、残疾人和穷人，同样也会去关心孤儿。基督徒关心孤儿源于圣经的教导，即每个人在上帝的眼里都被看为至宝。

教会慈幼事业对中国的影响

教会慈幼事业包括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慈幼机构，是教会慈善事业的另一类形式。其目的与其他类型的慈善事业一样，是要博取中国人民的好感，发展教会势力，以推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教会慈幼事业的大宗是举办育婴堂和孤儿院，天主教传教士要比基督教传教士更加注重开设这种机构。

对医疗和健康的贡献

基督教徒把医学视为行善，促进了最早的基督教医院和随之而来的医疗护理的产生。受基督的影响，从过去促使其门徒建造医院和发展医疗护理，到现在蔓延开来，渗入到世界各地。可以说现代医疗体系和健康系统都源于基督教会与基督徒们一直以来的努力和贡献。尤其是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的建立离不开传教士们的奉献。如1948年中国的10大医院有9家是由教会发起建立的。今天影响最大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就是基督徒企业家洛克菲勒发起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医学部。

传教士在中国举办医疗事业在客观上曾把西方的医术和西药以及近代医院制度、医学教育（包括护理教育）传入了中国。在1846年跟随美国教师布朗到美国留学的学生之一黄宽在美国高中毕业后即前赴苏格兰，他考进了爱丁堡大学医科学习七年西医，于1857年回到广州在博济医院行医，成为中国第一代西医。从1862年起，黄宽参与了该院培养中国学生学习西医的教学工作。1866年起，该院成立了南华医学校，成为最早有系统培养西医的教会医学校。1899年由加拿大长老会在广州开设了夏葛医学院。进入二十世纪后，在华主要教会大学都先后设置医学院，多数教会医院都附设护士学校，中国大部分西医人才都出自教会医学院校。

对教育的贡献

19世纪晚期，天主教和新教开始在中国创办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到了上世纪20年代之后已蔚为大观，教会大学已经遍布华东、华北、华南、西南各地。

教会学校有鲜明的西方宗教文化特点，但同时在中国文化传播与研究中，也成绩斐然。当时的很多教会学校，不仅教授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也有限的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

教会大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不少教会大学负责人都主张教会大学通过吸收中西文化之精华, 使之具备明显的文化传播功能。哈佛燕京学社举世闻名，许多著名的中国学者都曾在该机构进行历史典籍和文物考古方面的研究, 至今它在美国仍是国际汉学研究的一流机构。抗战期间, 华西协和大学和内迁成都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知名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东西文化学社。其简章规定“本社联络国内外学者, 以客观的批判精神, 检讨东西文化之价值, 并直接交换思想, 共同努力与文化之交融及新文化之建设为宗旨”。学社成立之后，组织了很多活动与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中西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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