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傅建国)
作品欣赏
养猪
记忆深处，童年故乡的土地上，零星散落的村庄里，隐隐约约矗立着一些徽派建筑：庄严的祠堂，古朴的民宅，灰墙墨瓦，飞檐走壁，内有天井，外有庭院，诗情画意，犹如世外桃源。然而，与这些古老典雅建筑不相匹配的是，家家户户，或屋前，或院后，都搭建了大大小小单间或双间的茅屋。用今天的话说，叫做“违章建筑物”。这些农家茅屋有两大功能：一是厕所（茅坑），二是猪圈（猪栏）。
当年，我家五口人：父母，我、弟弟和妹妹，一家人居住在背后村祠堂边上，三间房子，呈“F”型，建筑面积合计不足40平米。但在住家不远处，父亲却搭建了三间茅屋，一间为茅厕，两间为猪栏。
那会儿，母亲每年都要饲养两头猪。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家中的口粮都由生产队每月定额发放，记得大人每月35斤稻谷，小孩每人每月20斤稻谷，粮食不够吃，不得不与猪争食。比如说，自留地里种了一些南瓜和红薯，本来是用来喂猪食，但粮食不够吃，南瓜和红薯，自然就少了一些猪的份额了。
于是，那年月打猪草就成了妹妹日常生活中的重中之重。
春天，是野菜疯长的季节，而家中的猪崽也才十几公斤，胃口还不是特别的厉害，妹妹每天放学回来，书包一放下，就得自觉地拎着一只与身体不相称的篮子，出门打猪草去了。每天不管刮风下雨，必须打满一篮子猪草，才能勉强管住两只小猪崽子早晚两顿伙食。
到了夏天，野菜季节过了，但池塘里的菱角菜和水萍却开始繁殖，山沟里皮叶树皮叶也茂盛起来，这些水生植物与树叶都是养猪的好饲料。
秋天，田野里有生产队收获红薯和玉米时抛下的烂叶，或遗漏在地里泥下的红薯和玉米，花时间淘回家都是宝。没有破相的红薯，母亲舍不得当猪食，留着给家人当预备粮。
冬天来了，田野逐渐荒芜，母亲和妹妹就开始犯愁了。
季节进入深冬以后，家中两头饲养了大半年的猪崽开始长膘了，胃口也大起来。可是，田地一片枯黄，妹妹上哪打猪草去呢？
打猪草是没得指望了，但自留地种着萝卜，妹妹每天拔萝卜，切萝卜，煮萝卜；再不赖，到生产队养猪厂附近的地里“捡”萝卜。为了防止冬天猪崽断粮，养猪经验丰富的母亲，于秋天就做了两手准备，她领着妹妹将生产队废弃的花生禾，以及红薯藤成捆成捆地背回家，晒干。萝卜菜和谷糠接不住的时候，妹妹就将那些花生禾或红薯藤切粹，磨成粉，浇开水泡糊喂猪。花生禾和红薯藤营养还是挺丰富的，猪崽吃过以后，开始明显长膘。
腊月始，母亲又要操心来年养猪的事情了。那时候生产队养猪厂种猪似乎不多，邻居自家养猪的小猪崽，几乎都依赖皖北上门赊账的小猪贩子。小猪贩子大都三五成群，他们身高马大，皮肤黝黑，一根扁担，拴着两只又大又圆上面罩着网袋的筐子，里面分别装着十几头小猪崽。他们走村串巷，挨家挨户吆喝：
卖小猪啰——卖小猪……
声音悠远而绵长。
小猪崽论头卖，户主没有钱，可以赊账，一般情况下，小猪贩子们腊月放账，来年端午节前后上门收账，如果哪家运气背，小猪崽没有成活，东家还可以与小猪贩子再进行讨价还价，打个对折什么的。
养猪，关键是一个“养”字。
打猪草，讨野菜，拾红薯藤花生禾等没有完没了的活儿，只是解决了猪崽的食材，怎么喂养？其实还有不少讲究。乡村庄户人家养猪也得践行良性循环计划，即年末在哺养了一年之久的肥猪打算要出栏之前，新的小猪崽需要及时领回家。记忆里，母亲每年冬天捉养了一头小猪崽之后，哪怕一家人暂且没米下锅，还得给它喂养半个多月的小米粥。等它个头稍微长大了一点，再在粥里面加一些少量的糠。再往后，断粥，往糠里添加野菜。野菜分种类，苦菜、红薯藤之类，一般烧开水泡一会儿即可；而大多数野菜，如萝卜菜，猪草、皮叶等，都要放在大锅里煮熟煮烂。因此，那会儿家中往往有两台锅灶，一台锅灶是一大一小两口锅，供家人做饭、炒菜；另一台锅灶只有一口特大的锅，专门用来煮猪食野菜。
一年到头，无论早餐或晚餐，无论农活多么忙，母亲开门第一件事就是必须先喂猪食。人们常说本地猪肉香，那是因为农家猪崽有口福，餐餐享受“农家乐”的待遇。令人遗憾是的，从小到大尽管家中年年养猪，然而，那年月一家人假如想着大块吃肉，哪怕只是一顿，竟然也是那么的奢侈。逢年过节，过日子善于精打细算有点底气的邻居，拿着生产队分配的肉票，到南阳湾公社食品站购买斤量有限的猪肉。有一次，我跟着邻居去街上看热闹，隔着食品站铁栅栏，我看见邻居和一位陌生汉子，为了一只猪肚争得不可开交，双方把持的手都不愿意松开，那场景就像一场拔河比赛正在进行时，令人既尴尬而又辛酸无奈。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村民们（那时称着“社员”）依赖在队上挣工分过日子，或许是父母工分挣得少，或许是家里开支大，反正我们家一直是生队里的超支大户，约两千多元。我八岁开始放牛，一直到十五岁止，每年放牛可得60个工分。每10分工按0.3或0.5元计，一年可以赚十八至三十元钱，也算是为家庭减轻了一点生活负担。即便这样，生产队账簿上的超支金额依然有增无减。就因为超支数额特别巨大，有一次邻居老保管员曾当着我的面预言道：你小子这辈子难以翻身，可能要打一辈子光棍啦……我听了心里一阵难过，神情紧张而又疑惑地问为什么？老保管就用他那具有滴水不漏的数学推理逻辑给我算了一笔经济账。他的意思是，且不说我家到底有没有能力偿还生产队两千多元的超支款？即便有，也不知猴年马月。
