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徐胡二王传

徐邈

三国志·徐胡二王传出自《三国志》,由西晋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历史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三国史，书中有440名三国历史人物的传记，全书共65卷，36.7万字，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

目录

原文

　徐邈字景山，燕国苏人也。太祖平河朔，召为丞相军谋掾，试守奉高令，人为东曹议令史。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后领陇西太守，转为南安。

　　文帝践阼，历谯相，平阳、安平太守，颖川典农中郎将，所在着称，赐爵关内侯。车驾幸许昌，问邈曰：“颇复中圣人不？”邈对曰：“昔子反毙于谷阳，御叔罚于饮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惩，时复中之。然宿瘤以丑见传，而臣以醉见识。”帝大笑，顾左右曰：“名不虚立。”迁抚军大将军军师。

　　明帝以凉州绝远，南接蜀寇，以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至，值诸葛亮出祁山。陇右三郡反，邈辄遣参军及金城太守等击南安贼，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以渐收敛民间私仗，藏之俯库。然后率以仁义，立学明训，禁厚葬，断淫祀，进善黜恶，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皆邈勋也。讨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户，加建威将军。邈与羌、胡从事，不问小过。若犯大罪，先告部帅。使知，应死者乃斩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赏赐皆散与将士，无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了闻而嘉之，随时供给其家。弹邪绳枉，州界肃清。

　　正始元年，还为大司农。迁为司隶校尉，百寮敬惮之。公事去官。后为光禄大夫，数岁即拜司空，邈叹曰：“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辞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礼葬，谥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情节之士，诏曰：“夫显贤表德，圣王所重。举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皆服职前朝，历事四世，出统戎马，入赞庶政，忠清在公，忧国忘私，不营产业，身没之后，家无余财，朕甚嘉之。其赐邈等家谷二千斛，钱三十万，布告天下。”邈同郡韩观、曼游，有鉴识器干，与邈齐名，而在孙礼、卢毓先，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卢钦着书，称邈曰：“徐公志高行洁，才博气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洁而不介，博而守约，猛而能宽。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右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在凉州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胡质字文德，楚国寿春人也。少与将济、未绩俱知名于江、淮间，仕州郡。蒋济为别驾，使见太祖。

　　太祖问曰：“胡通达，长者也，宁有子孙不？”济曰：“有子曰质，规模大略不及于父，至于精良综事过之。”太祖即召质为顿丘令。县民郭政通于从妹，杀其夫程他，郡吏马谅系狱为证。政与妹皆耐掠隐抵，谅不胜痛，自诬，当反其罪。质至宫，察其情色，更详其事，检验具服。

　　入为丞相东曹议令史，州请为治中。将军张辽与其护军武周有隙。辽见刺史温恢求请质，质辞以疾。辽出谓质曰：“仆委意于君，何以相辜如此？”质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贪，奔北知其不怯，闻流言而不信，故可终也。武伯南身为雅士，往者将军称之不容于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况质才薄，岂能终好？是以不愿也。”辽感言，复与周平。

　　太祖辟为丞相属。黄初中，徙吏部郎，为常山太守，迁任东莞。士卢显为人所杀。

　　质曰：“此士无仇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见其比居年少，书吏李若见问而色动，遂穷诘情状。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军功赏赐，皆散之于众，无入家者。在郡几年，交民便安，将士用命。迁荆州刺史，加振威将军，赐爵关内侯。吴大将朱然围樊城，质轻军赴之。议者皆以为贼盛不可迫，质曰：“樊城卑下，兵少，故当进军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临围，城中乃安。迁征东将军，假节都督青、徐诸军事。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置东征台，且佃且守。又通渠诸郡，利舟揖，严设备以待敌，海边无事。

　　性沉实内察，不以其节检物，所在见思。嘉平二年薨，家无余财，惟有赐衣书箧而已。军师以闻，追进封阳陵亭侯，邑百户，谥曰贞侯。子威嗣。六年，诏书褒述质清行，赐其家钱谷。语在《徐邈传》。威，咸熙中官至刺史，有殊绩，历三郡守，所在有名。

　　卒于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晋阳人也。少与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长，昶兄事之。文帝在东宫，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文帝践阼，徙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时都畿树木成林，昶斫开荒莱，勤劝百姓，垦田特多。迁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

　　昶虽在外任，心存朝廷，以为魏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不大（赦厘——上下）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而望治化复兴，不可得也。乃着《治论》，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余篇，又着《兵书》十余篇，言奇正之用，青龙中奏之。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沈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遂书戒之，曰：“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灭亡之祸者，何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着于外者矣。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遂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着明，而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皆由感当时之誉，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贵声名，人情所乐，而君子或得不而处，何也？恶不由其道耳。

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语曰：”如不知足，则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览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放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古者盘杆有铭，几杖有诫，俯仰察焉，用无过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戒阙党也。若范丐对秦客而武子击之，折其委笄，恶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鲜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则掩人，矜则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为戮于晋，王叔负罪于周，不惟矜善自伐好争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称，非以让人，恶其盖人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是以圣人慎之。

　　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又曰：”于贡方人。赐也贤乎哉，我则不暇。“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

　　“昔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言：”闻人之恶，当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矣至矣。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且闻人毁己而忿者，恶丑声之加入也，人报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其言信矣。若与是非之士，凶险之人，近犹不可，况与对校乎？其害深矣。夫虚伪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顾言，其为浮浅较可识别。而世人惑焉，犹不检之以言行也。近济阴魏讽、山阳曹伟皆以倾邪败没，荧惑当世，挟持奸慝，驱动后生。虽刑于鈇钺，大为烱戒，然所污染，固以众矣。可不慎与！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伦，甘长饥于首阳，安赴火于绵山，绵可以激贪励俗，然圣人不可为，吾亦不愿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义为名，守慎为称。孝悌于闺门，务学于师友。吾与时人从事，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颖川郭伯益，好尚通达，敏而有知。其为人弘旷不足，轻贵有余。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亲之昵之，不愿儿子为之。北海徐伟长，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淡然自守，惟道是务。其有所是非，则托古人以见其意，当时无所褒贬。吾敬之重之，愿儿子师之。东平刘公干，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补。吾爱之重之，不愿儿子慕之。乐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内敏外恕，推逊恭让，处不避洿，怯而义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愿儿子遵之。若引而绅之，触类而长之，汝其庶几举一隅耳。及其用财先九族，其施舍务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论议贵无贬，其进仕尚忠节，其取人务实道，其处世戒骄淫；其贫贱慎无威；其进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复何忧哉？

