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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艺联盟佳里支部

佳里青风会

1933年吴新荣医师等于佳里医院前
台湾文艺联盟佳里支部

1935年台湾文艺联盟佳里支部会式,坐者左起张深切
叶陶(两人中间小孩为杨逵长子杨资崩)、○○○、
石锡纯、林茂生、王乌硈、○○○、毛昭癸、○○○、吴乃占。
立者前排右起吴新荣王登山、○○○、○○○、吴萱草、
王诗琅郭水潭、○○○、曾对、○○○、郑国津、○○○、
黄清泽。立者后排右起林精镠(后改名林芳年)、徐清吉
○○○、○○○、叶向荣。以上系香雨书院创办人净慧居士综合
杨建、羊子乔、吴南图、郭升平四人指认并参照吴新荣
郭水潭当年6月1日日记整理。打○○○者系四人均无法指认。
日记上列名,但不在上述指认名单者尚有黄大宾、郭丙寅、
黄平坚、陈桃琴、郭维钟等。

台湾文艺联盟佳里支部台湾日治时期的文学组织,为台湾文艺联盟于1935年6月1日在台南州北门郡佳里街所成立的支部[1]:50,对盐分地带文学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注 1]。在该支部成立以前,盐分地带(相当于北门郡)的文学仍以传统汉诗文为主[1]:43,而该支部成立后,盐分地带的文学开始汇入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主流[1]:50

文联佳里支部的理念为文学大众化,在其成立宣言中便表示该支部的成立除了是文联的扩大强化,并要鲜明地表达地方观点,显现出左翼的思想[1]:50。不过由于吴新荣基于现实考量采取折衷作法,文坛上的各种党派在盐分地带均可被接纳[1]:51。然而随著台湾文艺联盟的没落瓦解,佳里支部也在1936年年底解散,但旧支部成员仍以“盐分地带同人”的身分继续于文坛上活动[1]:52

目录

沿革

背景

日治时期北门郡一带仍有传统汉诗文社团活动[注 2],但是这些传统作品追求唯美,对社会大众的影响有限[1]:44。而当时的新一代的地方文学青年受到新的教育与思想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生疏,又深受日本文学影响,仅以日文参加日人文学团体活动,故当时北门郡一带的文学鲜有台湾新文学的气息[1]:44。吴新荣自日本留学返台后,企图以社会运动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其构想便是组织地方知识青年交换社会知识的社交机关——“佳里青风会”,但由在当时环境下只能透过非政治性的文化运动对抗日本殖民统治,使得“佳里青风会”多被视为文学团体而非社会运动团体[1]:45。但是由于青风会逐渐失去作用,故仅运作两个月后便解散,但是在这期间已经培育出一股青年派系,为日后“盐分地带文学”发展初期的成员[1]:47

成立

1934年5月6日,在张深切赖明弘等人的努力下,台湾文艺大会于台中市召开并成立了台湾文艺联盟[1][2]:120。而当时郭水潭与吴新荣等作家亦到场参加,但郭水潭觉得联盟的成立并未经过与会者充分沟通和诉诸舆论[1]。而郭水潭被选为文联南部执行委员后[注 3],于1935年5月6日与吴新荣商量,于5月27日邀集北门郡文学界人士举办文学座谈会,并视情况决定是否要进一步成立支部,而对此吴新荣也提出了初步构想,打算将会员分类成“已具文坛地位且每月有相当创作者”[注 4]与“文艺同好或支持者”[注 5]两类[1][4]

而后在与台湾文艺联盟本部商量获得同意后,佳里支部于1935年6月1日成立,当天下午于佳里公会堂举办成立仪式,除成员与地方人士之外,文联本部有张深切、叶陶前来参加,但当时有不少受邀的地方乡贤暗中批评这些人是受到政府监视的危险人物,且当天有一名巡察临席,数名高等便衣刑事在外走动,深怕受到牵连而不敢出席[1]

发展

台湾文艺联盟佳里支部成立后,会员相继在《台湾新民报》、《台湾新闻》、《台南新闻》、《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其类别横跨评论散文小说[1]。而由于核心成员的吴新荣为人好客,台湾各地的重要作家相继造访[1]

而在张深切等人的《台湾文艺》与杨逵等人的《台湾新文学》争论[注 6]中,佳里支部的盐分地带作家虽然顾全大局保持缄默,但是基本上倾向支持杨逵的主张,不过仍肯定文联的功能[1]

解散

由于台湾文艺联盟后来逐渐衰微,佳里支部在1936年12月26日召开会议后决定解散,而原有成员则仍用“盐分地带同人”的名义于文坛上活动[1]:193[4]

初期成员

职称 成员名
代表员 郭水潭[4]
统制员 吴新荣[4]
庶务员 徐清吉[4]
会计员 郑国津[4]
编辑员 王登山[4]
一般 林精镠黄平坚叶向荣、黄清泽、陈挑琴、曾对、郭维钟[4]

注释

  1. “盐分地带”一词即首见于《台湾文艺》,该刊物的3卷3号(1936年2月29日出版)便有“盐分地带诗人‧文联佳里支部作品集”特辑[2]:125[3]
  2. 街庄规模的有登云诗社会(佳里街佳里兴)、学甲吟社(学甲庄)、竹桥吟社(七股庄)、将军吟社(将军庄),全郡规模的有白鸥吟社,而白鸥吟社的社长即是吴新荣之父吴萱草[1]:43
  3. 1934年5月6日与郭水潭一同被选为南部执行委员者尚有蔡秋桐一人[4]
  4. 如郭水潭、王登山、庄培初、徐清吉、吴新荣[1][4]
  5. 如郑国津、黄清泽、林精镠、陈培初、叶向荣[1]
  6. 张深切主张的新文学偏重于民族立场,认为只需把台湾的风土、历史特性表现出来,新文学的路线自然就会浮现;杨逵则偏向阶级立场,鄙夷客观描写的自然主义,认为台湾文学应朝向写实主义发展,并认为普罗文学是为劳动者、农民与小市民而写的[2]:125-126。两方意识形态对立日渐紧张,最后因文稿采用的意见冲突,杨逵于1935年11月退出台湾文艺联盟,另组台湾新文学社[2]:127

参考来源

  1.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林慧姃. 《吴新荣研究—一个台湾知识份子精神历程》. 台南县政府. 2005年. ISBN 986-00-3900-3. 
  2. 2.0 2.1 2.2 2.3 陈芳明. 《台湾新文学史》上册. 联经. 2011年. ISBN 978-957-08-3897-8. 
  3. 2月,《台湾文艺》3卷3号制作“盐分地带诗人‧文联佳里支部作品集”特辑。. 台湾文学小事典. 国立台湾文学馆. [2014-11-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1-10). 
  4.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吕兴昌. 〈郭水潭生平著作年表初稿〉. 《郭水潭集》. 台南县立文化中心. 1994年12月: 页576-581. ISBN 957-00-43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