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腐蚀.挺胸做人(徐峰)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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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腐蚀.挺胸做人》是中国当代作家徐峰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远离腐蚀.挺胸做人
春有鲜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无忧无虑无烦恼，才是人生好时节。
这是徐光学回给一个战友短信，从中可以看出徐光学的为人和坦荡的胸襟。他是省级日报社印刷厂厂长，手下有300多员工。在别人看来，他的位子一定是个“肥差”，许多人梦想坐在其上。那些梦想坐上这个“肥差”的人，如果坐上去，真的能够“无忧无虑无烦恼”吗？答案未必是肯定的。但是，徐光学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96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某杂志社老总以春节慰问的名义，送给安徽日报社印刷厂领导（包括正副厂长在内）每人1000元过节费。当时，徐光学并不在厂里，回厂后知道此事，马上召集大家开紧急会议。会上，徐光学斩钉截铁地说：“拒腐蚀，永不沾。”他立即要求各位领导将别人送来的过年费退掉。大家看厂长态度这么坚决，都将过年费退了回去。
但是，送过年费的人并不甘心。两天后，他趁徐光学不在家，又用信封装一千元交给徐光学家保姆，说是单位给徐光学的过年费。徐光学回家后，保姆将钱交给徐光学。徐光学问保姆送钱人是什么模样，保姆将那送钱的长相描述一番，徐光学看信封的地址是某杂志社地址，心中明白了。他二话没说，拿起钱就走出家门，到四牌楼邮政局将这1000元退回去，并将回执单交给副总编汪家驷。汪副总编听了徐光学的解释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便在这份回执单上批示：“这样做很好，值得表扬。”
“作为县处级领导干部，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值得表扬的，这完全是我应该做的事。”徐光学说。
“你说的话很对，可是就是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应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偏做。”汪副总编说。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徐光学说，“不明不白的钱不能要，更不能凭手中权力，收不义之财。”
钱是好东西，多就多用，少就少用。无限追求金钱，把钱看作高于一切的人，最终会成为金钱的俘虏，很多人因此走上犯罪道路。这样的例子还少吗？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徐光学靠工资维持生活，他的心是坦然的。虽然因为孩子生病花了很多钱，欠很多债，但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做好工作，对得起工资，对得起单位，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手下员工。
挺起脊梁做人，人就活得潇洒自在。领导干部挺起脊梁做人，在群众中就有威信。1997年元月某日，到合肥出差的铜陵某纸厂厂长听说徐光学家庭困难，便找到徐光学家来看望。可徐光学和张晓萍都不在家，那位厂长便把一个装有2000元的红包让保姆转递，转身就走，刚走出大门就碰到回家的张晓萍。他告诉张晓萍说自己是徐光学朋友，亲自登门拜访，既然徐光学不在家，就请张晓萍代问候，然后告辞。
铜陵的厂长住在“教院”招待所。
回到家的徐光学了解了具体情况后，对张晓萍说：
“我们不能收，也不应该收这笔钱，穷死了也不能拿。印刷厂与造纸厂是业务单位，拿了钱后，我与它的关系就说不清了。”
“他说他是你的朋友，我哪里知道这些情况。”张晓萍说，“再说，等保姆把红包交给我时，我才发现这些钱，我再追出去时，他人已走。”
“他说过住哪儿了吗？”徐光学问。
“没有说。”
“只要他在合肥，我就能找到。”徐光学说。
吃过晚饭后，徐光学用手提电话同该厂长联系，得知他住在合肥教院招待所。于是徐光学将红包原封不动地送回去。那厂长见徐光学拒收，仍坚持说：
“你这么个大厂长，家里那么困难，与你身份也不协调；再说，您孩子生病，花了那么多钱，我这点钱就算是给孩子买点营养品吧。”
“谢谢您的好意。您的心意我收下，但这钱你必须拿回去。我家里有困难，我自己来解决。”徐光学说。
那位厂长见徐光学斩钉截铁地拒绝，也只好收回红包。还钱后，徐光学离开教院招待所，回到家中。在家里，他和妻子张晓萍就来人上门送红包一事商量，并定下三条规矩：
第一，家庭地址不泄露，尤其是对印刷厂的业务单位；
第二，工作上的事情一律到办公室谈，不在家中接待客人谈业务；
第三，不收任何礼品，家中保姆不准接任何人红包。
徐光学是国家公职人员，国家已发给工资，再接受红包，那就是接受贿赂，接受贿赂就是犯罪。生活上有困难，可以找组织帮助解决。领导干部一定要拒绝礼品和礼金。徐光学总是反复念叨着古话说的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不可得，管好自己的手，管好自己的口，管好自己的家属和自家的保姆。
