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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时期佛教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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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时期佛教是怎么传播的历史上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大成时期。隋代虽然立国不久,但佛教综合了南北体系,而有新的教学、宗派建立。[1]

隋文帝时期(581—604)

隋文帝(581—604)继承了北周的统治,一开头就改变了周武帝宇文邕毁灭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为巩固期统治权的方针之一。这和他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抚养和即位时昙延力请兴复佛教不无关系。


他首先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允许人们出家,又令每户出钱营造经像,京师(长安)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由官家缮写一切经,分别收藏在寺院及秘阁之内,从而天下风从,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多到很多倍(见《隋书.经籍志》)。

文帝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

在度僧方面,他于开皇十年(590)听许以前私度的僧尼和人民志愿出家,一时受度的多到五十余万人(《续高僧传》卷十《靖嵩传》;又卷十八《昙迁传》)。在建寺方面,他于即位初年,即改周宣帝所建立的陟岵寺为大兴善寺。

又令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诸州县建立僧、尼寺各一所,并在他所经历的四十五州各创设大兴善寺,又建延兴、光明、净影、胜光及禅定等寺,据传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三千七百九十二所(《辩正论》卷三)。

在建塔方面,文帝先得天竺沙门给他的佛舍利一包,即位后,令全国各州建立舍利塔安置,前后共三次。第一次是仁寿元年(601),在他六十岁的生日六月十三日,令全国三十州立塔,请名僧童真、昙迁等三十人分道送舍利前往安置。第二次是仁寿二年(602),在佛诞日,请名僧智教、明芬等分送舍利至全国五十三州入函立塔。第三次是仁寿四年(604),也是在佛诞日,令在三十州增设宝塔,请名僧法显、静琳等分送舍利。前后立塔一百十所。

所有立塔的费用,任人布施,但以十文为限。在造像写经方面,据传从开皇初到仁寿末(604),建造金、铜、檀香、夹纻、牙、石等像大小一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躯(《辩正论》卷三)。并且在开皇二十年(600)严禁毁坏、偷盗佛像等(《隋书高祖纪》下)。又缮写新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辩正论》卷三)。

此外,文帝在建国初年,仿北齐的制度,设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及外国僧主等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务。他于开皇元年授名僧僧猛为隋国大统(即昭玄大统)三藏法师,七年(587)又命昙迁为昭玄大沙门统,至十一年(591)又诏灵裕为国统。至于地方僧官则有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的设置。

文帝对于佛教义学的提倡,即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了传教系统,选聘当时各学派著名的学者,集中在都邑,分为五众:一、涅盘众,二、地论众,三、大论众,四、讲律众,五、禅门众。每众立一“众主”,领导教学。其间可考的,是长安涅盘众主法总、童真、善胄;地论众主慧迁、灵璨;大论众主法彦、宝袭、智隐;讲律众主洪遵;禅门众主法应。

此外长安还曾建立了二十五众(《续高僧传.义解篇后论》),大兴善寺沙门僧璨即曾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大兴善寺沙门僧琨也做过二十五众教读经法主,从事学众的教导(见《历代三宝记》卷十二,《续高僧传》卷七、九)。

隋炀帝时期(605—616)

隋炀帝杨广(605—616)也笃好佛教,他先为晋王时,曾迎请名僧智𫖮为授菩萨戒,并尊称智𫖮为智者。即位后,他在大业元年(605)为文帝造西禅定寺,又在高阳造隆圣寺,在并州造弘善寺,在扬州造慧日道场,在长安造清禅、日严、香台等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又曾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

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传称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又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装补的故经及缮写的新经,共六百十二藏。炀帝还在洛阳的上林园内创设翻经馆,罗致译人,四事供给,继续开展译经事业。

但另一方面,文帝在开皇九年(589)灭南陈时,曾令陈都建康的城邑宫室荡平耕垦,于石头城置蒋州,使南北朝时代盛极一时的建康佛教顿告衰微。其时诸寺多毁于战火,“钟梵响辍,鸡犬不闻”。因此蒋州奉诚寺慧文等致书智𫖮,请转达坐镇扬州的晋王杨广予以护持。

后来杨广做了皇帝,于大业三年(607)下令沙门致敬王者;更于大业五年(609)令无德的僧尼还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数量保留,其余一概拆毁;一时造成因僧废寺的现象。从这些事实上,可见隋代对于佛教的政策也有限制的一面。

隋代译经,主要译师有北天竺乌场国的那连提耶舍(490—589)。他原在北齐译经,曾因齐亡佛教被毁,而改著俗装。隋兴,应文帝之请,住长安大兴善寺,从开皇二年到五年(582—585),更译出《大庄严法门经》等八部二十三卷。

同时又有他的同乡沙门毗尼多流支来长安,于开皇二年译出《大乘方广总持经》、《象头精舍经》。又有中天竺婆罗痆斯优婆塞达磨阇那于开皇二年译出《业报差别经》一卷。[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