　　青龙四年，诏‘欲得有才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修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卿校已上各举一人。太尉司马宣王以昶应选。正始中，转在徐州，封武观亭侯，迁征南将军。

　　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昶以为国有常众，战无常胜；地有常险，守无常势。今屯宛，去襄阳三百余里，诸军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习水军于二州，广农垦殖，仓谷盈积。

　　嘉平初，太傅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秦博问大臣得失。昶陈治略五事：其一，欲祟道笃学，抑绝浮华，使国子入太学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试，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职，有治绩则就增位赐爵。其四，欲约官实禄，励以廉耻，不使与百姓争利。其五，欲绝侈靡，务崇节俭，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储谷畜帛，反民于朴。诏书褒赞。因使撰百官考课事，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又无校比之制。由此言之，圣主明于任贤，略举黜陟之体，以委达官之长，而总其统纪，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

　　二年，昶奏：“孙权流放良臣，适庶分争，可乘衅而制吴、蜀。白帝、夷陵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皆在江北，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袭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诣夷陵，昶诣江陵，两岸引竹絙为桥，渡水击之。贼奔南岸，凿七道并来攻。于是昶使积驽同时俱发，贼大将施绩夜遁人江陵城，迫斩数百级。昶欲引致平地与合战，乃先遣五军案大道发还，使贼望见以喜之，以所获铠马甲首，驰环城以怒之，设伏兵以待之。绩果追军，与战，克之。绩遁走，斩其将钟离茂、许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宝器仗，振旅而还。王基、州泰皆有功。于是迁昶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京陵侯。毋丘俭、文钦作乱，引兵拒俭、钦有功，封二子亭侯、关内修，进位骠骑将军。诸葛诞反，昶据夹石以逼江陵，持施绩、全熙使不得东。诞既诛诏曰：“昔孙膑佐赵，直凑大梁。西兵骤近，亦所以成东征之势也。”增邑千户，并前四千七百户，迁司空，持节、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谥曰穆侯。子浑嗣，咸熙中为越骑校尉。

　　王基字伯兴，东莱曲城人也。少孤，与叔父翁居。翁抚养甚笃，基亦发孝称。年十七，郡召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学。黄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时青土初定，刺史王淩特表请基为别驾，后召为秘书郎，淩复请还。顷之，司徒王朗辟基，淩不遣。朗书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则升于公辅，公臣之良，则入于王职。是故古者侯伯有贡士之礼。今州取宿卫之臣，留秘阁之吏，所希闻也。”淩犹不遣。淩流称青土，盖亦由基协和之辅也。大将军司马宣王辟基，未至，擢为中书侍郎。明帝盛修宫室，百姓劳瘁。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惧。夫民逸则虑易，苦则思难，是以先王居之以约俭，俾不至于生患。

　　昔颜渊云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是以知其将败。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也。今寇贼末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囊时矣。

　　散骑常侍王肃着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基据持玄义，常与抗衡。

　　迁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将军曹爽请为从事中郎，出为安丰太守。郡接吴寇，为政清严有威惠，明设防备，敌不敢犯。加讨寇将军。吴尝大发众集建业，扬声欲入攻扬州，刺史诸葛诞使基策之。基曰：“昔孙权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后全琮出庐江，朱然寇襄阳，皆无功而还。今陆逊等已死，而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此不过欲补定支党，还自保护耳。”后权竞不能出。时曹爽专柄，风化陵迟。基着《时要论》以切世事。以疾征还，起家为河南尹，未拜，爽伏诛，基尝为爽官属，随例罢。

　　其年为尚书，出为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随征南王昶击吴。基别袭步协于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虏安北将军谭正，纳降数千口。于是移其降民，置夷陵县。赐爵关内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逼夏口。由是贼不敢轻越江。明制度，整军农，兼修学校，南方称之。时朝廷仪欲伐吴，诏基量进趣之宜。基对曰：“夫兵动而无功，则威名折于外，财用穷于内，故必全而后用也。若不资通川聚粮水战之备，则虽积兵江内，无必渡之势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安陵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陆并农，以实军资，然后引兵诣江陵、夷陵，公据夏口，顺沮、漳，资水浮谷而下。贼知官兵有经久之势，则拒天诛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若率合蛮夷以攻其内，精卒劲兵以讨其外，则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吴、蜀之交绝，交绝而吴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于是遂止。

　　司马景王新统政，基书戒之，曰：“天下至广，万机至狎，诚不可不矜矜业业，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则众邪不生，心静则众事不躁，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烦，亲用忠良则远近协服。故知和远在身，定众在心，许允、传嘏、袁侃、崔赞皆一时正士，有直质而无流心，可与同政事者也。”景王纳其言。高贵乡公即尊位，近封常乐亭侯。毋丘俭、文钦作乱，以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适与景王会于许昌。景王曰：“君筹俭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乱也，俭等诳肋迫惧，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群聚耳。

