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

秦邦宪 (1907年 - 1946年)，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4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

博古原图链接

1946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

目录

人物简历

1907年——6月2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中耆英里的书香世家。

1921年——考入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

1925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干事。

1926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博古24岁担任中共高级职务原图链接

1930年——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干事。

1931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同年进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总责。

1933年——迁往中央苏区，苏区的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治局合并成“中共中央局”，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

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中共中央成立最高“三人团”，负责政治。

1935年——遵义会议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全面抗战爆发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

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同年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

1941年——负责创办《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1945年——当选中共七大中央委员。

1946年——作为中共代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宪法草案审议小组工作。4月8日因飞机失事牺牲，卒年39岁。

人物生平

博古诞生于1907年6月24日，早年在无锡、苏州求学，思想进步，为学生领袖。他自幼学习成绩优异，在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预科毕业。新中国成立后该校合并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该校将他与梁思成作为品学兼优突出的学生榜样，为他们做了雕像。

博古1925年入党，1926年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即赴苏联学习，取俄文名“博古诺夫”，演化成博古。1930年回国后,博古、秦邦宪两个名字交替使用。1931年4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此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与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由于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远不足半数，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这时米夫已经离开中国）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以博古负总责。10月10日，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组成，年仅24岁的博古临危受命，任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

临时中央政治局一开始就做了许多重要事情。首先是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抗日救国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10月2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政治局委员中，只有项英是工人出身。10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这样，是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将毛泽东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岗位。博古看重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的功绩。

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发表启事，伍豪等243人脱离中国共产党。这时，临时中央只有博古与陈云在上海。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这时他已去苏区。这件事虽然是敌人的阴谋，但博古等领导人都不能出面处理，他们千方百计花重金找了一个澳大利亚的叫“巴和”的律师，在上海最大的《申报》发表《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急启事》，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函，声称汝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荣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向。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其无关。”周少山是周恩来另一个别名。

在军事上，博古与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是坚决执行共产国际“首先夺取一省和数省胜利”的“左”的路线的，但也推崇朱毛的游击战术。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他们几次指示周恩来（军委主席）与朱德（总司令）进攻敌人，后博古遵照周恩来“请求”赴前线，了解实际情况，让周朱放手打，取得胜利。事后，博古作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总结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动员报告，说到：“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这个报告发表在《红色中华》第99期上。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洛甫）与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

1933年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国民党出动100万军队、500架飞机、1200门大炮，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敌我力量非常悬殊。博古听信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堡垒与堡垒”和中央军委的“六路分兵”拒敌的战术，与敌人拼消耗，1934年5月，广昌失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中央常委会立即决定战略大转移去湘西。博古先后两次派部队去湘西探路，又做了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与半个月的行军计划。10月10日率领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81859人，加上挑夫为86859人，开始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突破敌人前三道封锁线时，打得漂亮，伤亡不大。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博古为“军事天才”。可是大转移前，博古赞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大搬家”去湘西与中央政府纵队单独编队。张闻天1943年12月16日在延安整风时的发言笔记这样写道：“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提议未分散，那么这个齐声指责的轿子原来是毛泽东让抬起来的。”黎汝清在《湘江之战》、石仲泉在《长征行》中这样披露：中央纵队行动迟缓，过湘江前每日走40里。11月27日开始，朱德与博古、周恩来一起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连发三次“加急”电报，命令“扔掉辎重”“火速过江”，中央纵队不听，160华里走了三天半，到12月1日中央纵队才到湘江渡口。到了遵义清点红军人数时，只剩26919人，减少54740人，其中有挑夫5000人，通过前三道封锁线减员约2万人，保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作战死伤与减员约35000人以上。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到达陕北后合影原图链接

1934年12月，中央秘书长邓颖超患肺结核辞职，博古任命邓小平为秘书长，于是，邓小平出席了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博古提出总结湘江战败，请周恩来主持会议。张闻天与周恩来主张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周恩来在会议上对“六路分兵”作了检讨。博古服从多数，同意议题改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并同意毛泽东的提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让部队主要军事干部参加。16日与17日，博古亲自主持会议，说：“今天请军队的领导同志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央想直接听听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和战略大转移方面，中央军事领导上犯了哪些错误，对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有什么意见。”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讲话。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对五次反“围剿”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几位军事领导人对毛、张的发言作补充。王稼祥作简单而尖锐的插言与发言，而彭德怀则“沉默不语”。凯丰的发言与大家不同，他说五次反“围剿”失败博古有错，但全国革命根据地扩大了，红军发展了，博古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不能说他政治路线也错了。17日的会议，博古与大家同意张闻天起草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军事领导三人小组，由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政委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等。会议没有让李德发言。

