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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市场创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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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创新，是指通过对金融交易方法进行技术改进、更新或创设，从而形成新的市场架构的金融创新。
基本信息
中文名 金融市场创新 [1]
方法 对金融交易方法进行技术改进
结果 形成新的市场架构 [2]
涉及方面 金融体制、金融监管政策
创新内容1 传统国际金融市场的欧州货币市场
创新内容2 相对于基础市场而言的衍生市场
本质 制度变迁
最优路径 准诱致性变迁
概述
金融制度创新一般是指涉及到金融体制、金融监管政策、金融法律法规等层面的创新。
金融市场的创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相对于传统国际金融市场而言的欧州货币市场;二是相对于基础市场而言的衍生市场。
创新方式
金融市场创新是一个典型的自发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市场创新不存在路径选择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余融市场创新在本质上又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就制度变迁而言，金融市场创新客观上存在着路径选择问题。
并且路径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创新、从而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路径选择出现失误，其后果通常是灾难性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金融市场创新的首要意义是制度变迁:金融市场创新路径的选择本质上是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
一般认为，制度变迁有两条路径: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变迁属于自发性变迁，而强制性变迁则是由政府推动的变迁:但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无论诱致性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都不是最优路径。
对我国而言，最优路径应当是准诱致性变迁，即由政府提供诱致性变迁的条件或诱因，再由市场主体根据极大化动机做出创新。这是因为，我国的金融发展不仅落后而且极不均衡，这决定了我国不存在真正创新意义的诱致性因素。某些创新行为本质上是体制不完善的产物，因而不能形成制度安排并与国际接轨。
同时，诱致性创新所必需的信用意识在我国明显不具备。结果，创新行为可能被扭曲，使金融风险增大。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发展落后，使我国的金融监管能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性变迁同样可能导致过大的金融风险:并且，由于强制性变迁属于制度上的人为安排:因此，各种扭曲行为将很难避免。基于这些考虑，我国应当采取准诱致性变迁路径。
准诱致性变迁路径是一种将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创新结合起来的路径，同时也是一条符合审慎金融自由化的路径，选择准诱致性变迁路径需要政府提供引起变迁的条件，而不是由政府发起变迁。这些引起变迁的条件主要有:
(1)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我国的金融体制尽可能与国际接轨。
(2)逐步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利率管制，以审慎方式完成利率的市场化。
(3)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提高金融监管能力。
遵循准诱致性变迁路径，我国金融市场创新将分为两个阶段:模仿引进阶段和独立创新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在准诱致性条件下，由经济行为土体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模仿引进国际金融市场的已有创新成果，使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接轨。
由于接轨是非强制性的，具有准自然形成的特点，因此，可以避免在强制性变迁中常会发生的行为变异:一旦完成与国际接轨，我国的金融市场创新将自发转入以诱致性变迁为特征的创新过程。
简述金融创新的意义
（一）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
1．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
首先提高了市场价格对信息反应的灵敏度。金融创新通过提高市场组织与设备的现代化程度，使国际金融市场的价格能够对所有可得到的信息作出迅速灵敏的反应，提高了金融市场价格变动的灵敏度，使价格快速及时对所获信息作出反应，从而提高价格的合理性和价格机制的作用力。
