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有钱了……(赵斌录)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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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有钱了……》是中国当代作家赵斌录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那年，我有钱了……
十一岁那年，我突然有钱了。这份突然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在这之前，我兜里没有一分钱。是的，一分都没有。不但没有钱，常常连衣服兜都是破的，小手伸进去，往往能从兜底的破洞里肆无忌惮地探出两个调皮的手指头来。长大以后听罗大佑唱《童年》，歌里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心里还暗暗地羡慕，羡慕人家是以半毛钱为起价说事的。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钢城的小伙伴儿们兜里都没有钱。如果谁不小心被家长开恩给了两毛钱，那绝对就是我们中的大款了。虽然那时候大款这个词儿还没有被创造出来。
那时候的孩子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有了钱是不肯、不能，也不屑于自己独享的。街上唯一的百货商店里，柜台上并排着几个大玻璃瓶子，那里有被我们叫做“洋枣”的糖块，裹着花花绿绿的糖纸，曾经无数次牵动过我们贪婪的目光。水果味儿的，一分钱一块儿。即使只买了一块儿，也要咬成几份，小朋友们一人一份儿。从上海远道而来的大白兔奶糖，白底儿的糖纸上印着蓝蓝的图案，还带着一抹红色，二分钱一块儿，那就是毫无疑义的奢侈品了。在场的小伙伴每人咬一小下，最后才轮到糖的主人。有福同享，那是必须的。我们含在嘴里，甜在心里，舍不得再咬一下，任它慢慢融化，脸上是满满的幸福。
割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小尾巴之后，街上摆摊的摊贩少得可怜。偶尔遇到有老乡来鬼鬼祟祟卖葵花籽的，香气诱人，一毛五一两。小伙伴买了五分钱的瓜子，在场的一人分了一小撮，一边走一边磕出一路的欢乐。
那年月，去俱乐部看电影是我们的最爱。电影票却买不起。一毛五一张，站票一毛，太奢侈了。
遇到有儿童电影的时候，学校会和俱乐部协调加演一场学生专场，早晨五点半的，看完了不误上学。门票只收五分钱，很经济。这样的专场家长一般是支持的。每到专场的前一夜，我都期待满满，兴奋得半宿睡不实，早晨天不亮就爬起来往俱乐部跑。等电影散了场到了教室，大家仍余兴未尽，兴致勃勃地议论个不停。轮到上课的时候，一对对小眼睛睁得很艰难。老师见了，大声地问：“困不困啊？”都还不敢说困，生怕稍有不慎被剥夺了下一次看专场电影的资格。一上午那个难熬啊！
没钱的日子，我们穷，且开心着，除了钱我们什么都有。
从工厂里的机修车间拾来一块做模具裁下来的木头，锯一锯，刨一刨，捡两片废砂纸打磨了，再用毛笔蘸了墨汁染成黑色，一把纯手工打造的漂亮手枪就制成了。
一截铁丝，几只自行车链条，加上一截橡皮筋，再找一个打针注射用过的废针头，手巧的伙伴用一把手钳，一会儿就能造出一把链条枪，塞进火柴头可以“啪啪”打响的那种，神奇极了。
弹弓就更简单了。用粗铁丝拗成带把子的U型架子，架子大小自己握着把儿使用自如就好。在U型架的两端各绑一条半尺长的橡皮筋。橡皮筋弹性一定要好。在两根橡皮筋的另一端用一块儿约二指宽三指长的皮子连接，是用来包住石子儿瞄准、射击的。一度时期，做弹弓是我们这些男孩子的基本手艺，人手一把弹弓几乎是我们的标配，放学后常聚在一起打鸟、打知了，切磋技艺，还举行过射击比赛。
