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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朝時期佛教的傳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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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時期佛教是怎麼傳播的歷史上隋、唐時代是中國佛教的大成時期。隋代雖然立國不久，但佛教綜合了南北體系，而有新的教學、宗派建立。[1]
隋文帝時期(581—604)
隋文帝(581—604)繼承了北周的統治，一開頭就改變了周武帝宇文邕毀滅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為鞏固期統治權的方針之一。這和他出生在馮翊(今陝西大荔縣)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撫養和即位時曇延力請興復佛教不無關係。
他首先下令修復毀廢的寺院，允許人們出家，又令每戶出錢營造經像，京師(長安)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由官家繕寫一切經，分別收藏在寺院及秘閣之內，從而天下風從，民間的佛經比儒家的六經多到很多倍(見《隋書.經籍志》)。
文帝一生致力於佛教的傳播。
在度僧方面，他於開皇十年(590)聽許以前私度的僧尼和人民志願出家，一時受度的多到五十餘萬人(《續高僧傳》卷十《靖嵩傳》;又卷十八《曇遷傳》)。在建寺方面，他於即位初年，即改周宣帝所建立的陟岵寺為大興善寺。
又令在五嶽各建佛寺一所，諸州縣建立僧、尼寺各一所，並在他所經歷的四十五州各創設大興善寺，又建延興、光明、淨影、勝光及禪定等寺，據傳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三千七百九十二所(《辯正論》卷三)。
在建塔方面，文帝先得天竺沙門給他的佛舍利一包，即位後，令全國各州建立舍利塔安置，前後共三次。第一次是仁壽元年(601)，在他六十歲的生日六月十三日，令全國三十州立塔，請名僧童真、曇遷等三十人分道送舍利前往安置。第二次是仁壽二年(602)，在佛誕日，請名僧智教、明芬等分送舍利至全國五十三州入函立塔。第三次是仁壽四年(604)，也是在佛誕日，令在三十州增設寶塔，請名僧法顯、靜琳等分送舍利。前後立塔一百十所。
所有立塔的費用，任人布施，但以十文為限。在造像寫經方面，據傳從開皇初到仁壽末(604)，建造金、銅、檀香、夾紵、牙、石等像大小一萬六千五百八十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餘軀(《辯正論》卷三)。並且在開皇二十年(600)嚴禁毀壞、偷盜佛像等(《隋書高祖紀》下)。又繕寫新經十三萬二千零八十六卷，修治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辯正論》卷三)。
此外，文帝在建國初年，仿北齊的制度，設置昭玄大統、昭玄統、昭玄都及外國僧主等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務。他於開皇元年授名僧僧猛為隋國大統(即昭玄大統)三藏法師，七年(587)又命曇遷為昭玄大沙門統，至十一年(591)又詔靈裕為國統。至於地方僧官則有統都、沙門都、斷事、僧正等的設置。
文帝對於佛教義學的提倡，即以長安為中心建立了傳教系統，選聘當時各學派著名的學者，集中在都邑，分為五眾：一、涅盤眾，二、地論眾，三、大論眾，四、講律眾，五、禪門眾。每眾立一「眾主」，領導教學。其間可考的，是長安涅盤眾主法總、童真、善胄;地論眾主慧遷、靈璨;大論眾主法彥、寶襲、智隱;講律眾主洪遵;禪門眾主法應。
此外長安還曾建立了二十五眾(《續高僧傳.義解篇後論》)，大興善寺沙門僧璨即曾為二十五眾第一摩訶衍匠，大興善寺沙門僧琨也做過二十五眾教讀經法主，從事學眾的教導(見《歷代三寶記》卷十二，《續高僧傳》卷七、九)。
隋煬帝時期(605—616)
隋煬帝楊廣(605—616)也篤好佛教，他先為晉王時，曾迎請名僧智顗為授菩薩戒，並尊稱智顗為智者。即位後，他在大業元年(605)為文帝造西禪定寺，又在高陽造隆聖寺，在并州造弘善寺，在揚州造慧日道場，在長安造清禪、日嚴、香台等寺，又舍九宮為九寺，並在泰陵、莊陵二處造寺。又曾在洛陽設無遮大會，度男女一百二十人為僧尼。
並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總度千僧，親制願文，自稱菩薩戒弟子。傳稱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萬六千二百人。又鑄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軀，修治舊像十萬零一千軀，裝補的故經及繕寫的新經，共六百十二藏。煬帝還在洛陽的上林園內創設翻經館，羅致譯人，四事供給，繼續開展譯經事業。
但另一方面，文帝在開皇九年(589)滅南陳時，曾令陳都建康的城邑宮室蕩平耕墾，於石頭城置蔣州，使南北朝時代盛極一時的建康佛教頓告衰微。其時諸寺多毀於戰火，「鍾梵響輟，雞犬不聞」。因此蔣州奉誠寺慧文等致書智顗，請轉達坐鎮揚州的晉王楊廣予以護持。
後來楊廣做了皇帝，於大業三年(607)下令沙門致敬王者;更於大業五年(609)令無德的僧尼還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數量保留，其餘一概拆毀;一時造成因僧廢寺的現象。從這些事實上，可見隋代對於佛教的政策也有限制的一面。
隋代譯經，主要譯師有北天竺烏場國的那連提耶舍(490—589)。他原在北齊譯經，曾因齊亡佛教被毀，而改著俗裝。隋興，應文帝之請，住長安大興善寺，從開皇二年到五年(582—585)，更譯出《大莊嚴法門經》等八部二十三卷。
同時又有他的同鄉沙門毗尼多流支來長安，於開皇二年譯出《大乘方廣總持經》、《象頭精舍經》。又有中天竺婆羅痆斯優婆塞達磨闍那於開皇二年譯出《業報差別經》一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