其次，增加了可供选择的金融商品种类。现代创新中大量新型金融工具的出现，使金融市场所能提供的金融商品种类繁多，投资者选择性增大。面对各具特色的众多金融商品，各类投资者很容易实现他们自己满意的效率组合。第三，增强了剔除个别风险的能力。
金融创新通过提供大量的新型金融工具的融资方式、交易技术，增强了剔除个别风险的能力。投资者能进行多元化的资产组合，还能够及时调整其组合，在保持效率组合的过程中，投资者可以通过分散或转移法，把个别风险减到较小程度。第四，降低交易成本，使投资收益相对上升，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和筹资者进入市场，提高交易的活跃程度。
2．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 首先，金融创新通过大量提供具有特定内涵与特性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交易方式或融资技术等成果，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同时提高需求者的满足程度，增加了金融商品和服务的效用，从而增强了金融机构的基本功能，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
其次，提高了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把计算机引入支付清算系统后，使金融机构的支付清算能力和效率上了一个新台阶，提高了资金周转速度和使用效率，节约大量流通费用。第三，大幅度增加金融机构的资产和盈利率。
现代金融创新涌现出来的大量新工具、新技术、新交易、新服务，使金融机构积聚资金的能力大大增强，信用创造的功能得到发挥，使金融机构拥有的资金流量的资产存量急速增长，提高了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规模报酬，降低成本，加之经营管理上的创新，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增强。
3．金融作用力大为加强
金融作用力主要是指金融对于整体经济运作的经济发展的作用能力，一般是通过对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总量的影响及其作用程度体现出来的。第一，提高了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再配置效率。现代金融创新使发达国家从经济货币化推进到金融化的高级阶段和大幅度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货币化程度。
导致金融总量的快速增长，扩大了金融资源的可利用程度并优化了配置资源效果；第二，社会融资和投资的满足度及便利度上升。主要表现为：一是融资成本降低，有力地促进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二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能够提供更多更灵活的投资和融资安排，从总体上满足不同的投资者的筹资者的各种需求，使全社会的资金融通更为便利；
三是各种投资与融资的限制逐渐被消除，金融创新后各类投资融资者实际上都进入市场参与活动，金融业对社会投资和融资需求的满足力大为增强；第三，金融业产值的迅速增长，直接增加了经济总量，加大了金融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第四，增加了货币作用效率。创新后用较少的货币就可以实现较多的经济总量，意味着货币作用对经济的推动力增大。
（二）金融创新的负面影响
金融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对金融和经济的发展产生诸多不良影响。
1．金融创新使货币供求机制、总量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影响了金融运作和宏观调控在货币需求方面引起的一个明显变化是货币需求的减弱，并由此引起货币结构改变，降低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在货币供给方面，金融机构创造存款货币的功能增强，增加了货币供给的主体。
同时由于通货—存款比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下降，增强了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能力与效果，易导致货币政策失效和金融监管困难。
2．金融风险有增无减，金融业的稳定性下降
现代金融创新在提高金融微观和宏观效率的同时，增加了金融业的系统风险。一是创新加大了原有的系统风险（利率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购买力风险等），如授信范围的扩大与条件的降低无疑会增加信用风险；
二是创新中产生了新的金融风险，如大规模的金融电子化创新所产生的电子风险、金融业务管理创新中出现的伙伴风险、与金融国际化相随的国际风险等。各种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和管理创新在带来高收益和高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高风险，导致了金融业的稳定性下降。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机构的亏损、破产、兼并、重组等事件频繁发生。
3．金融市场出现过度投机和泡沫膨胀的不良倾向