　　若大兵临逼，必土崩瓦解，俭、钦之首。不终朝而悬于军门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军前。仪者咸以俭、钦栗悍，难与争锋。诏基停驻。基以为：”检等举军足以深入，而久不进者，是其诈伪已露，众心疑沮也。今不张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军高垒，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势也。若或虏略民人，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俭等所迫肋者，自顾罪重，不敢复还，此为错兵无用之地，而成好宄之源。吴寇因之，则淮南非国家之有，谯、沛、汝、豫危不安，此计之大失也。军宜速进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保坚城，因积谷，先人有夺人之心，此平贼之要也。“基屡请，乃听进据（氵隐）水。既至复言，曰：”兵闻拙速，未睹工迟之久。方今外有强寇，内有叛臣，若不时决，则事之深浅未可测也。议者多欲将军持重。将军持重是也，停军不进非也。

持重非不行之谓也，进而不可犯耳。今据坚城，保壁垒，以积实资虏，县运军粮，甚非计也。“景王欲须诸军集到，犹尚未许。基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则利，我得亦利，是谓争城，南顿是也。“遂辄进据南顿，俭等从项亦争欲往，发十余里，闻基先到，复还保项。时兖州刺史邓艾屯乐嘉，俭使文钦将兵袭艾。基知其势分，进兵逼项，俭众遂败。钦等已平，迁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进封安乐乡侯。上疏求分户二百，赐叔父子乔爵关内侯，以报叔父拊育之德。有诏特听。

　　诸葛诞反，基以本官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时大军在项，以贼兵精，诏基敛军坚垒。基累启求进讨。会吴遣朱异来救诞，军于安城。基又被诏引诸军转据北山。

　　基谓诸将曰：“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修守备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得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后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与贼家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书奏，报听。大将军司马文王进屯丘头，分部围守，各有所统。基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文王敕军吏入镇南部界，一不得有所谴。城中食尽，昼夜攻垒，基辄拒击，破之。寿春既拔，文王与基书曰：“初议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

　　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擒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文王欲遣诸将轻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衅有荡覆吴之势。基谏曰：”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之兵以围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太半。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兵深入，粮饱不继，军覆上都。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贼新败于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也。且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今俘馘十万，罪人斯得，自历代征伐，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绍于官渡，自以为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转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进封东武侯。基上疏固让，归功参佐，由是长史司马等七人皆侯。

　　是岁，基母卒。诏秘其凶问，迎基父豹丧合葬洛阳。追赠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转为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常道乡公即尊泣，增邑干户，并前五千七百户。前后封子二人亭侯、关内侯。景元二年，襄阳太守表吴贼邓由等欲来归化，基被诏：“当因此震荡江表。”基疑其诈，驰驿陈状。且曰：“嘉平以来，累有内难，当今之务，在于镇安社稷，绥宁百姓，未宜动众以求外利。”文王报书曰：“凡处事者，多曲相从顺，鲜能确然共尽理实。诚感忠爱，每见规示，辄敬依来指。”后由等竟不降。

　　是岁基薨，追赠司空，谥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开建五等，以基着勋前朝，改封基孙廙，而以东武余邑赐一子爵关内侯。晋室践阼，下诏曰：“故司空王基既着德立勋，又治身清素，不营产业，久在重任，家无私积，可谓身没行显，足用励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赐其家。”

　　评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质素业贞粹，王昶开济识度，王基学行坚白，皆掌统方任，垂称着绩。可谓国之良臣，时之彦士矣。

译文

（徐邈传、胡质传、王昶传、王基传）

　　徐邈传，徐邈，字景山，燕国蓟县人。曹操平定河朔时，任徐邈为丞相军谋掾，试守奉高县令，后来到洛阳任东曹议令史。魏国刚建立时，任尚书郎。

　　当时法令禁止酗酒，但徐邈常私下痛饮以至于酩酊大醉。校事赵达询问政事，徐邈称他是“中圣人”。赵达把这话传给曹操，曹操很是恼怒。度辽将军鲜于辅劝说道：“平常喝醉酒的人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徐邈性情谨慎，这不过是酒醉胡言乱语罢了。”结果没有被判刑。徐邈后来任陇西太守。转任南安太守。魏文帝曹丕即位后，历任谯相，平阳、安平太守、颍川典农中郎将，所到之处，都留下很好的名声，被赐予关内侯爵位。文帝巡视许昌，问徐邈：“还充任中圣人吗？”徐邈回答说：“从前子反在谷阳喝醉酒，半夜逃跑；御叔饮酒被罚以重赋。臣的嗜好和这二人相同，不能自我克制，所以时常喝酒。但相反却能常常因此而得到赏识。”文帝大笑，对身边的人说：“果然名不虚传。”转任抚军大将军军师。魏明帝认为凉州较偏远，和西蜀接壤，就任命徐邈为凉州刺史，并持有朝廷符节任护羌校尉。任职后，正赶上诸葛亮率兵出祁山，陇右三郡相继反叛。

　　徐邈派遣参军以及金城太守等部攻打南安叛贼，取得胜利。河右地区少雨，常因无粮苦恼。徐邈上书修武威、酒泉盐池，用以收藏敌人的粮食，又开凿水渠，招募贫民租种土地，使得家家丰足，仓库盈满。又支取州中一部分的军费，用来交换金帛犬马，供给中原人消费。同时逐步收缴民间私藏武器，统一保管，然后宣讲仁义，建立学校，禁止丰厚的葬礼，限制过度的祭祀。扬善惩恶，社会风尚大为改观，百姓心悦诚服。与西域的交往，边远少数民族的进贡，这些都是徐邈的功绩。后因讨伐反叛的羌人柯吾有功，被封为都亭侯，食邑三百户，加建威将军称号。徐邈和羌人、胡人打交道，从不过问他们小的过失，但如果犯了大罪，先通报部帅。让他们知道，然后斩首以示众，因此深得百姓信服和敬畏。凡是朝廷赏赐给他的东西，他都分给将士，从不拿回自家。自己的妻子女儿却常常衣食不足。天子得知了很是赞赏，便常给他家里提供衣食等物。他惩治邪恶，修正冤假错案，一州之内，秩序井然。

