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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邦宪 (1907年 - 1946年),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4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

1946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

目录

人物简历

1907年——6月2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中耆英里的书香世家。

1921年——考入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

1925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干事。

1926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博古24岁担任中共高级职务原图链接

1930年——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干事。

1931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同年进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总责。

1933年——迁往中央苏区,苏区的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治局合并成“中共中央局”,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

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中共中央成立最高“三人团”,负责政治。

1935年——遵义会议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全面抗战爆发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

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同年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

1941年——负责创办《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1945年——当选中共七大中央委员。

1946年——作为中共代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宪法草案审议小组工作。4月8日因飞机失事牺牲,卒年39岁。[1]

人物生平

博古诞生于1907年6月24日,早年在无锡、苏州求学,思想进步,为学生领袖。他自幼学习成绩优异,在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预科毕业。新中国成立后该校合并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该校将他与梁思成作为品学兼优突出的学生榜样,为他们做了雕像。

博古1925年入党,1926年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即赴苏联学习,取俄文名“博古诺夫”,演化成博古。1930年回国后,博古、秦邦宪两个名字交替使用。1931年4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此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与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由于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远不足半数,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这时米夫已经离开中国)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以博古负总责。10月10日,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组成,年仅24岁的博古临危受命,任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

临时中央政治局一开始就做了许多重要事情。首先是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抗日救国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10月2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政治局委员中,只有项英是工人出身。10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这样,是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将毛泽东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岗位。博古看重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的功绩。

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发表启事,伍豪等243人脱离中国共产党。这时,临时中央只有博古与陈云在上海。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这时他已去苏区。这件事虽然是敌人的阴谋,但博古等领导人都不能出面处理,他们千方百计花重金找了一个澳大利亚的叫“巴和”的律师,在上海最大的《申报》发表《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急启事》,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函,声称汝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荣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向。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其无关。”周少山是周恩来另一个别名。

在军事上,博古与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是坚决执行共产国际“首先夺取一省和数省胜利”的“左”的路线的,但也推崇朱毛的游击战术。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他们几次指示周恩来(军委主席)与朱德(总司令)进攻敌人,后博古遵照周恩来“请求”赴前线,了解实际情况,让周朱放手打,取得胜利。事后,博古作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总结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动员报告,说到:“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这个报告发表在《红色中华》第99期上。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洛甫)与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

1933年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国民党出动100万军队、500架飞机、1200门大炮,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敌我力量非常悬殊。博古听信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堡垒与堡垒”和中央军委的“六路分兵”拒敌的战术,与敌人拼消耗,1934年5月,广昌失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中央常委会立即决定战略大转移去湘西。博古先后两次派部队去湘西探路,又做了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与半个月的行军计划。10月10日率领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81859人,加上挑夫为86859人,开始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突破敌人前三道封锁线时,打得漂亮,伤亡不大。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博古为“军事天才”。可是大转移前,博古赞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大搬家”去湘西与中央政府纵队单独编队。张闻天1943年12月16日在延安整风时的发言笔记这样写道:“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提议未分散,那么这个齐声指责的轿子原来是毛泽东让抬起来的。”黎汝清在《湘江之战》、石仲泉在《长征行》中这样披露:中央纵队行动迟缓,过湘江前每日走40里。11月27日开始,朱德与博古、周恩来一起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连发三次“加急”电报,命令“扔掉辎重”“火速过江”,中央纵队不听,160华里走了三天半,到12月1日中央纵队才到湘江渡口。到了遵义清点红军人数时,只剩26919人,减少54740人,其中有挑夫5000人,通过前三道封锁线减员约2万人,保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作战死伤与减员约35000人以上。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到达陕北后合影原图链接

1934年12月,中央秘书长邓颖超患肺结核辞职,博古任命邓小平为秘书长,于是,邓小平出席了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博古提出总结湘江战败,请周恩来主持会议。张闻天与周恩来主张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周恩来在会议上对“六路分兵”作了检讨。博古服从多数,同意议题改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并同意毛泽东的提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让部队主要军事干部参加。16日与17日,博古亲自主持会议,说:“今天请军队的领导同志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央想直接听听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和战略大转移方面,中央军事领导上犯了哪些错误,对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有什么意见。”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讲话。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对五次反“围剿”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几位军事领导人对毛、张的发言作补充。王稼祥作简单而尖锐的插言与发言,而彭德怀则“沉默不语”。凯丰的发言与大家不同,他说五次反“围剿”失败博古有错,但全国革命根据地扩大了,红军发展了,博古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不能说他政治路线也错了。17日的会议,博古与大家同意张闻天起草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军事领导三人小组,由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政委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等。会议没有让李德发言。