2月5日，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找博古说，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

博古重视民主、和谐与民主集中制，考虑周恩来说得有理，就立即交出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书记和中央书记的三枚印章，说明天把文件担子放到张闻天处。博古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与张、周、毛共同领导长征。他交代完了，最后提出要他与王明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批准。因为如果共产国际不批准，这样交权是不算数的。遵义会议是革命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遵义会议后博古不记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与党的团结，先后赞同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最后下决心，反对林彪撤换毛泽东领导军事的意见，同意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为新的军事领导三人组，又同意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任副主席，逐步把毛泽东扶起来。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与陈昌浩分别来找博古，了解遵义会议情况，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

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合法总书记，张国焘是建党元老、第一次党代会十二个代表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领军8万人，多过中央红军数倍。如果他俩站在一起，又有其他支持者，形势又会怎样？可想而知。但是，28岁的博古是非分明，他的心里只有党的利益，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此，毛泽东向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遵义会议后，关于长征路线八次改变落脚点与进行战争，博古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都一致。1935年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27日常委分工，毛泽东说，1934年秦邦宪叫我当中华苏维埃主席，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周恩来拍手赞同。

在此期间，博古在十分困难情况下，在稳定社会，提高陕北根据地经济，为纠正刘志丹等人的冤假错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他以常委身份，领导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王首道、郭洪涛五人小组，处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100多位领导干部的冤案，对稳定陕北根据地的形势起了决定性作用。

1936年“双十二”，张学良对蒋介石进行兵谏。中央先派周恩来去了解情况，后派博古带中央的意见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

1937年9月，博古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代表身份被派住南京做中共代表，与蒋介石谈判。几经曲折，蒋在庐山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抗日统一战线从此形成。博古在南京重建与恢复上海、南京、江苏、浙江等13个省市的党委和工委，发展党员近7万，还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陶铸、王鹤寿、钱瑛等1000多名党员出狱。向南方18个革命根据地传达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指示他们在山区集结，占据有利阵地，遇敌袭击坚决反击，与国民党谈判改编绝不允许其派人来，这样，除个别根据地有些损失，博古还与国民党谈判组建新四军与出版《新华日报》等重大事项，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在武汉市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时，博古与周恩来签署发表了《对保卫大武汉》的意见，强调打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是错误的。博古在1943年9月《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中指出：“前后两个时期路线是错误的，错误造成的恶果，是不可胜计的，我个人在上面负着重大责任的，尤其是内战时期。”他说的前后两个时期的路线错误，后者指的是武汉，但是，在武汉博古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发表过许多正确的意见。1938年10月17日至18日，他在《新华日报》发表的《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困难与前途》的文章中指出：“一个不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则没有理由存在下去。”

1939—1940年，博古任中央南方局常委、组织部长。1939年８月，周恩来、博古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运用大量历史资料，对抗战两年国内外局势作了分析。8月18日、19日博古作了南方党的工作的报告，汇报了抗战两年来南方农业、工业、金融、交通、贸易等各方面情况，分析了阶级力量的变化，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变化，南方局的对策，广东等１３个省市党员人数，党员构成，组织发展工运、学运、军事斗争等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对周恩来与博古的报告充分肯定，并对南方局工作给以很高评价。他从统一战线、组织发展、战争动员、工农运动、帮助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等六个方面肯定了南方局工作的成绩，也指出了工作中还存在的弱点。

1939年8月底，周恩来骑马摔伤，9月赴苏联治疗臂伤年余，博古任南方局代理书记，领导南方九省以及港澳和海外党组织并八路军、新四军与《新华日报》驻各地机构，工作卓有成绩，毛泽东称赞“干得好”。