　　正始元年(240)，回洛阳任大司农，转任司隶校尉，其他官吏都很敬畏他。后因公事离开官职。又任光禄大夫。几年后被升做司空。徐邈感叹道：“三公是论道的官位，没有合适的人就空缺，怎能让我年老且多病的人去担任呢？”于是坚决辞让。嘉平元年(249)，他七十八岁，寿终正寝，这时身为大夫，按公礼埋葬，谥号穆侯。他的儿子徐武继承爵位，嘉平六年(254)，朝廷追悼思念清廉高洁之士，下诏说：“突显贤能以及道德高尚之士，圣王历来重视；推举善人，引导后来人，孔子也很赞美，已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都在前朝任职，历任四代，率兵出讨，辅佐朝政，忠心为公，忧国忘私，不营家产，身死之后，家无余财，我特别嘉赏他们：赐给徐邈等人家属粮食二千斛，钱三十万，特此告示天下。”徐邈同郡的韩观曼游，德才兼备，与徐邈齐名，而在孙礼、卢毓之先，为豫州刺史，政绩很好，死在官任上。卢钦著书，称赞徐邈说：“徐公志气宏大，行为高洁，才识广博气势英猛。他的政治措施每当施行时，高尚、稳妥而不急躁；正直而不同流合污，广博、深远而坚守信约；雷厉风行却又能宽以待人。有人认为能清正公廉很难，而徐公轻易便能做到如此。”有人问卢钦：“徐公在武帝曹操时代，人们认为他通达，自从任凉州刺史，回到京城后，人们又认为他特别，这是为什么呢？”卢钦回答说：“以前毛孝先、崔季王圭等掌管政事，尊崇清正廉素之士，当时官吏们热衷于更换布衣以猎取高名。

　　而徐公仍一如既往，所以人们认为他通达。近来天下崇尚奢侈、豪华。于是大家又竞相效仿，而徐公仍不为所动，不随波逐流，所以前日的通达，就变成今日的特别了。这是因为世人总是随波逐流，变化无常，而徐公秉性高洁，持之以恒。”

　　胡质传，胡质，字文德，楚国寿春人。少年时即与蒋济、朱绩齐名。在长江、淮河一带很有影响，在州郡作官。蒋济任别驾，出使见魏太祖曹操。曹操问：“胡敏年岁较大，该有子孙了吧？”蒋济说：“有个儿子叫胡质，处理大问题不如父亲，但处理细小事情心细超过父亲。”于是曹操召任胡质为顿丘县令。县里有个叫郭政的人与堂妹通奸，杀死妹夫程他。郡吏冯谅被关在监狱作证人。郭政和堂妹忍受拷打赖罪，冯谅不能忍受拷打，只好诬陷自己。这样便是无罪人成有罪人，而将被判处。

胡质到官，细致观察情色，追究根底，终于水落石出，人们无不称服。后为丞相东曹议令史，州里请他任治中。将军张辽与其护军武周有矛盾。张辽见到刺史，请胡质出任幕僚，胡质以病推托。张辽对胡质说：“我有心任你作官，你为什么辜负我的厚意呢？”胡质说：“古人相交，看他索取很多，但仍相信不贪；看他临阵脱逃而仍相信他不怯，听说流言而不为所动，这样交情才可以长久啊！武周身为雅洁之士。以前您对他赞不绝口，而今只为一点小事，就酿成矛盾。何况我胡质才能浅薄，怎么能始终得到您的信任呢？因此我不愿意就职。”张辽很受感动，与武周重归于好。曹操召任胡质为丞相属。黄初中，转任吏部郎、常山太守，迁任东莞。卢显被人杀害，胡质说：“这个人似乎没有仇人，只有一个年轻的妻子，因为这而死吗？”于是逐一召见与卢显相邻近居住的年少之人。问到书吏李若，发现他气色不对，于是胡质追究到底，李若只得自首，受到惩罚。胡质每每得到赏赐，都分给众人，从不收藏家中。在郡任职九年，吏民安居乐业，将士恭敬从命。又迁任荆州刺史，加振威将军封号，赐爵关内侯。

　　东吴大将朱然包围樊城，胡质率轻兵出击。很多人认为，敌众我寡，不能追击。胡质说：“樊城地势低下，兵力又少，所以应当进军给予外援，否则，樊城就危险了。”于是率兵赶赴樊城，城内军民这才安定下来。又迁任东征将军，持符节都督青州、徐州诸军事，大面积种植粮食。有够吃好几年的储备。设置东征台，一面派兵租种，一面派兵守卫，又与诸郡通渠，准备船只，严阵以待来犯之敌。海边比较平静。胡质性情深沉，好深思，不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人，因此得到他人的爱戴。

　　嘉平二年(250)去世。家里没有什么财产，只有皇帝所赐衣物和书厨。军师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朝廷，追封他为阳陵亭侯，食邑百户。谥号贞侯。他的儿子胡威继承爵位。嘉平六年(254)，皇帝下诏书大加赞扬胡质清正节俭的行为，赐给他们家钱财和粮食，这些事记载在《徐邈传》中。胡威咸熙年中官至徐州太守，政绩非凡，历任三个郡的太守，政绩都很好，最终死于安定郡。

　　王昶传，王昶，字文舒，太原晋阳人。少年时与同郡的王腸在当地很有名气。王腸年纪大点，王昶把他当兄长看待。魏文帝曹丕即位以前，王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曹丕即位以后，王昶升任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当时洛阳树木成林，王昶以他的勤劳为百姓做了表率，开垦了很多荒地。后任兖州刺史。魏明帝曹睿即位，加封扬烈将军，赐关内侯爵。王昶虽然在外地作官，可一心关心朝廷政治。他认为曹魏很多弊端承秦汉而来，法制苛刻而又琐碎，很少修改国家大典以正先王的风范。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希望政治开明，国家强盛，是不可能的。于是撰著《治论》，依照古代制度，取其可供今天借鉴的有关条项，写了二十多篇。又著《兵书》十几篇，探讨奇正交用的战术，青龙年间上奏朝廷。他为兄弟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取名字，都依据谦虚和诚实，用以显示他的志趣。

