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詞話》
《人間詞話》是王國維所著的一部文學批評著作。《人間詞話》作於1908～1909年，最初發表於《國粹學報》。該作是作者接受了西洋美學思想之洗禮後，以嶄新的眼光對中國舊文學所作的評論。 表面上看，《人間詞話》與中國相襲已久之詩話，詞話一類作品之體例，格式，並無顯著的差別，實際上，它已初具理論體系，在舊日詩詞論著中，稱得上一部屈指可數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詞論界裡，許多人把它奉為圭臬，把它的論點作為詞學，美學的根據，影響深遠。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晚清以來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 [1] 王國維以「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高度評價了李煜的詞，說它「神秀」，韋莊的詞被稱為「骨秀」，溫庭筠的詞稱作「句秀」。
| 作品名稱 | 人間詞話 | 創作年代 | 1908～1909 |
| 作品出處 | 《國粹學報》 | 文學體裁 | 文學評論 |
| 作 者 | 王國維 | 字 數 95000 | 95000 |
目錄
內容簡介
王國維根據其文藝觀，把多種多樣的藝術境界劃分為三種基本形態：「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次，或以境勝；或以意勝。」王國維比較科學地分析了「景」與「情」的關係和產生的各種現象，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造境」與「寫境」，「理想」與「寫實」的問題。
「造境」是作者極逞「創意之才」，充分發揮想象力，使萬物皆為我驅遣，「以奴僕命風月」，這正是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基本特徵。「寫境」則是作者極逞狀物之才，能隨物婉轉，「能與花鳥共憂樂」，客觀的真實受到高度的重視，這正是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基本特徵。
王國維還提出，「理想派」與「寫實派」常常互相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新的創作方法。而用這種方法創作出來的藝術境界，則不能斷然定為「理想派」或「寫實派」。在這種境界裡，「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自然與理想熔於一爐，「景」與「情」交融成一體。王國維認為，這是上等的藝術境界，只有大詩人才能創造出這種「意與境渾」的境界。
王國維還進一步論說文藝創作必有取捨，有主觀理想的注入；而虛構或理想，總離不開客觀的材料和基本法則。所以，「理想」與「寫實」二者的結合有充分的客觀根據。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兩種創作方法相結合也有其客觀可能性。王國維的見解可謂透徹，精闢。「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雖「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在當時來說，是一種比較卓越的藝術見解。
王國維還指出，詞中所寫的形象（境界）不管是素描式地寫出來，還是由作者綜合印象創造出來，它們都不是對事物作純客觀的，無動於衷的描寫，而是貫穿作者的理想，即按照作者的觀點，感情來選擇，安排的。這就進一步說明了文學藝術中的形象是客觀事物在作者頭腦中的主觀反映。當然，王國維並沒有明確和具體地論說這一點。 [2]
創作背景
王國維生活在中國黑暗的時代，外族入侵，清政府沒落崩潰，社會失控，價值體系紊亂，人們的思想觀念經歷着劇烈動盪，個體生命在精神上處於迷茫和苦痛。王國維的人生也經歷着時代痛苦的洗禮。1902年，王國維因病從日本回國，他說自己的身體是如此的虛弱，而性格又是如此的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胸臆，自是始決計從事於哲學的研究」。人生問題的困擾使他走向了哲學。在哲學之中他涉足到康德、叔本華哲學，希望通過哲學能夠揭示人生的真理，擺脫人生的痛苦與無奈。但是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907年，他又感嘆：「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對於王國維來說，「可信」與「不可愛」的哲學是以現象界為對象，可以得到確切的實證科學知識，這種知識可信，不過這種知識只是陳述經驗事實，並不能滿足人們對人生意義的追求，所以他覺得不可愛。他追求的是「可愛」與「可信」的統一，這就使他陷入學術界自近代以來形而上學與科學實證的內在緊張，非理性主義與實證主義衝突、對峙的泥潭之中難以自拔。王國維本以為研究哲學可以解決「人生之問題」，從中尋覓人生解脫之途。但事與願違，倒使王國維陷入了「可愛」與「可信」兩難境地的煩悶之中，他不得不放棄哲學的研究，另尋解脫之路。他的學術注意力由哲學移於文學，以期在文學中能夠尋覓到人生痛苦的慰藉，找到自己的人生境界與目標。在文學研究中，文學本身的非功利給他帶來了審美的愉悅，於是他撰寫了《人間詞話》。 [從《人間詞話》看王國維的人生態度 金雅，Jin Ya - 《浙江社會科學》- 2009年3期]
作品思想
境界說
《人間詞話》不同於當時有影響的詞話，它提出了「境界」說。「境界」說是《人間詞話》的核心，統領其他論點，又是全書的脈絡，溝通全部主張。王國維不僅把它視為創作原則，也把它當作批評標準，論斷詩詞的演變，評價詞人的得失，作品的優劣，詞品的高低，均從「境界」出發。因此，「境界」說既是王國維文藝批評的出發點，又是其文藝思想的總歸宿。
清朝詞派，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浙派詞致力糾正明末詞流迂緩淫曼的毛病，崇尚清靈，學習南宋姜夔，張炎的詞，不願迫近北宋詞人，不師秦觀，黃庭堅，只學張炎，其流蔽在於主清空而流於浮薄，主柔婉而流於纖巧。於是常州派詞起而糾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閎約，沉着醇厚，以立意為本，發揮意內言外之旨，主張應有寄託，推崇周邦彥而輕薄姜夔，張炎。這的確使詞論前進了一大步。 [2] 而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突破浙派，常州派的樊籬，克服兩者之弊，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浙派詞主清空柔婉，結果導致浮薄纖巧，不真切，王國維的境界說提倡不隔，以糾正浙派詞的流弊。他強調寫真景物，真感情，要寫得真切不隔。這確實擊中了浙派詞的要害。對於常州派，他反對所有詞都必須有寄託的說法，認為並不是有寄託的詞才是好詞。他指出：「若屯田之《八聲甘州》，東坡之《水調歌頭》，則佇興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調論也。」並引牛嶠等詞，稱為「專作情語而絕妙者」。他認為，佇興之作，寫情語，寫景物，只要真切不隔，有境界，便是好詞。這種觀點有利於糾正常州派詞偏於追求寄託的狹隘見解。 [2]