小伙伴儿金明大我两岁，学会了下象棋，我心里也直痒痒。买副象棋是不可能的，我们想都不去想。金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去车间里捡来工人师傅们喝完汽水扔掉的瓶盖子，把瓶盖里衬着的塑料垫片用圆珠笔写上字。红圆珠笔写的车马炮，是红方的队伍，蓝圆珠笔写的将士相们，就是蓝方的兵马了。再找来一张旧报纸，用毛笔画上楚河汉界，一副象棋就此完成。我下象棋就在这儿启的蒙。一张旧报纸，三十二个旧瓶盖儿，常常让我们往来驰骋，杀得天昏地暗、酣畅淋漓，直到夜幕沉沉，再也认不出棋子儿上的字来……
一位在厂里当晒图员的大姐姐见了，送给我们一张用过的晒图纸，大大的，硬硬的，展展的，天生是做棋盘的材料。我们欣喜若狂，在图纸背面用心画上棋盘，煞是规整，远远不是旧报纸可比。用这新棋盘下上一盘棋，惬意得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以后，不管谁最后下完棋，都会小心翼翼地折叠整齐，用心收起来。那份庄重，就像保护着一面国旗。
那时的我们穷得啥都没有，只有满足相伴，快乐相随。
当然，有时候也有窘迫。
星期天领了几个小伙伴儿去厂区玩的时候，一个小兄弟不小心撞破了头，血从捂着伤口的手指缝流出来。我吓坏了，赶紧领着他去厂医院包扎，小伙伴儿们一步不拉地紧紧跟在身后。
到了医院，值班的年轻医生叔叔二话不说就给他包扎了伤口。完了，我们却不敢走，怕人家要钱。而我们身无分文。正在这时，来了两位安装队的青年女工阿姨。其中一个阿姨右袖口高高地挽着，裸露着的胳膊半举在空中，嘴里疼得“嘶啦嘶啦”地吸着凉气。她的女伴搀扶着她的左臂，心疼地皱着眉。阿姨应该是上班时受伤了，胳膊上有一个赫然的伤口。男医生连忙让她坐下，一边为仔细她清理伤口，一边与她和她的女伴聊着天。
我们谁也没敢走，围成一圈假装饶有兴致地看着医生叔叔给阿姨包扎。我在心里一遍遍盘算着，医生叔叔要钱的时候我该怎么说。今天的小伙伴儿里数我最大，是我领着大家出来玩的，有啥事只能由我来应付。如果没办法，只能要求叔叔把我扣下，让伙伴儿们回家去叫我家长了。豁出去回了家再挨一顿打。我正胡乱想着，突然，医生叔叔看了我们一眼，不满地说：“你们怎么还不走?!”
我一听，如蒙大赦，赶紧给小伙伴儿们使个眼色，领着大家一溜烟儿跑了。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医院包扎伤口到底要不要钱，是叔叔看我们小，不朝我们要钱了，还是着急跟两位阿姨说话，嫌我们碍事，把我们打发了。不管如何，至今想起心里都是满满的感激。
钢城大街上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稀稀拉拉摆着几本书。其中那几本小人儿书常常让我们盯得眼睛里放出幽幽的绿光，虽然那里面的故事我们都已经无比地熟悉。
穷则思变。
我们不甘心这种不名一文的生活。我们努力给自己的小兜创收。
厂区偶尔有废弃的铜丝铝丝、废电线，那是我们的财富源。捡回来，锤锤砸砸，褪去塑料皮，可以卖钱。铝丝一毛五一斤，铜丝贵一些，两毛。宿舍区捡的牙膏皮也是可以卖的。厂里有的是铁，我们视若不见，秋毫无犯，碰都不会去碰一下。因为我们是钢铁厂，在厂区里捡铁疑似于偷。偷是犯忌讳的。小小的我们严守着捡废品的职业道德。
几里外的公社大街上有一家废品收购站，我们积攒的废铜废铝只能到那里才能换成钱。废品收购站也是公家的。那时候，所有的店铺都是公家的，全民的或者是集体的。收购站唯一的工作人员是一个瘦高个的老头，颧骨高高地挺着，穿一件旧旧的黑中山装，满脸严厉地站在高高的柜台后面俯视着我们。
我们小心翼翼地从书包里掏出我们的宝贝，他一把抓过去，放在吊秤里一称，随口报出一个让我们的小心脏很受打击的数目。我们不相信。这些东西是我们好多个星期天用心搜寻、辛辛苦苦锤砸的结果，来之前，还借了一杆秤，称了好几遍，连能卖多少钱都反复计算过，卖了钱去买哪两本小人儿书我们都计划好了。怎么一到了老头手里就突然缩水成这么一丁点儿了呢？我们不甘心，央求他再称一称。他不耐烦地又吊了吊，还是他那个数，也就略多于我们自己称过的重量的一半。
看到我们的犹豫，老头儿居高临下盯着我们，斜撇着嘴逼问：“卖不卖？卖不卖？不卖我要关门了啊！”
老头太可恶了，明着是欺负我们年龄小。真是阎王不嫌鬼瘦啊！可不卖给他，我们又能卖给谁呢？方圆多少里就他这一家，收废品的就他这么一个人。