所以他兄弟的孩子，王默字处静，王沈字处道，自己的孩子一个叫王浑，字玄冲，一个叫王深，字道冲。他又写信劝戒他们说：作为晚辈，最重要的是有实际本领，有高尚情操，让父母脸上有光。实际本领、高尚情操、父母荣光这三件事谁都能明白其中的价值，可还是有人身败名裂，殃及家庭，致使全家覆灭，这是因为他们家的传统不是正道。讲究孝敬仁义，这是诸事中最重要的。依照它来立身行事，这是一生的根本所在。讲究孝敬，宗族内部才相安无事，讲究仁义，邻里之间才会相互尊重。这样做，修身养性就是不错了，名声自然会传到外边去。人如果不注意品行修养，舍本求末，崇尚虚浮奢华，以至结党营私，那么就会让人觉得虚伪，甚至酿成隐患。不要崇尚浮华，不要结党营私，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但是仍有很多人重蹈复辙，追求浮华，这都是因为名利观念在作祟。当然，富贵声名，谁不愿意拥有呢？但是君子却可以得到而不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厌恶不由正道求取名利。人生最大的祸患是只知进而不知退，只知追求情欲，而不知满足，所以才会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常言道：“如果不知足，得到的也会失去。”所以人要知足，就会满足。

　　纵览古今成败吉凶，那些追名逐利，欲壑难填的人，没有谁能保持家世不衰，自己不毁灭的。我希望你们做人要严谨，遵从儒家的教义，信奉道家的言论，所以给你们起名叫玄默冲虚，要让你们看到自己的名字，时刻不忘它们的含义，不要违背。古代时，盘子上有铭文，几杖上有诫文，为的是低头抬头都能看见它们，用来节制自己。更何况是自己的名字，难道不该随时劝诫自己吗？一般来说，事物成长的快，其消亡的也快；其生长的慢，就会有好的结果。清晨开花的草，到晚上就该零落了；而松柏青翠，严冬不衰枯。因此真正的君子不愿自己速成，而望大器晚成。像范睺看不起秦客而武子用杖击范，折断他的委鮹，那是因为武子厌恶范睺看不起人。

人有点善意，很少有不自讠夸的，有点能耐的很少有不自傲的。自讠夸就会看不起人，自傲就会盛气凌人。看不起人的人，人们也看不起他；盛气凌人的人，人们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所以晋国杀死..钅奇、..砋、..至三人而百姓毫不同情；王叔与人争权夺利，为周朝罪人。这不正是他们以为自己比别人强，自讠夸自傲，苦果自尝吗？所以君子不自夸，不是为了谦让，而是讨厌处处显示胜过别人。能屈才能伸，能让才叫德，示弱才是真强，如果这样，才会万事遂心。毁坏别人声誉，是坏事的根源，是招致灾难的开端，因此圣人特别谨慎。孔子说过：“我对于别人，很少赞誉也很少诋毁。如果有所褒誉也一定要有根据。”又说：“子贡多言爱讥评别人。难道他就够好了吗？我却没有这闲工夫。”像孔子这样的圣人，还如此谨慎，更何况像我们这些平凡之人怎么能肆意毁誉别人呢？

　　从前，伏波将军马援告诫他的侄子说：“听见关于别人的不好的传闻，只当这人是自己的父母，虽然听到了，却不能传出去。”这个告诫真是细心到极点了。别人如果诋毁自己，应当躬身自省。如果自己确有值得别人诋毁的言行，别人的诋毁就是恰当的；如果自己没有什么过错，那么别人的诋毁就纯属乌有。如果人家批评得对，就不要埋怨别人，如果别人批评得不对，又不会危害你自己，何必反唇相讥呢？而且，听见别人诋毁自己就发怒，把恶名再推到别人身上，那么人家就会越发诋毁你；还不如沉默寡言，退而修养自己为好。谚语说：“救人于严寒，不如多加些皮裘；阻止别人的诽谤，不如自己修养道德。”这话是很对的。如果和那些搬弄是非的人，特别是凶狠险毒的人打交道，距离近都危险，更何况和他们当面辨明是非，那就更危险了。那些虚伪的人，言论没有任何根基，不依据道义，行为不遵守自己的言论，其浮浅是很容易识别的。可惜世人多被他们所迷惑，不愿意认真鉴别一下他们的言行。

　　近世的人如济阴魏讽、山阳曹伟都因为倾听邪恶、道德败坏而被处死，他们迷惑世人，扶持奸窃叛逆之人，煽动年轻人作乱。虽然他们被杀，但是他们的恶劣作风，污染世风，影响深远，要谨慎呵！至于那些甘心于山林隐逸的人，像伯夷、叔齐等宁可饿死首阳山；还有像介子推等，宁可烧死在绵山也不愿出仕。虽然他们的言行可以对那贪欲之徒有所警诫，可以导向好的社会风尚，但是真正的圣人是不会像他们这样去做的，我也不愿意你们去效法。你们的先辈，世代作官，崇尚仁义，为人谨慎，讲究孝悌之道，广泛向友人学习。我和同事交往，虽各有不同，但都会从不同的人那儿学到一些东西。颍川郭奕，为人通达、聪敏，有知识。可是他的为人稍微逊色些，轻视富贵，固然可嘉，但也有些过分，如果他得到自以为不错的人，就十分敬重，犹如高山一般敬仰着；如果他不认为是能人的，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把他们视为小草。我因为和他相知，所以和他来往密切，但不希望你们像他这样做。