情景交融
《人間詞話》在詞論方面超越了浙派和常州派的範圍，而其美學觀點，一方面受叔本華的影響，一方面又有所突破。王國維的「無我之境」和「以物觀物」直接承繼了叔本華的哲學觀點。而其「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這源於叔本華的天才論。
但《人間詞話》並沒有陷入這種境地而不能自拔。王國維區分了兩種境界，與叔本華不同的是，他沒有貶低常人的境界，相反還十分看重，認為「故其入於人者至深，而行於世也尤廣。」王國維一面推重「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一面又推重」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這與叔本華只強調天才具有赤子之心不一樣。此外，叔本華講天才強調智力，王國維則強調感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在詩人與現實的關係上，王國維主張：「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僕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這顯然透顯出樸素的唯物因素和辯證法睿智。
從理論上說，「境界」所要求的正與以形象反映現實的藝術規律相通；既要入乎其內，又要出乎其外；既要有輕視外物之意，又要有重視外物之意，這與作家必須深入生活，又要高出生活的創作要求相一致。王國維的「境界」說具體地，明確地揭示出藝術境界內在的特殊矛盾，說明了文藝的本質特徵。與前人相比，這是一個新的貢獻。文學批評史上，那種只重「言志」「抒情」的論點，偏執一端；那種只重形象，畫面的論點，偏執另一端。清初的王夫之關於「情景互」的觀點，葉燮關於「形依情，情附形」的觀點，雖然已為境界說中的本質論奠定了基礎，但畢竟是王國維最明確，最系統地闡述了藝術境界中「景」與「情」的關係，自覺地「探其本」，完成了境界說的本質論。王國維認為，景多無限，情也說不盡，「境界」本質上是「景」和「情」兩個元質構成的。但不論是客觀的「景」，還是主觀的「情」，都是「觀」——人的精神活動的結果。「情」「景」這種特殊矛盾的多樣化的對立統一，便形成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文學藝術作品。 [2]
作品影響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中國近代最負盛名的一部詞話著作。他用傳統的詞話形式及傳統的概念、術語和思維邏輯，較為自然地融進了一些新的觀念和方法，其總結的理論問題又具有相當普遍的意義，這就使它在當時新舊兩代的讀者中產生了重大反響，在中國近代文學批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人間詞話》，在理論上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問題上頗有創見。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 中小學生閱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高中段。 [3]
作品評價
朱光潛《詩的隱與顯——關於王靜安的〈人間詞話〉的幾點意見》：「近二三十年來，就我個人所讀過的來說，似以王靜安先生的《人間詞話》為最精到。」 王攸欣《選擇、接受與疏離——王國維接受叔本華、朱光潛接受克羅齊美學比較研究》：「王國維寥寥幾萬字的《人間詞話》和《紅樓夢評論》比朱光潛洋洋百萬字的體系建樹在美學史上更有地位。」 [2]
出版信息
《人間詞話》有兩個英語譯本：美國學者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kett）和台灣學者塗經詒（Ching-ITu）的兩個譯本。
王國維·人間詞話[M] Adele Austin Rickett英譯 張徐芳今譯 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 [王國維．人間詞話．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 。
王國維·人間詞話[M] 塗經詒譯 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0 [王國維．人間詞話．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0] 。
作者簡介
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出生。世代清寒，幼年為中秀才苦讀。早年屢應鄉試不中，遂於戊戌風氣變化之際棄絕科舉。二十二歲起，他至上海《時務報》館充書記校對。利用公餘，他到羅振玉辦的「東文學社」研習外交與西方近代科學，結識主持人羅振玉，並在羅振玉資助下於1901年赴日本留學。1902年王國維因病從日本歸國。後又在羅振玉推薦下執教於南通、江蘇師範學校，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復埋頭文學研究，開始其「獨學」階段。1906年隨羅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韻等。其間，著有《人間詞話》等。1911年辛亥革命後，王國維攜生平著述3種。眷隨兒女親家羅振玉逃居日本京都，從此以前清遺民處世。1922年受聘北京大學國學門通訊導師。1927年6月，王國維留下「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書，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在其50歲人生學術鼎盛之際為國學史留下了最具悲劇色彩的「謎案」。[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