2月5日,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找博古说,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

博古重视民主、和谐与民主集中制,考虑周恩来说得有理,就立即交出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书记和中央书记的三枚印章,说明天把文件担子放到张闻天处。博古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与张、周、毛共同领导长征。他交代完了,最后提出要他与王明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批准。因为如果共产国际不批准,这样交权是不算数的。遵义会议是革命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遵义会议后博古不记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与党的团结,先后赞同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最后下决心,反对林彪撤换毛泽东领导军事的意见,同意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为新的军事领导三人组,又同意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任副主席,逐步把毛泽东扶起来。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与陈昌浩分别来找博古,了解遵义会议情况,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

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合法总书记,张国焘是建党元老、第一次党代会十二个代表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领军8万人,多过中央红军数倍。如果他俩站在一起,又有其他支持者,形势又会怎样?可想而知。但是,28岁的博古是非分明,他的心里只有党的利益,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此,毛泽东向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遵义会议后,关于长征路线八次改变落脚点与进行战争,博古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都一致。1935年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27日常委分工,毛泽东说,1934年秦邦宪叫我当中华苏维埃主席,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周恩来拍手赞同。

在此期间,博古在十分困难情况下,在稳定社会,提高陕北根据地经济,为纠正刘志丹等人的冤假错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他以常委身份,领导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王首道、郭洪涛五人小组,处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100多位领导干部的冤案,对稳定陕北根据地的形势起了决定性作用。

1936年“双十二”,张学良对蒋介石进行兵谏。中央先派周恩来去了解情况,后派博古带中央的意见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

1937年9月,博古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代表身份被派住南京做中共代表,与蒋介石谈判。几经曲折,蒋在庐山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抗日统一战线从此形成。博古在南京重建与恢复上海、南京、江苏、浙江等13个省市的党委和工委,发展党员近7万,还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陶铸、王鹤寿、钱瑛等1000多名党员出狱。向南方18个革命根据地传达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指示他们在山区集结,占据有利阵地,遇敌袭击坚决反击,与国民党谈判改编绝不允许其派人来,这样,除个别根据地有些损失,博古还与国民党谈判组建新四军与出版《新华日报》等重大事项,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在武汉市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时,博古与周恩来签署发表了《对保卫大武汉》的意见,强调打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是错误的。博古在1943年9月《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中指出:“前后两个时期路线是错误的,错误造成的恶果,是不可胜计的,我个人在上面负着重大责任的,尤其是内战时期。”他说的前后两个时期的路线错误,后者指的是武汉,但是,在武汉博古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发表过许多正确的意见。1938年10月17日至18日,他在《新华日报》发表的《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困难与前途》的文章中指出:“一个不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则没有理由存在下去。”

1939—1940年,博古任中央南方局常委、组织部长。1939年8月,周恩来、博古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运用大量历史资料,对抗战两年国内外局势作了分析。8月18日、19日博古作了南方党的工作的报告,汇报了抗战两年来南方农业、工业、金融、交通、贸易等各方面情况,分析了阶级力量的变化,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变化,南方局的对策,广东等13个省市党员人数,党员构成,组织发展工运、学运、军事斗争等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对周恩来与博古的报告充分肯定,并对南方局工作给以很高评价。他从统一战线、组织发展、战争动员、工农运动、帮助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等六个方面肯定了南方局工作的成绩,也指出了工作中还存在的弱点。

1939年8月底,周恩来骑马摔伤,9月赴苏联治疗臂伤年余,博古任南方局代理书记,领导南方九省以及港澳和海外党组织并八路军、新四军与《新华日报》驻各地机构,工作卓有成绩,毛泽东称赞“干得好”。