现代金融创新中，金融市场上出现了许多高收益和高风险并存的新型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尤其是从虚拟资本中衍生出的新奇的种类，如股票指数期货交易、股票指数期权交易等。一些避险性金融创新本身又成了高风险的载体，如外汇掉期、利率或货币掉期等等，这些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以其高利率诱导和冒险刺激，吸引了大批的投资者和大量的资金。
在交易量放大的过程中，价格被推到不切实际的程度，拉大了与其真实价值的差距，表现为其市场价大大超过其净值，虚拟资本急剧膨胀，由此吹出了大量的泡沫，产生过度投机，极易发生金融危机。
论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现状及其未来创新趋势
人文精神是无“用”的，却是“用”的归依。 十多年前我讲哲学课时，我发现自己要坦诚，就不得不承认，哲学是没有用的，而且文学、艺术、历史、宗教等等人文学科也都是没有用的。进一步探讨还会发现，连近代科学也不是为实用而形成并发展的。
人文精神以及它所形成的人文学科是人对自己及其同类的体认。人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需要认识和把握面对的对象；人还是一个高度自觉的主体，还需要有关于自我与人类的自觉意识。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于人有不同于动物的自由意志与自觉意识，可以选择自己的目的与信念，并由此支配自己的行动。这个对于自己的自觉意识，就构成人文精神。人文学科是把人文精神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对象来探讨，其中采取实证科学方法研究人与社会的规律便形成人文科学。人文教育是从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科学、宗教等不同方面丰富和提升人的精神内涵。
康德说，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可见，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也是每个人最核心的文化，比关于对象世界的文化更根本。
但是，平常我们总关注某个东西有没有“用”，要看它是否合乎人的现实需要，可否作为达到人的某个目标的方法、途径、手段和工具，最终是要带给人实惠与功用。显然，人文学科却不是提供这种功用的，它根本就不是手段这个层次上的智慧与知识，尽管也可能让人变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雄辩四方，让人可以舞文弄墨，卖弄机智，逢迎权贵，但这是它衍生出来的功用，一定程度上是它的滥用，终归不是它本身的目的。
人有自己目的，这在人们看来是自然的事，无需讨论——人无非是活着，要生活更好些，就要提高生活水平；怎么提高呢，无非就是发展生产力，增长实力。通俗地说，就是要有钱，有权，有势，资源越多越好，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因此，人们总是把眼光放在工具这个层面上。
可今天我们却看到，一方面，有的人暴富起来，钱也有了，什么都有了，吃穿住用行，想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他到底还会选择什么呢？往往不过是饱暖然后思淫欲，与动物并没有实质区别，“穷得只剩下钱了”。另一方面，这种经济的增长却是片面的，越来越没有后劲，而且不可能普遍推广，大多数人的生活相对匮乏，导致资源的危机，社会的失序。 问题在于，人类不是生活在动物的自然层面，它拥有自觉意识、自由意志层面上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构成人类文化的更高价值。因此，比“有用”更重要的是人自觉选择“用”所指向的目的，所服务的目标，也就是人生的信念、理想、理念、抱负、趣味，这才是人生的根本。不能为了获得手段而忘记了或者模糊了人自己的目的，不能让自由的心灵淹没一堆外在的东西里，不能被工具所操纵，被程序所异化，被结果所束缚。
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一直是要把人培养为“人才”，也就是社会有用的工具，像“螺丝钉”那样安置在特定的位置，完成特定的使命。无论是过去为政治需要培养人，还是现在为市场需要培养人，都是典型的工具教育，只是给人实用的知识，传授专门的技术，只是让人驯服地听从于现实的需要，恰恰抹煞了自由人格的成长，独立思维的发展，也就是缺乏健全的人文精神的培养。这种教育当然是畸形的、病态的。因此，十年前，我在大学生中展开人文教育行动，激发理工科学生的人文学习热情，从根本上撼动数十年来的工具教育模式。我们提出的口号是：
以深厚的人文精神与科技手段对话，以自信的民族文化与西方文明对话；
以高远的大学理想与社会现实对话，以广阔的知识视野与专业体系对话。
提倡无用之教育，在中国不是唱高调吗？
前不久，我在一所著名师范大学作题为《文化立国—大学重建》的讲演，谈中国大学理念的重构，一位教育学博士生向我挑战。他说，你的思维虽然理论上有道理，但在中国，当下最急切任务是发展经济，大学生们忧心忡忡的是找不到工作，家长们更是为此心急如焚，你不觉得这样的大学改革不切实际吗？不是唱高调吗？我也被激发起来了，反问到：难到你不觉得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包括大学生们的就业困境，不正是与这种实用主义的教育思维有关，甚至就是由它造成的吗？这种片面的经济发展观，看似是发展自己，其实只是对西方强势的依附，这种适应与顺从，而不思自身的根本改变，恰恰加剧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虽然它的建设都是在开放条件下展开的，但它的基本创造力无论如何来自内部，它的智慧源泉是自己的文化精英，来自它的大学。所以，牛津剑桥之于英国，巴黎大学之于法国，柏林大学之于德国，哈佛麻省之于美国，庆应义塾之于日本，希伯莱大学之于以色列等等，都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最核心是文化特区，这些文化特区决不仅仅是提供实用的人才和技术，更重要的给予全社会思想、理念、智慧上的全面指引和凝聚。