无奈，只好忍气吞声卖给了他，垂头丧气地拿到了可怜的一点钱。回家的路上，我们不顾自己的红小兵光荣身份，再不把他称呼为“老爷爷”，而是挺解气地把他叫做“坏老头儿”。
聊以安慰的是，坏老头儿再黑，那几个牙膏皮他也没办法克扣。因为牙膏皮是按个儿卖的，铝制的一分一个，铅制的二分。
后来，我们听说十五里外的北岗公社也有废品收购部，斤称价格都公道，就宁肯多跑出十几里的路去北岗卖了。那里收废品那个叔叔很和善，也不欺负小孩儿，让我们很放松。美中不足的是那家收购站经常关了门搞政治学习，害得我们有时候大老远跑去了却扫兴而归。
邻居家的大哥哥大我十四岁。我还在初中一年级吭哧瘪肚地学写“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稿的时候，他已经出了徒，成了汽车队的正式司机了。见他每天开着四吨的解放牌卡车在工厂里忙来忙去运货，我很是艳羡。有时候星期天我写完作业也会坐他的车陪他去上班，享受一把滋滋悠悠坐汽车的感觉。
那天他开车返回汽车队参加队里的开会学习，我在车里等着无聊，把车队扔在一边报废了的汽车电瓶里的隔离栅板搬了一抱放在了车上。因为旁边有一个叔叔告诉我说栅板是金属锡做的，把中间那些水泥腻子去掉，也是可以卖钱的。
接下来一连十几天下午放学回家，都是一放下书包就抓个小板凳坐了，拿起锤子对着这些战利品一顿“叮叮当当”。砸完了，一片一片用心地抠掉栅板格子里的水泥腻子，把金属栅板清理干净。忙活中，一双被爸爸戏称为“小爪子”的小手因此更是脏兮兮的。这种废品我没有卖过，多少钱一斤我不知道，到底收购部收不收，心里也没有底儿。一边干活，一边多了些忐忑。
完工后的一个星期天，我用书包装了我的成果赶到收购部。在一阵局促不安的等待之后，人家给了一块六毛六！没错，是一块六毛六！这是我拥有的最大的一笔财富，是我自己的一双小爪子劳动得来的。拿到钱的那一刻，我的心都快高兴得蹦出来了！
我有钱了！
实践证明，有钱人并不比穷人更快乐，单是怎么花就让人颇费周折。
我首先直奔新华书店，把那两本撩拨人的小人儿书给买了。
然后呢？
聚起小伙伴儿们，去街上的肉铺花五分钱买了大大的一块儿猪血豆腐，一人掰了一小块，就在现场美美地吃了。
百货商店的饼干，两毛钱一包，原本是可望不可及的。今天，买！来一包！品种嘛，根本不需要选择，满大街上商店只此一家，饼干长期稳定地只此一种。纸包的，半斤一包。饼干是长方形的，周边带着简单的花边。伙伴儿们每人分两片，享一把奢华。分完了还有结余，掰成小块块儿继续分。
自己的小铁皮文具盒已经很旧了，盖子上的图案已斑驳难辨。上次盖子掉下来以后一直是用一根细铁丝系着将就着的。跟妈妈提过两次，妈妈没时间给买。现在自己有钱了，能自己去换新的了。文具盒有三种，铁皮文具盒，小的，窄长条的，两毛三分钱一个。那种宽宽大大的，就得五毛钱。而那印着漂亮图案，翻盖是磁铁吸着扣住的那种海绵文具盒，虽然看着眼热，但是得八九毛钱，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列了。在卖文具的柜台前踟蹰了好几次，最终还是买了窄窄的那个。小是小了点，可是全新的，而且是自己挣来的，踏实。我兴冲冲地裁了半张稿纸，叠好了衬在文具盒里，又把翻盖里面千篇一律地印着的乘法口诀连读了三遍。
哥哥手巧，喜欢鼓捣各种小器具，他建议买两个塑料小手电筒。于是我俩一人买了一个，夜里一开一关，兴奋了好几天。
再然后呢？
就没有了然后。虽然很小心，我的小秘密还是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很严肃，三言五语就把我精心编织的谎言驳了个稀里哗啦，我只好缴械投降。这时，小金库里还剩下五毛多钱。出于让我不要分心，专心学习的考虑，也出于抵御资产阶级腐朽享乐思想的考虑，剩余资金一律没收，充公，妈妈还美其名曰“替你保管着”。在妈妈眼里，孩子小小的有了钱，是很容易经不起诱惑，贪图享受，走上邪路的。
于是，我又变成了穷光蛋，穷得坦坦荡荡，快快乐乐，并茁壮地成长着。[1]
作者简介
赵斌录，男，古城上党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