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在皖南地区围歼新四军与华中局领导机关,军长叶挺被捕,政委项英遇难,损失7000人,还不准我们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揭露事实真象。对此,博古非常气愤,向中央提出,应该有一份自己的机关报与一个强有力的通讯社。经中央批准,在延安出版《解放日报》,由政治局委员博古任社长兼新闻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统帅新闻出版大军。《解放日报》5月16日创刊,发刊词由毛泽东撰写,头条新闻由博古执笔,中央领导人以毛泽东与博古写的社论、专题、新闻、按语最多。博古为党报的性质与新闻写作写了很多社论,还有专论与讲话,论述党报是“党的喉舌”,我们是全党办报,宣传是“以我为主”,党报的记者是“党的耳目喉舌”,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军队、很好的政府,我们也要有一支健全的新闻大军,办报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并且论述新闻写作的常识与记者的任务。这些精辟的言论是中外新闻历史中从未提起过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经典著作。博古讲话逻辑性强,语言精确完整,有些记者将他新闻写作的讲话整理出来加上标点,当文章发表。博古与毛泽东被称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在延安新闻纪念馆为他们俩塑了铜像。

博古博学多才,他在百忙中翻译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延安高级党校规定必读的五本书中,有三本为他所译。在延安,夜间熄灯最晚的是毛泽东与博古,毛泽东的习惯是夜间工作。博古只有夜间才能翻译,早晨6点半钟还要起床上早班,审查党报的稿件,他劳累过度身体不好,还把中央每天供给政治局委员的一瓶牛奶,送给缺奶的杨永直编辑的女儿吃。

1946年4月8日,博古作为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与王若飞(中央委员),邓发(中央职工委书记)和叶挺(新四军军长)等13人加上美国空军驾驶员共17人,从重庆乘飞机返延安。当时天气恶劣,乌云压顶,雷雨不断。我们报社有人听到飞机响,但寻不着飞机的影子,下午听说飞机在中午与西安联系过,大家开始揪心。9日与10日仍为阴雨,大家不断跑上山顶去看有无飞机,希望出现奇迹,这时厨房做的饭每天都有剩余。12日的报纸头条发表《中共中央以极大的悲痛宣布王若飞等遇难》。博古结束了39岁短暂、辉煌而悲壮的生命。顿时,在新华社内,我们的眼泪大雨般流下……

4月20日,延安各界3万人悼念与安葬“四八遇难烈士”。党中央在延安总共召开过两次3万人的大会。第一次是1943年7月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与会者都是组织来的,头版头条消息是博古执笔的。这次3万人大会,有一半群众是自发来的,从延安与各界来悼念救命恩人的。追悼会空前隆重,毛泽东写《向“四八”烈士致哀》的悼文和《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悼词。中央有挽联,刘少奇和朱德、任弼时都写了悼文与悼词。毛泽东悲伤得几夜未眠,大家劝他不要赴会。周恩来的题为《四八永垂不朽》中,特别说:“博古,你是为修改宪法而粉身碎骨,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坚持完成一部民主宪草,建立民主中国而努力奋斗到底!”[2]

主要成就

在博古领导下,党的新闻出版大军学马列、勤读书、钻研业务的好风尚在他以身作则的带动下逐步形成。

博古生前译有《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等等,为在全党范围内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作了重要贡献。

个人生活

博古少年时家境清贫。其父不得不将城中耆英里的祖遗老宅卖掉,租借族人秦琢如家宅(今崇宁路一百十二号)居住。秦宅宽敞,始建于清光绪末年。秦邦宪家租住的是其家宅第三进三间平屋,面积为八十九平方米,石库墙门后背装饰有砖刻"进德修业"四字。同年,其父病逝,家庭经济更加困难。秦邦宪和弟邦礼、妹邦范,在母亲朱氏抚育下生活、读书。

人物评价

博古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人物故居

博古故居位于江苏省无锡市中心崇宁路上,原为无锡地方名流、秦邦宪族叔秦琢如的家宅"既翕堂",建于清光绪末年。故居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放眼望去,青砖黛瓦,庭院抱厦,马头墙矗立,为一组典型的江南民居。秦邦宪故居2002年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2003年启动故居修复,2004年底竣工,总投资1100万元。杨尚昆题写了"秦邦宪故居"匾额,薄一波题写了《秦邦宪生平事迹陈列》展名。

在秦邦宪故居修复开放的同日,《秦邦宪生平事迹陈列》展和观众见面。展览共分"勤奋读书立志报国"、"探求真理投身革命"、"临危受命历尽艰难"、"统战工作呕心沥血"、"新闻事业辉煌新篇"、"鞠躬尽瘁名垂千古"6个部分,展出亲属等捐献的秦邦宪生前使用过的辞典、书籍、皮箱、毛毯以及秦邦宪编译的书籍原版等一批珍贵文物和历史照片200余件。开放后的秦邦宪故居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纪念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名人名居参观地,对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3]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