换句话说，不是大学跟着时代走，而是时代沿着大学文化引领的方向走。因此，大学的核心学科并不是研究自然对象的科学与技术，而是研究人及其思想的哲学、历史、文学等人文学科。只有这些学科才能实现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社会生活才不是简单沿着人的本能欲望向下滑行，而是沿着人的信念、理想，理性地创造性地向上发展。这样的发展正是西方现代文明强势，盖过任何别的传统文明的奥妙所在。
反过来看我们呢，我们只是以别人现成的智慧为智慧，以别人现在的模式为模式，以别人现成的一切作为接轨的目标，只考虑如何接近别人那些有形的方面，一心都在追求有用的，马上能够兑现为看得见，可以与别人强势相比的，可以转化为GDP的东西，却全无自己内心世界独立的追求，并不知道除了要变得像强者那样之后，还有什么自己的文化。因此我们的这种增长不过是西方文明的廉价拷贝，我们所谓的“世界工厂”所完成的不过是西方经济链条末端的工序，那是最少文化含量，也无关紧要，谁都可以做，众多落后国家的人都要竞争这个饭碗，因而也最没钱可赚。
中国大地上无数打工仔打工妹，在发达地区的人无法承受的丧失人格自由与生活保障的条件下，耗尽体力，麻痹脑力，只为暂时的谋生也就罢了，从大学里走出来的精英们，不仅不能提供真正的文化与智慧，开创新的产业，新的产品，新的品牌，把底层打工者们从这一经济陷阱里拯救出来，而且他们自己也要变成这样一个简单打工仔，加入到本来已经没钱可赚的经济陷阱的中去恶性竞争，这不是加剧了事态的恶化又是什么呢？ 人文教育没有用，又何以改变现实呢？
人文教育是没有直接的实用价值的，大学教育也不是要简单顺从社会需要。它没有用，是说它本来就不是用来当工具的，但它恰恰是支配所有“用”的，包括选择“用”所服务的目的，确立“用”的标准。它首先要引导人们把握自己的方向，然后选择可用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平时，人们不在乎不管用的人文教育，只顾捞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结果呢，所抓到所谓“有用”的东西，恰恰是基于别人的文化信仰与思维方式，即使我们把它拿来，也因为我们身上不能给它根的滋养，它的生命与活力很快就丧失，而我们用它所造就的东西，仅仅是别人的目标，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让人仰望，给人虚荣，却浑然不知其所是的偶像，从而也扩大了别人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我们自己更加自卑与空虚。
中国每年出国考察的精英们越来越多，如果不是满足于感官的刺激，而是深入体验别人优越的内在奥秘，就会发现西方强势文明体系的基石，在一个我们难以理解的心灵世界里，人们一举手一投足，背后都有一种内在教养的支配。对此，不求甚解的国人不是从文化的层次去理解，而简单地把它归于“素质”，似乎是人家脑子里就有某种类似于舍利子、元素、基因之类的东西，“素质 ”一词便这样流行开来，挂在所有人的嘴上；“素质教育”随即铺天盖地而来。但十多年过去，状态依然如故，却未必有几个人说得清这“素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它根本就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人对自己的觉悟，人的自由意志与文化人格，就是人文精神。
人文教育到底有什么意义，它是如何影响现实的呢？
第一，人文教育影响人们的人生目标，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从而也左右相应的市场需要与产品定价。在当代文明社会里，人们日常消费的焦点已经远远超出了产品本身的物质特性与生理功能，甚至已经超越了单纯技术性的精巧，人们会更加注重于艺术性、象征性、形式化的因素，心理与文化的内涵越来越支配消费市场的取向。因此，越是具有文化自信与精神优雅的社会，越是注重产品的文化内涵，越是给它最高的市场定价。当然，人们也尊重文化差异，欣赏多元文化，越是能展示丰富个性的产品，越能赢得人们的选择。但无论怎样，一个不具人文关怀的“打工仔”的社会，仅仅靠产品制造工厂根本 生产不出为人欣赏的高档商品。
第二，人文教育为现代科学提供智慧的基础，进而为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提供理性启迪，最终成全一个社会的核心产业。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的文化素养内在地决定着他们的事业，越是高层次的技术创新，越是需要独到的文化理念。人们总以为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是由物质利益决定的，所以改革总是单纯围绕着利益分配转圈子，连文化教育机构也是由经济学家设计的“无形之手”来支配，让人沉迷于头衔、评奖、经费、待遇里，结果从容的文化氛围消失了，只剩下一潭潭恶性竞争的臭水。