　　北海徐干，不求名誉，不求财富，淡泊处世，追求道德修养。即使他有所褒贬，也都假托古人之口说出，而对当世则从不评论是非。我很敬重他，希望你们能向他学习。东平的刘祯，有出众的才能，真诚有节度且有大志，然而他的性情和行为不太相等，很少有约束和顾忌，得和失足可以正负抵消。我很喜欢他，看重他。但不愿你们追慕他。乐安任嘏，完全遵循古道，内心敏锐，而外表宽厚，谦逊恭让，居处不避开污浊的凹地，平时好像胆怯，却能见义勇为，在朝做官则可以公忘私。我把他视为好友而推重他，愿你们以他为榜样。如果你们能引而伸之，触类而推，你们就可以从我所推举的人物中得到启发了。至于用钱应以家族作为首先考虑的对象，施舍一定要注意周济那些急需的人，出入乡里朝廷一定要慰问老人，议论时不要贬低别人，作官时要尽忠尽节，用人交友一定要诚实，处世一定不要骄傲贪淫。贫贱时万不可自暴自弃，进与退要想到是否合适，凡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如果这样做了，我就没有什么忧虑了。

　　青龙四年(236)，皇帝下诏说：“现在准备召纳人才，凡是才智双全，能深谋远虑，料远若近，视昧而察，运筹帷幄，办事谨慎，清正修养，周密、冷静，孜孜不倦，一心为公的人，不论年龄大小，不管出身贵贱，卿校以上各选举一人。”太尉司马懿推举王昶应选。正始年中，王昶在徐州任职，被封为武观亭侯，迁升征南将军，持节都督荆州、豫州诸军事。王昶认为，国家总会有人，但是战争未必总是胜利，地势险峻是不变的，但是守备之势头不能长久不变。而今屯兵宛城，离襄阳三百多里，各军营分散驻屯，船在宣池，有紧急情况，都来不及调动。于是上表请求把当地政府所在地迁到新野，在二州内练习水兵，开垦农田，积蓄粮食。

　　嘉平初年(249)，太傅司马懿杀死曹爽之后，向大臣询问政治得失。王昶陈述了五条治国方略：第一，崇尚道统，鼓励学业，抑制浮华，修建学校让学生们入学。第二，设立考试制度，考试是个标准。没有一定标准而想衡量曲直是不可能的，没有考试制度而或降或升某人，空论是否有才能，也是没有根基的。第三，让官吏任职的时间长一些，有政绩的升官赐爵。第四，省减官员的实际收入，让他们知道廉洁羞耻，不要和老百姓争利。第五，杜绝奢侈，倡导节俭，使各个官员服饰有别，上下有序。储备粮棉，让人们返朴归真。皇帝下诏褒扬王昶，让王昶修撰百官考试的程序。王昶认为，唐尧、虞舜时代虽然有升、降官吏的公文，但是如何考核官吏的方法未流传下来。周朝的制度虽有冢宰的职位，根据各位官吏的政绩给予赏罚，但是没有如何比较确定的标准。因此，圣主实应明白如何任用贤人，略举任贤黜劣的办法，把这个工作委托给贤达之人，让他统管此事。任用某人，是否贤能，可以知其大概。他的议论，大体就这些。

　　嘉平二年(250)，王昶又上奏说：“孙权放逐贤良大臣，内部纷争，可以乘机制服吴、蜀。白帝与夷陵之间的地带，黔、巫、秭归、房陵等地都在江北，民众与新城郡多有接触，可以袭取此地。”于是朝廷派新城太守州泰袭取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逼向夷陵，王昶逼向江陵。在两岸用竹索作桥，渡水袭击敌军。敌人逃到南岸，又开凿七条道路来进攻。王昶让弓箭同时发射，东吴大将施绩在夜里逃进江陵城。王昶派兵追杀数百人。他想把敌人引到平旷的地段，与之交战。于是派五军列队沿大道撤军，以假象蒙骗敌人，同时又派人骑马挑着缴获的战利品在城的四周向敌人显示，以激怒敌人。埋设伏兵，等待袭击敌人。施绩果然派兵追杀大军，王昶出兵与之决战，结果大获全胜。施绩逃跑，他手下大将钟离茂、许..被杀。缴获敌人的铠甲、旗、鼓、珍宝、武器无数，班师而还。王基、州泰都立下了战功。于是王昶被任命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晋封京陵侯。毋丘俭、文钦反叛，王昶率兵抵抗有功，赐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和关内侯。他被晋升为骠骑将军。诸葛诞反叛，王昶占据夹石，逼近江陵，牵制着施绩、全熙，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诸葛诞被杀后，皇帝下诏说：“从前孙膑辅佐赵国，直逼大梁。西部兵力大举前进，也形成了东征的趋势。”为王昶增邑千户，加上以前所封，共四千七百户，又升至司空，照旧持符节，都督诸军。

　　王昶最终死于甘露四年(259)，谥号穆侯。他的儿子王浑继承爵位，咸熙年中任越骑校尉。

　　王基传，王基，字伯舆，东莱曲城人。少年时父亲去世，便与叔父王翁住在一起。王翁精心抚养，王基也非常孝顺。十七岁这年，郡里征召他为府吏，没多久觉得不太合意，便辞职，进入琅王牙界内游学。黄初年间(220～226)，各地荐举孝廉，他被任命为郎中，当时，青州刚刚平定，刺史王腸特意上奏章，请任命王基出任别驾，后来朝廷召他为秘书郎，王腸再次请求让他回青州任职。不久，司徒王朗征召王基，王腸不放。王朗上书弹劾王腸说：“凡是地方官吏有优秀的，应把他们提升到郡府；郡府有优秀官吏，应举荐到朝廷，因此古代有侯伯贡士的礼节。

