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信奉佛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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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信奉佛教吗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前，即邀请西藏地区的名僧帕思巴东来，即位后，奉为帝师，命掌理全国佛教，兼统领藏族地区的政教。帕思巴圆寂后，他这一系的僧人继续为元帝师的有亦怜真、答儿麻八剌乞列、亦摄思连真、乞剌斯八斡节儿、辇真监藏、都家班、相儿家思、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旺出儿监藏、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亦辇真吃剌失思等喇嘛(《新元史·释老传》)。[1]
又终元之世，每帝必先就帝师受戒，然后登位。凡举行法会，修建佛寺，雕刻藏经等佛事费用，多由国库支出，并常给与寺庙大量田地以为供养。而喇嘛僧则享有一些政治经济特权。
此外，汉族僧徒与河西回鹘僧，仍受到相当的待遇。元初佛教界一些著名人物，如耶律楚材、刘秉忠等，或为朝廷所尊信，或居政府的要职，对于当时佛教的护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且禅宗盛行江南，天台、白云、白莲等宗亦相当活跃。
但对佛教教义未有多大的发扬，仅寺院经济的发展与僧尼人数之增加，有甚于过去。而寺院大力经营工商业等，尤成为元代佛教的一特殊现象。
元代管理佛教的机构，最初设总制院，即以国师为领导。后又设功德使司(简称功德司)。至元二十五年(1288)总制院改称宣政院，扩大管理职权，且在各路设行宣政院，代替了功德司的事务。僧官如僧录、僧正、僧纲等，也都由宣政院管辖。后来到至顺二年(1331)撤销行宣政院，另于全国设立广教总管府十六所，掌管各地僧尼事务。元统二年(1334)，又罢广教总管府，复立行宣政院。
元代寺院和僧尼的人数，据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统计：全国寺院凡二万四千三百一十八所，僧尼合计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若将私度僧尼糀E算在内，恐怕还不止此数。
元代皇室所建官寺很多。从至元七年(1270)到至正十四年(1354)在京城内外各地，建有大护国仁王寺、圣寿万安寺、殊祥寺、大龙翔集庆寺、大觉海寺、大寿元忠国寺等，这些土木费用都很浩繁。英宗至治元年(1321)所建的寿安山佛寺，铸一佛像曾冶铜五十万斤(即今北京西山卧佛寺的卧佛)。
目录
寺院
随着寺院的兴造，又规定每寺住僧约三百人，于是朝廷将大量田地给与寺院。
例如，中统初(1260)给庆寿、海云二寺地五百顷。大德五年(1301)给兴教寺地一百二十顷，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万安寺地六百顷，南寺地百二十顷。皇庆初(1312)给大普庆寺田八万亩，崇福寺河南地百顷，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普庆寺山东益都田七十顷。至正十二年(1352)，建清河大寿元忠国寺成，以江浙废寺之田归之。
据大略统糀E，自世祖中统二年(1261)到至正七年(1347)，前后共给寺田三千二百八十六万一千亩(《续文献通考》卷六)。这些寺院土地的主管机构是太禧宗禋院。各寺都设有总管府、提举司或提领所来经管业务。其一寺的田地散在各路的，便就各地设立主管机构。如大护国仁王寺，有襄阳、江淮等处营田提举司、大都等路民佃提领所。
大承华普庆寺，有镇江、汴梁、平江等处稻田田赋提举司。大承天护圣寺，有平江善农提库司、荆襄等处济农香户提举司、龙庆州等处田赋提领所等(《元史·百官志》)。
元代寺院经济成了畸形的发展。因为寺院在拥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大力从事商业和工业。当时各地解库(当铺)、酒店、碾硙、湖泊(养鱼场)、货仓、旅馆及邸店(商店)等，很多是寺庙所经营。如皇庆初(1312)给与大普庆寺腴田八万亩外，还有邸店四百间，即其一例(《陔馀丛考》卷十八)。其在工业方面，如开采煤炭和铁矿，也有寺僧参加。
成宗大德元年(1297)有禁权豪僧道擅据矿炭山的命令(《元史·成宗纪》)。仁宗延祐三年(1316)于山西五台山灵鹫寺置铁冶提举司(《元史·仁宗纪》二)，这也是前代寺院所无的经济活动。还有银矿的开采虽非寺院直接经营，而其收入却归寺院所有。
如至顺元年(1330)，闻蔚州广灵县地产银矿，文宗即令中书太禧院派人经营，而以其所得归大承天护圣寺(《元史?文宗纪》三)。寺院的工商业经营，当然和政府赋税收入有关。政府对于寺营的解库，有时禁止，有时命其纳税。而政府对于各处住持僧人将常住金谷掩为己有，修建退居私宅，开设解库，也有禁令(见《元典章》卷三十三)。
至元三十年(1293)曾命僧寺之邸店、商贾舍止(旅馆)，其货物照章纳税(《元史》卷十七)。其后更时有明令，使僧道为工商者纳税。特别是诸河西路僧人有妻子者，当差发、税粮、铺马、次舍，与庶民同;以防止当时富户冒为僧道，规避差役(《元史?刑法志》卷一百零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