第三，人文教育塑造人际间的信任关系，树立社会生活的普遍规则。有了这个基本的信任和普遍的规则，现代社会化的生产才有稳定的协作与高效的运转，才能最大程度上克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带来的摩擦和消耗。这本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文化前提，却被我们所忽略，以为资本主义就是唯利是图，不管三七二十一，谁赚就钱谁就是英雄。在一个利益至上和拜物教的社会里，人们在低级欲望的泛滥中只能相互争夺、倾轧，根本不可能形成更高的生产能力。有经济学家说，人们会在相互骗过，大家都受了损失之后，自然形成一种理性的制度。可是，他说不清楚如何才能让大家获得理性的共识，如何让人从自己开始守信用，而不是等待别人守信用，甚至只想再骗人一把。显然，这已不是这些经济学家能理解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经济学家指望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他们以为谁能制造最多的产品，谁就是世界经济的老大。但他们不懂，只有那些控制着文化的核心价值、核心技术及基本信用的国家才能支配世界经济。现代经济中心无不处在科学文化的中心，就是这个道理。那些一时靠模仿而获得的制造能力，一当世界经济发生转型，便会烟消云散。 中国与美国教育，表面相似，实质不同。
中国喜欢向美国学习。美国人有比较典型的实用主义倾向，不喜欢繁琐理论，重视实践，讲究实际效果，这比较对我们“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思路。的确，北美移民从一开始就重视行动及其效果，这与他们开拓者的使命相联系。他们的宗教活动也没有长篇大论，更多的是通俗的口头讲解；他们的大学也只有浅显易懂的知识传授，不喜欢象牙塔里的争论，他们把人文教育看着一种贵族式的奢侈敬而远之；他们更喜欢实用技能的培养，他们总是倾向于打破常规，鼓励奇思妙想。
但必须注意的是，尽管两国的人们表面上如此相似，有一点是根本不同的，那就是北美移民那来自欧洲文化的根从来未曾断裂过，他们不仅从来没有放弃自己带来的信仰，而且生怕与欧洲文化疏远开来，以至于早期移民刚到新大陆只有十多年，还谈不上立稳脚根，就建立了自己的剑桥，也就是今天的哈佛。哈佛的校训：以柏拉图为友，与亚里斯多德为友，与真理为友。这就是美国人的人文精神。由此看来，美国人虽然并很少花心思在如何建构自己的人文精神上，但他们内心深处一直保持着对欧洲文化的敬畏与认同，有了这个前提，他们的实用主义才有坚实的基础，才有一种理性的保障，从而他们始终
沿着欧洲文明的方向进步，并且不断吸取欧洲移民和他们带来的文化成就，直到他们达到欧洲的发展水平。
由于天时地利的优越，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但是清醒的美国人明白，他们离真正的强大还有相当距离，因为美国并没有深厚的大学文化中心，没有象样的学术队伍，更没有伟大的科学家，所有高端的文化成就全部来自欧洲。
于是，十九世纪末美国开始按照柏林大学模式重建他们的大学，大量吸取欧洲文化精英，这才有了后来的研究型大学，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内在文化创造力的现代社会。这个过程直到二战后还没有完成，五十年代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之后，美国人发现他们的大学教育仍然脱不掉实用主义的长长尾巴，于是更强调基础教育，人文教育，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大幅改造 研究型大学的课程设置，扩大学生知识面，强化学生出于自己好奇心与兴趣的探索，而不是功利主义的学习。
再反观中国，我们虽然有传统的人文精神，但那种农业社会的人文精神与现代文明的趋势是抵触的，无法直接转化为现代文化资源；而现代文明所对应的西方人文精神对中国人来说却非常陌生，而且它不象西方物质与技术那样可以直接照搬过来，因此中国人急切的实用主义行动缺乏相应的人文精神作为支撑，这种没有心灵的积极参与的建设是没有生机与活力的。
在上个世纪，中国发生过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毛泽东时代塑造的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还有发生在“灵魂深处”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文化的建构脱离了个体心灵的自由。当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信仰沦为权力斗争，再被市场经济的物质利益原则瓦解之后，人文精神更是滑落到最低谷，社会生活只剩下单纯的经济利益和赤裸裸的权力运作。
在中国，最令人激动的建设成就便是又建一座高楼，又贯通了一条大路，何等的气派与壮观。同时，我们一直在大刀阔斧地拆毁旧的东西，只用了十年二十年的高楼，左看不入时，右看太老土，勉强再用两年，忍无可忍之后下个决心，炸！所以中国几乎所有城市，要么是嗤牙咧嘴的时尚建筑，要么是不可救药的老旧建筑。前者虽然光鲜亮丽，但伸张欲望的嚣张多于文化内涵，后者即便有点传统的韵味，也早已成了残花败柳，不久于人世了。
这两者的共同点，就是人们无心在建筑上赋予并维持一种文化的生命，因此它只是一个物理的存在，只具有外在的功能，只是一种权势与财富的标志，老旧无光之后当然就要被拆，被覆盖。虽然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但经济学家以及地方官员们所关心的GDP却增长了。
所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大中城市外表上的现代化程度是世界上罕见的，不要说比古老的欧洲城市时尚——人家那里越是低矮老旧的建筑越是有历史，越是引人驻足观看，甚至比美国城市也气派 ——纽约世贸大厦建成后三十年，美国再没有建过那么嚣张的建筑，反过来把那些拥有八十年，一百年历史的老房子当作宝贝。然而，我们的时尚与气派的背后，并无一种文化的信心作为支撑，它张扬的是沸腾着的欲望，掩饰的是心灵深处的自卑，更像是暴发户身上套了一件不合体的洋装，恶俗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