　　而今州郡取宿卫的大臣，留朝廷大臣不放，真没听说过。”王腸还是不放。王腸所以得到青州士人的称赞，主要还由于王基的辅佐协作。大将军司马懿征召王基，还没正式任职，又被任命为中书侍郎。魏明帝大兴土木修建宫室，百姓劳苦，王基上疏说：“我听说古人把百姓比作水，说：‘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因此，居于民上的天子，不能不随时戒惧。百姓安乐，逸静，一切事情都好办；如果他们生活很苦，他们就会想到作难。因此，先王的居处都很简朴，为的是防止祸患发生。从前颜渊说，东野子驾御马匹，马精疲力竭，但他仍驱赶不止，因此知道他将失败。

而今劳役繁重，男女分离，人们怨声载道，希望陛下能深思东野子之弊，仔细揣摩舟和水的比喻，让那些精疲力竭的马匹休息一下，让那些疲惫不堪的百姓省些劳役。从前汉代打天下，到汉孝文帝时，只有同姓的诸侯。因此，贾谊深感忧虑地说：‘下边是堆积着的柴禾，点着火，而在上面睡觉，还自以为很安全。’而今敌人并未消灭，猛将拥兵，集聚起来难以应敌，长久下去，帝位难以传给后代。在此盛明之世，不专心致志地消除祸患，如果子孙再不争气，国家就危险了。如果让贾谊再生，一定会更加忧虑。”散骑常待王肃撰著诸经传解，又论述、制定朝廷礼仪，常常修改郑玄的旧观点。王基则依据郑玄之说与王肃争论。后任安平太守，因公辞去此职。

　　大将军曹爽请他出任从事中郎，后出洛阳为安丰太守。郡界临接吴国，王基治理州郡，十分清正严明，颇得百姓感念，加之防备森严，敌人不敢进犯。被加封讨寇将军封号。东吴曾在建业集中大军，声称要攻打扬州。刺史诸葛诞让王基谋划，王基说：“以前孙权屡次进犯合肥，到了江夏，这之后全琮出击庐江，朱然进犯襄阳，但都未得逞，只得退回。而今陆逊等老将已死，孙权也年老，内部没有能臣贤嗣，军中又缺乏英明军师。孙权想要亲自率兵出击，又怕内部生乱，各种矛盾一齐爆发，导致崩溃；若派将领率兵，老将差不多死光了。新将他又不信任。

他不过是想借此安排好亲信，以攻为守而已。”后来，孙权没有领兵出击。当时国内由曹爽专权，风气大坏。王基撰《时要论》来讥讽时事。因病离任回到都城，被征召为河南尹，还没有赴任，曹爽被杀。因为王基曾经是曹爽的下属，也照例罢免。这年又出任尚书，又任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封号，随征南将军王昶讨伐东吴。王基在夷陵率领一路兵马袭击步协，步协紧闭城门固守。王基假装摆出进攻的架式，其实则分兵袭取雄父粮仓，缴获粮食三十余万斛，抓获安北将军谭正，接纳投降的敌人有几千人，把这些降民安置到夷陵县。王基被赐关内侯爵。王基又上表劝王昶将江夏作为首脑之地，紧逼夏口。从此，敌人就不敢轻言渡江了。他申明礼仪制度，整顿军队秩序，恢复学校教学，南方士人无不称赞。当时朝廷商议准备大举伐吴，下诏命王基商量如何进攻。王基说：“如果出兵而不能打胜，不仅威风丧尽，而且还耗费财用，因此出兵必须准备充分才行。如果不准备开通河道，聚积粮食，修建战船，即使陈兵江北，也不会形成必渡之势。

　　今江陵有沮水、漳水，灌溉良田数以千亩。安陆左右，也有沃野良田。如果水陆并以农业为主，准备充分的储备，然后率大军攻向江陵、夷陵，分别占据夏口，沿沮水、漳水运输粮食。敌人知道我有坚锐的装备和充足的储备，能长久占据优势则依据天险顽固坚守的信念必然变得沮丧，弃暗投明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时再联合东吴的蛮夷从其内部攻击。大军再分部征讨，则夏口以上各据点一定可以攻下来，长江之外的州郡也都守不住了。这样一来，吴、蜀的交通断绝，两国无法联合，东吴也就成为瓮中之鳖了。否则的话，这时出兵未必有利。”于是朝廷打消了出兵的念头。司马师刚统领大权，王基上书劝诫说：“天下很大，政事很杂，您就不能不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如果志尚淳正，就不会滋生各种邪念；如果心地纯静，就不会感到众事嘈杂。深思熟虑，教令就不会繁杂；重用贤能、优良之士，远近都会臣服。因此，要使远方少数民族团结协同一心，全在于阁下如何行动；要使民众平定，也全在于您如何用心。许允、傅嘏、袁侃、崔赞等都是正直之士，有端直的品质，没有流变的坏心，可以任用他们。”

司马师接受了王基的忠告。高贵乡公即皇帝位，晋封王基为常乐亭侯。毋丘俭、文钦反叛，朝廷任命王基为行监军、持符节，统领许昌军队，正好与司马师的军队在许昌会合。司马师问王基：“您看毋丘俭等会怎么样呢？”王基说：“淮南叛乱，不是当地吏民作乱，而是受到毋丘俭的威胁，怕眼前被杀，所以随大流罢了。如果大兵压境，他们必然土崩瓦解。毋丘俭、文钦的尸首不久就会悬在军门。”司马师说：“说得好！”于是派王基打先锋。很多人认为，毋丘俭、文钦勇猛无敌，很难与他们争胜。朝廷下诏让王基停止进军。

