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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朝时期佛教的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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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时期佛教是怎么传播的历史上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大成时期。隋代虽然立国不久，但佛教综合了南北体系，而有新的教学、宗派建立。[1]
隋文帝时期(581—604)
隋文帝(581—604)继承了北周的统治，一开头就改变了周武帝宇文邕毁灭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为巩固期统治权的方针之一。这和他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抚养和即位时昙延力请兴复佛教不无关系。
他首先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允许人们出家，又令每户出钱营造经像，京师(长安)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由官家缮写一切经，分别收藏在寺院及秘阁之内，从而天下风从，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多到很多倍(见《隋书.经籍志》)。
文帝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
在度僧方面，他于开皇十年(590)听许以前私度的僧尼和人民志愿出家，一时受度的多到五十余万人(《续高僧传》卷十《靖嵩传》;又卷十八《昙迁传》)。在建寺方面，他于即位初年，即改周宣帝所建立的陟岵寺为大兴善寺。
又令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诸州县建立僧、尼寺各一所，并在他所经历的四十五州各创设大兴善寺，又建延兴、光明、净影、胜光及禅定等寺，据传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三千七百九十二所(《辩正论》卷三)。
在建塔方面，文帝先得天竺沙门给他的佛舍利一包，即位后，令全国各州建立舍利塔安置，前后共三次。第一次是仁寿元年(601)，在他六十岁的生日六月十三日，令全国三十州立塔，请名僧童真、昙迁等三十人分道送舍利前往安置。第二次是仁寿二年(602)，在佛诞日，请名僧智教、明芬等分送舍利至全国五十三州入函立塔。第三次是仁寿四年(604)，也是在佛诞日，令在三十州增设宝塔，请名僧法显、静琳等分送舍利。前后立塔一百十所。
所有立塔的费用，任人布施，但以十文为限。在造像写经方面，据传从开皇初到仁寿末(604)，建造金、铜、檀香、夹纻、牙、石等像大小一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躯(《辩正论》卷三)。并且在开皇二十年(600)严禁毁坏、偷盗佛像等(《隋书高祖纪》下)。又缮写新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辩正论》卷三)。
此外，文帝在建国初年，仿北齐的制度，设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及外国僧主等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务。他于开皇元年授名僧僧猛为隋国大统(即昭玄大统)三藏法师，七年(587)又命昙迁为昭玄大沙门统，至十一年(591)又诏灵裕为国统。至于地方僧官则有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的设置。
文帝对于佛教义学的提倡，即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了传教系统，选聘当时各学派著名的学者，集中在都邑，分为五众：一、涅盘众，二、地论众，三、大论众，四、讲律众，五、禅门众。每众立一“众主”，领导教学。其间可考的，是长安涅盘众主法总、童真、善胄;地论众主慧迁、灵璨;大论众主法彦、宝袭、智隐;讲律众主洪遵;禅门众主法应。
此外长安还曾建立了二十五众(《续高僧传.义解篇后论》)，大兴善寺沙门僧璨即曾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大兴善寺沙门僧琨也做过二十五众教读经法主，从事学众的教导(见《历代三宝记》卷十二，《续高僧传》卷七、九)。
隋炀帝时期(605—616)
隋炀帝杨广(605—616)也笃好佛教，他先为晋王时，曾迎请名僧智𫖮为授菩萨戒，并尊称智𫖮为智者。即位后，他在大业元年(605)为文帝造西禅定寺，又在高阳造隆圣寺，在并州造弘善寺，在扬州造慧日道场，在长安造清禅、日严、香台等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又曾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
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传称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又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装补的故经及缮写的新经，共六百十二藏。炀帝还在洛阳的上林园内创设翻经馆，罗致译人，四事供给，继续开展译经事业。
但另一方面，文帝在开皇九年(589)灭南陈时，曾令陈都建康的城邑宫室荡平耕垦，于石头城置蒋州，使南北朝时代盛极一时的建康佛教顿告衰微。其时诸寺多毁于战火，“钟梵响辍，鸡犬不闻”。因此蒋州奉诚寺慧文等致书智𫖮，请转达坐镇扬州的晋王杨广予以护持。
后来杨广做了皇帝，于大业三年(607)下令沙门致敬王者;更于大业五年(609)令无德的僧尼还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数量保留，其余一概拆毁;一时造成因僧废寺的现象。从这些事实上，可见隋代对于佛教的政策也有限制的一面。
隋代译经，主要译师有北天竺乌场国的那连提耶舍(490—589)。他原在北齐译经，曾因齐亡佛教被毁，而改著俗装。隋兴，应文帝之请，住长安大兴善寺，从开皇二年到五年(582—585)，更译出《大庄严法门经》等八部二十三卷。
同时又有他的同乡沙门毗尼多流支来长安，于开皇二年译出《大乘方广总持经》、《象头精舍经》。又有中天竺婆罗痆斯优婆塞达磨阇那于开皇二年译出《业报差别经》一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