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泾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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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泾波（1900年 - 1988年），外文名：Philip Fugh，基督徒。

“基督徒”一词多次出现在《新约圣经》的书信部分，例如在《使徒行传》第11章第26节、第26章第28节与《彼得前书》第4章第16节：从安提阿的教会聚集起首，他们被称为基督徒；及后，希律亚基帕曾对保罗表示，“保罗少许的说话，便叫亚基帕作基督徒吗！”。《彼得前书》里，彼得把“基督徒”与“受苦”连在一起，也指出“基督徒受苦，不是羞耻，而是荣耀上帝的事”。

目录

人物简介

傅泾波是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一生中最为得力的助手，也是对司徒雷登影响至关重大的人。他曾多年担任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当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时，傅是他的政治顾问。他与司徒雷登保持了四十多年的亲密关係，赢得司徒雷登始终不渝的信赖。司徒雷登晚年时，傅一直陪伴、照料他，直到为他养老送终。

傅泾波于1899年出生于一个满洲正红旗的贵族世家，其祖父因剿灭义和团有功而被封为镇国公，建威大将军，曾担任过甘肃镇守使。傅泾波是家中长孙，自幼聪颖，深得祖父喜爱。6岁时，祖父曾带他到朝中觐见过慈禧太后。

傅泾波的父亲傅瑞卿是个基督徒，在宣统年间担任直隶省谘询局的议员。民国成立后，担任河北省议会的议员。傅泾波从小接受中国传统国学教育，后进入美国教会办的汇文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先后入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读书。他的中、英文都很好，直接得益于直隶谘询局的议长孙洪伊和袁世凯的外交顾问蔡廷干将军。

早在汇文中学读书时，傅泾波就经常参加北京和天津两地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他也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查经班的成员，每星期都参加宗教聚会，但那时他还只是个慕道友而已。

大学时期，因其家庭特殊的社会地位，傅泾波结交了许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有影响的人，包括陈独秀、吴稚辉、孔祥熙、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等人。他也与许多西方传教士保持著良好的关系。在1918年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大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作为大会主要讲员的司徒雷登。次年，司徒雷登到北京就任燕大校长时，北京青年会总干事怀特·爱德华兹把正在北大读书的傅泾波介绍给他。1920年，傅从北大转学到燕大，边读书边为司徒雷登做事，不久两人亲密无间。在司徒雷登的影响下，傅泾波终于完全接受了基督教信仰。1922年，司徒雷登亲自为他施洗，成为一个基督徒。此后，傅泾波成为司徒在燕大的得力助手，但他却不从燕大接受任何薪酬。在许多年中，他帮助司徒雷登与各界人士建立关系，这与他的家庭地位，个人广泛的人际关系，以及他个人的政治才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结交当时政治权贵方面，其好友李石曾帮过他很多忙。通过李石曾，他认识了吴稚辉、陈立夫、宋子文等人，继而认识蒋介石，致使司徒雷登也由此与国民党政府高层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傅为司徒雷登与中国各界人士的沟通立下汗马功劳。

傅泾波北大毕业后，进入中国文化经济协会工作，负责为修缮北京故宫筹措资金。他亲赴美国游说，说动约翰·洛克菲勒三世慷慨解囊，承担修缮故宫的全部费用。他的才能也深得福特的赏识，在他的努力洽谈下，福特汽车公司在中国建立了汽车修配厂，傅泾波出任福特汽车公司驻中国的经理。

傅泾波始终把司徒雷登的工作放在第一位。他和司徒的关係远超过师生关係，司徒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司徒雷登这样描述他和傅泾波的关係：“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是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对外联络官。我的一切成就，特别是在瞭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方面的成就，其得力于傅泾波之处，也许比我自己知道的还要多得多”（Fifty Years in China, p. 293）。傅泾波24岁那年，司徒雷登亲自为他主持了婚礼。

傅泾波对燕京大学的贡献也很大。他陪同司徒雷登到各地为燕大募款，不但让张作霖、段祺瑞、冯玉祥、孙传芳、韩複榘、宋哲元、张学良、李宗仁、白崇禧、梁启超、顾维钧等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为燕大捐钱，还与他们建立了朋友关系。

从20年代后期，司徒雷登逐渐介入到中国的政治生活，并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和政治顾问，傅泾波在司徒雷登担任大使期间以及回到美国之后，以其特有的才干、审慎和务实精神，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战期间，司徒雷登被日军关押三年零八个月。1945年7月傅泾波曾亲往集中营探视他。1945年8月，他陪同司徒雷登赴重庆参加庆祝抗战胜利活动，见到毛泽东。他曾参与国共两党的调停。1946年7月，司徒雷登被任命为大使，傅泾波随其去南京赴任。

1949年5月，解放军渡江接管南京后，傅泾波作为司徒雷登的代表，和中共代表黄华接触，共商中美关系大计。同年8月2日，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和司徒雷登等八人乘美国运输机离开南京，经日本、夏威夷去美国，10日抵达华盛顿。1950年1月，在华盛顿定居。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因心脏病逝世，他的骨灰一直为傅泾波所保存，因为司徒雷登曾立下遗嘱，托付他将来把骨灰葬在燕大校园中他妻子的墓旁。为实现这一遗愿，傅泾波一直等到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1972年，美国政府组织一批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中国访问，其中有傅泾波的小女儿傅海澜。他托女儿带信给周恩来，表达自己对中美关系好转的祝贺与欣喜之情。1973年，应周恩来秘密邀请，他偕夫人在离开中国24年后，重返故土，在北京住了十个月。1984年，他再次到中国，受到当时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接待。中国政府希望他能在促进海峡两岸统一方面再发挥作用。

在有生之年，傅泾波多次向中国政府陈述司徒雷登的意愿。1986年，他找到中国驻美大使韩叙，托他将两封信转交中国有关方面，其中一封信是写给邓小平的。1986年6月底，中国政府终于批准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燕大的临湖轩。

因墓地的设计需要时间，而且此时86岁的傅泾波健康状况欠佳，不适合冬季做长途旅行，所以定于来年春天将司徒雷登的骨灰送回北京，举行安葬仪式。谁知这一拖，傅泾波竟未能成行。

1988年10月，傅泾波在家中不慎摔断髋骨而引发肺炎，于10月27日在华盛顿霍利克劳斯医院逝世，享年88岁。中国驻美大使韩叙、侨务参赞陈启道和大使馆陆、海、空三军武官，以及新华社驻美分社社长李延年等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