　　王基认为：“毋丘俭等军队完全可以长驱直入，但其仍不进军，说明已露出诈伪的马脚，民众之心有所疑。我们这时候不赶紧声张威势，满足百姓的愿望，反而停军不前，修筑高垒，无异于显示我们的怯懦，这决不合用兵的道理。如果他们抢劫民众，并把各州郡兵士家属也抓来，则我们更丧失民心。为毋丘俭所威胁的人，觉得自己罪责深重，不敢再逃出。这里是乌合之众聚集之地，士兵并无战斗力，却可能成为奸宄之辈得势的温床。如果东吴军队趁机出兵，那淮南大片国土就该被敌人占据了。此后，谯、沛、汝、豫等地就日益危险，这是最大的失策。应快速占据南顿，南顿有大粮仓，足够军队吃上四十天的。驻守南顿坚城，借助大粮仓供应，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这是平定叛贼的首要措施。”

王基反复请战，朝廷才让他占据氵隐水。到了以后，王基又上书说：“兵贵神速，不能拖延。而今外有强敌，内有叛臣，如果再不当机立断，将来后果就难以预知了。很多人认为指挥军队应持重一些。持重当然应该，但是停军不进就错了。持重决不是指按兵不动呵！如果能进军，就不可战胜。而今占据城关，壁垒森严，那边积蓄的粮食提供给敌人，而我们却要远道运粮，这是大错的呵！”司马师想等各路军队到齐后再发兵，还是不听王基的劝谏。王基又说：“将军在外，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敌人得城，敌人得利。我得城，对我有利。这才叫争城，进军南顿城！”于是挥师占据南顿。

　　毋丘俭等从项地发兵也想争夺南顿，走了十来里，听说王基已捷足先登，只好退回项地，当时兖州刺史邓艾屯兵乐嘉，毋丘俭派文钦率兵袭击邓艾。王基知道他们已分散了兵力，就率兵攻项地，毋丘俭失败。文钦等平定后，王基任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任豫州刺史，晋封安乐乡侯。他上疏要求分自己的封邑二百户给叔父的儿子王乔，并求赐王乔关内侯，用来报答叔父的养育之恩。朝廷特许。诸葛诞反叛，王基以豫州刺史身份行镇东将军的职权，都督扬州、豫州诸军事。当时大军在项地，认为敌兵精良，让王基驻军修垒。王基反复上书请求讨伐。这时，东吴派朱异来援救诸葛诞，驻扎在安城。王基奉诏要他率军转移占据北山。王基对诸位将领说：“而今城垒已经很坚固了，兵马也都聚集在此，只须精修守备，等待敌人就是了，如果再移兵戍守险地，会使兵马处于涣散状态。再聪明的人也不能收拾这个局面了。”

于是在适当的时候又上疏说：“今天我们与敌人对峙，应岿然不动，如果转移坚守险要之地则人心动摇，破坏既成的局势。各路军队各自据守深沟高垒，人心安定，不能动摇，这是统领军队的基本要领。”报上奏表后，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大将军司马昭屯兵丘头，分部围守，各有所统。王基都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司马昭命军吏深入镇南将军部界，传令不得出兵。城中粮食吃尽，敌人昼夜攻垒，王基据城死守。进而择机反击，大破敌军。攻下寿春后，司马昭写信给王基说：“当初议者云云，要求移兵的人极多。当时我没有临阵，也听信他们的议论。将军阁下深算利害，意志坚定，奋力顶住众将压力，以至上违诏命；终于战胜敌人。古人所叙述的战事，也没有超过这次战事的。”司马昭想派将领率精锐部队深入战区，招迎唐咨子弟，乘此机会可以造成颠覆东吴的局势。王基劝谏说：“以前诸葛恪乘着东关的胜利，调动江左的兵力，包围新城。城没有攻下来，自己却死伤过半。姜维借洮上胜利之势，轻兵深入，军粮供应不上，结果大军在上絡覆没。每当取胜之后，官兵上上下下轻敌。轻敌则考虑困难不深入。

　　而今敌人刚刚在外吃了败仗。内患又未平息。因此，目前他们正戒备森严。再说，连年作战，人有归家之志。今俘获十万降兵，又杀了诸葛诞这个罪人，自从汉末有战事以来，还没有如今天这样大获全胜的局面呢！武皇帝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自以为创下的收获已多，不再追剿，是惧怕受挫败。”司马昭听后于是罢兵。因为淮南地区刚刚平定，朝廷命王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晋封东武侯。王基上疏辞让，把功劳归给参谋和辅佐的下属。于是长史、司马等七人都得以封侯。这年，王基母亲去世。朝廷下诏对丧事保密，把王基的父亲王豹的遗骨迁到洛阳与王基母亲合葬，追赠王豹为北海太守。

　　甘露四年(259)，王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常道乡公即皇帝位，为王基增加食邑千户。加上以前的共五千七百户。前后又分封其二个儿子为亭侯、关内侯。景元二年(261)襄阳太守上表说吴贼邓由要求投降。王基接受命令，要在此时出兵东吴。王基怀疑其中有诈，于是派驿使快速向朝廷陈述情状，又说：“嘉平以来，内乱不断。当务之急，是如何使国家安定，百姓安宁，不应轻易兴师动众，向外族求取好处。”司马昭回信说：“和我共事的人，多是曲意逢迎，很少有人能与我明白地讲述事实真相。阁下诚感忠爱，常常有所规劝，就照着您所说的办理。”后来，邓由果然没有来投降。这年，王基去世，追赠司空，谥号景侯。儿子王徽继承爵位，早死。

　　咸熙年中(264～265)，设五等爵位，因为王基功著前朝，改封王基的孙子王訥为侯。又把东武郡其余的城封给王基的另一儿子，赐关内侯爵。晋朝建立以后，皇帝下诏说：“已故司空王基功勋卓著，洁身自好，清正素廉，不营私产，久在重任家无私财，真可谓身死之后，品行更加显露，完全可以激励世俗之人。可赐给他家二个奴婢。”

作者简介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史学家，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幼时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并《三国志》。历经10年艰辛，陈寿完成了流传千古的历史巨著《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