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在皖南地区围歼新四军与华中局领导机关，军长叶挺被捕，政委项英遇难，损失7000人，还不准我们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揭露事实真象。对此，博古非常气愤，向中央提出，应该有一份自己的机关报与一个强有力的通讯社。经中央批准，在延安出版《解放日报》，由政治局委员博古任社长兼新闻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统帅新闻出版大军。《解放日报》5月16日创刊，发刊词由毛泽东撰写，头条新闻由博古执笔，中央领导人以毛泽东与博古写的社论、专题、新闻、按语最多。博古为党报的性质与新闻写作写了很多社论，还有专论与讲话，论述党报是“党的喉舌”，我们是全党办报，宣传是“以我为主”，党报的记者是“党的耳目喉舌”，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军队、很好的政府，我们也要有一支健全的新闻大军，办报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并且论述新闻写作的常识与记者的任务。这些精辟的言论是中外新闻历史中从未提起过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经典著作。博古讲话逻辑性强，语言精确完整，有些记者将他新闻写作的讲话整理出来加上标点，当文章发表。博古与毛泽东被称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在延安新闻纪念馆为他们俩塑了铜像。

博古博学多才，他在百忙中翻译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延安高级党校规定必读的五本书中，有三本为他所译。在延安，夜间熄灯最晚的是毛泽东与博古，毛泽东的习惯是夜间工作。博古只有夜间才能翻译，早晨6点半钟还要起床上早班，审查党报的稿件，他劳累过度身体不好，还把中央每天供给政治局委员的一瓶牛奶，送给缺奶的杨永直编辑的女儿吃。

1946年4月8日，博古作为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与王若飞（中央委员），邓发（中央职工委书记）和叶挺（新四军军长）等13人加上美国空军驾驶员共17人，从重庆乘飞机返延安。当时天气恶劣，乌云压顶，雷雨不断。我们报社有人听到飞机响，但寻不着飞机的影子，下午听说飞机在中午与西安联系过，大家开始揪心。9日与10日仍为阴雨，大家不断跑上山顶去看有无飞机，希望出现奇迹，这时厨房做的饭每天都有剩余。12日的报纸头条发表《中共中央以极大的悲痛宣布王若飞等遇难》。博古结束了39岁短暂、辉煌而悲壮的生命。顿时，在新华社内，我们的眼泪大雨般流下……

4月20日，延安各界3万人悼念与安葬“四八遇难烈士”。党中央在延安总共召开过两次3万人的大会。第一次是1943年7月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与会者都是组织来的，头版头条消息是博古执笔的。这次3万人大会，有一半群众是自发来的，从延安与各界来悼念救命恩人的。追悼会空前隆重，毛泽东写《向“四八”烈士致哀》的悼文和《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悼词。中央有挽联，刘少奇和朱德、任弼时都写了悼文与悼词。毛泽东悲伤得几夜未眠，大家劝他不要赴会。周恩来的题为《四八永垂不朽》中，特别说：“博古，你是为修改宪法而粉身碎骨，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坚持完成一部民主宪草，建立民主中国而努力奋斗到底！”

主要成就

在博古领导下，党的新闻出版大军学马列、勤读书、钻研业务的好风尚在他以身作则的带动下逐步形成。

博古生前译有《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等等，为在全党范围内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作了重要贡献。

个人生活

博古少年时家境清贫。其父不得不将城中耆英里的祖遗老宅卖掉，租借族人秦琢如家宅(今崇宁路一百十二号)居住。秦宅宽敞，始建于清光绪末年。秦邦宪家租住的是其家宅第三进三间平屋，面积为八十九平方米，石库墙门后背装饰有砖刻"进德修业"四字。同年，其父病逝，家庭经济更加困难。秦邦宪和弟邦礼、妹邦范，在母亲朱氏抚育下生活、读书。

人物评价

博古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人物故居

博古故居位于江苏省无锡市中心崇宁路上，原为无锡地方名流、秦邦宪族叔秦琢如的家宅"既翕堂"，建于清光绪末年。故居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放眼望去，青砖黛瓦，庭院抱厦，马头墙矗立，为一组典型的江南民居。秦邦宪故居2002年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2003年启动故居修复，2004年底竣工，总投资1100万元。杨尚昆题写了"秦邦宪故居"匾额，薄一波题写了《秦邦宪生平事迹陈列》展名。

在秦邦宪故居修复开放的同日，《秦邦宪生平事迹陈列》展和观众见面。展览共分"勤奋读书立志报国"、"探求真理投身革命"、"临危受命历尽艰难"、"统战工作呕心沥血"、"新闻事业辉煌新篇"、"鞠躬尽瘁名垂千古"6个部分，展出亲属等捐献的秦邦宪生前使用过的辞典、书籍、皮箱、毛毯以及秦邦宪编译的书籍原版等一批珍贵文物和历史照片200余件。开放后的秦邦宪故居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纪念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名人名居参观地，对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