少年不知愁滋味。老保管的话，我很快就忘却了，但超支所带来的生活压力却一直笼罩着整个家庭。话说快要过年的时候，家中饲养的两头猪长得体态肥胖，它们要出栏了。
出栏，便是猪的未日，是一个令人揪心的日子。
这时候，母亲嘱我写一张申请书，大意是说两头猪要出栏了，但家里穷，经常吃红锅，要求其中一头猪在自家宰杀。由于几乎每年都写一次，我已经知道申请书的格式了。申请书写好后，母亲再拿去请求队长签字审批。
生猪出栏的那天，队长派几个力气大的社员上门，配合公社食品站的“杀猪佬”（屠夫），将养了一年多的黑肥猪活活绑架抬走，然后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一头生猪究竟能抵扣多少超支款？我那时候还小，不知道这笔账该怎么算，只知道我们家或许是因母亲长年身体不佳，或许是因为其它因素导致家庭开支费用大，总之超支额度年年有增无减。
剩下的另一头“白毛羊”猪，自然要比前面一头黑肥猪稍微更壮一些，这是母亲的一点私心，也是唯一一丝拥有选择的权利。年底，“杀猪佬”忙得不可开交，母亲事先要和他量商好一个日子，然后提前在平常煮猪食的锅灶里烧一锅开水。“白毛羊”大肥猪被屠夫“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时候，母亲站在猪圈旁，大声“哦啰、哦啰”地呼喊，这“哦啰”是母亲平常喂猪食时，与猪崽的对话。说来也奇怪，那头“白毛羊”猪被宰杀时，其挣扎与痛苦的呻吟声在主人的呼喊声中渐渐平息了。
当“杀猪佬”给躺在大木桶里的赤裸祼的肥猪洗浴时，生产队会计和老保管二人便大摇大摆地走近道坦跟前了，他们一个人手里拿着账本，一个人肩上扛着一杆秆，上门来收缴猪肉了。家中屋场小，他们一人坐在火桶上（皖南山区传统木制取暖器），一个人坐在婴儿的轿子上，说说笑笑，全然不知母亲心里有多么的酸楚。
一头猪宰杀完毕，按照惯例，所有的肉都被会计和保管员过秆取走，家中只允许留下一些猪油和猪下水。
为了犒劳一下家人，母亲会烧一锅猪肝汤，每人一碗。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碗猪肝汤味道特别香醇，它是年初的企盼至年末的到来，这滋味是在经历春夏秋冬四季漫长的等待中才如此稀罕，因而也就变得更加回味无穷。
转眼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前妻白手起家，背了一身债务。为了生活，我一边务农，一边做篾匠，家中照样饲养了两头猪。有一年，为了尽快偿还债务，争取早日将家庭财务赤字清零，我和前妻还饲养过一头种猪。
养猪的日子，充满艰辛与期待。那年月村里养猪人家，终年吃不起猪肉，但猪还得继续养，因为生活没得选择，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我的童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竟然是希望有一天家中能够大块吃肉，哪怕就是一顿也知足也。
而如今，老家村里早已没有人家再养猪了。原因多种，政府抓环保是外因，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村里主要劳动力所剩无几是内因。此外，人工饲料涨价导致养猪成本过高，乡村瘟疫防治技术跟不上，也是客观因素之一。前几年，老家村上有人家尝试开办养猪厂，辛辛苦苦养了几十头猪，前期东拼西凑投入一大笔资金，但关键时刻，猪崽们纷纷倒下，如此养猪不但不赚钱，反而还血本无归。这位乡亲欲哭无泪……
最近，菜市场猪肉价格一路走高，一位从事皮革销售的朋友戏言：如今生意这么难做，不如干脆回家办养猪厂算了，说不定能走出一条致富的门路。我笑道：也许吧！
养猪，究竟能不能致富？我不敢确定，但“穷莫丢猪”是古训。自古以来，养猪是乡村人家为摆脱生活贫困而最后的一线希望，倒是千真万确。 [1]
作者简介
傅建国，1963年5月生，安徽青阳人，现居温州。曾务农，代课，做篾匠。长期从事皮革销售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