徐光学尽管处处小心，时时在意，可还是惹上了麻烦。不过，徐光学始终相信，“身正不怕影子斜”，“平生不做亏心事，不怕夜半鬼敲门”。
事情还得从1997年4月说起。法制日报社通知印刷厂派两名领导前往贵阳参加《法制日报》代印点的年会。徐光学决定亲自带领一名同志参加。正好徐光学的父亲徐成贤在合肥。徐光学父亲徐成贤是老干部、老党员，1981年退休，虽然已经81岁，只是头发白点，但身体结实，精神矍铄，看上去像是只有六十来岁。
徐光学把自己的行动向父亲随便一说。父亲听说儿子要去贵阳，顿时来了精神。他想同儿子一块去到贵阳走一趟，顺便到南宁看望侄子徐光正。徐光正1951年参加过“抗美援朝”，立过战功。“抗美援朝”后，徐光正转业到南宁铁路局，曾几次回老家桐城看望过徐成贤，现在徐光正也已退休。
听了父亲的要求，徐光学先是迟疑一下，看了父亲一眼，然后表示同意。不过，徐光学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父亲的差旅费问题。徐光学说：
“爸爸，你的路费和住宿费都必须自己掏腰包，厂里可不能报销。”
“行！5000块可够？”父亲徐成贤二话没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他是个正直的退休干部，是个纯洁的老党员，懂得儿子的难处，决不愿意拖儿子后腿。
“应该够了。”徐光学说“来回飞机票火车票3000块，一个星期的吃住1000块，有4000块就够了。不过，多带点钱可以买点东西。”
老父亲见儿子答应了，高兴得心花怒放。就这样，徐光学同意带父亲一同去贵阳。
徐光学把印刷厂工作一一安排妥当，就带上印刷厂财务科副科长陈海涛同往贵阳。陈海涛，个子不高，四方型脸，白里透红。人很精神，也很聪明，成本核算非常准确，还写得一手好字。徐光学让他去机场订票，并且多订一张。
徐光学和父亲徐成贤、财务副科长陈海涛于1997年4月10日上午从合肥飞往重庆，在重庆转乘火车，驰往贵阳。在贵阳，三人在粮食厅招待所住下。
关于住宿，徐光学同陈海涛商量：“我们最好住在楼下，我父亲起居出入方便些。”
“这我来安排。”陈海涛说。
“我父亲吃饭问题好解决，他没有牙，只能吃面条和包子，他到外面自己解决，但住宿费必须由我自己来交。”
“那怎么行呢，不就一个人吗？也不是外人。”
“正因为如此，我才必须自己交，再说我父亲可是个耿直的老党员。”
陈海涛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后来，《法制日报》年会会务组同志很客气地喊老人一起吃饭。徐光学说：
“不用了，谢谢！”
“老年人吃不了多少。”会务组同志说。
“我父亲吃不惯这南方的正餐，而且这样做影响也不好。”徐光学一再推辞，可会务组同志非要坚持请老人一起就餐，徐光学实在无法推却，便答应让父亲在招待所宴会厅里就餐。在最后结账时，徐光学一定让陈海涛算算五天会议吃住要共多少钱。陈海涛知道徐光学的脾气，也不再劝说，于是答道：
“总共500元。”
徐光学掏出500元，交给陈海涛，并嘱咐会务组单独开出一张500元发票。
会议结束后，徐成贤、徐光学及陈海涛坐火车赶往南宁。在南宁，徐成贤找到徐光正，三人在徐光正家里住一夜。第二天，他们就购了三张南宁至上海转合肥的飞机票，当天晚上到上海，然后转机到合肥。这一路上，徐成贤自己总共花了3800元。
从年会上回来，徐光学和陈海涛二人把差旅费报销了。可谁知两个月后，报社党组纪委书记陈长富来找徐光学谈话。他告诉徐光学：
“我们接到人民来信，说你身为领导干部，外出开会时带父亲到贵州游玩，全部差旅费在厂里报销。可有此事？”
“我身为领导干部，从来都是廉洁自律，不沾集体钱物。这一点请领导放心。”徐光学说，“我父亲是同我一道去了趟贵州，但他没花我们厂的一分钱。我父亲是老革命、老党员，现在80岁了，有退休工资。我这次出差，顺便带他去看望他的侄儿，我父亲的飞机票、火车票和吃饭和住宿等一切费用都是他自己出的。他花自己的钱，同报社印刷厂一点关系也没有。”
“既然有人民来信，我们就要进行调查。这是组织程序。”
“请陈书记组织调查组到报社印刷厂财务科调查。我们印刷厂财务科副科长陈海涛和我一同去的，他是最有力的证明人。你们不能仅凭一封'人民’来信，就说我用手中权力报销我父亲的费用？”徐光学语调有点激动。
“徐厂长不必太在意，等调查以后再说，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陈书记说。
很快，陈书记派人到印刷厂财务科进行调查，调出印刷厂财务科近几个月的所有报销凭证。经过一个星期调查，事实查清了。徐光学只报销他和陈海涛会务费、住宿费、飞机票和火车票，并且是按最低标准报销的；徐光学和陈海涛二人途中就餐的小票据都没报销，看样子都是自己掏腰包，也没有发现其他可疑发票，甚至连报销一包香烟的票据也没有。按常规，厂长开业务性会议是可以带上几包烟招待客人，香烟费可以和就餐发票一同报销。财务科有账目清清楚楚，徐光学确实没有在厂里报销他父亲的差旅费。结论是，徐光学奉公守法，廉洁自律。最后，陈长富书记把调查的情况反馈给徐光学：
“徐厂长，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你是个廉洁自律的人，'人民来信’所反映的问题与事实不符。我们通过调查，还给你一个公道。我们是在履行我们的职责，也请你谅解。”
“只要查清楚就行，我相信党，相信组织。”徐光学说，“'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我们身为领导干部，己不正焉能正人？”
由于在工作中特别注意自身的形象，徐光学拒腐蚀，永不沾，保持着了一个共产党的坚贞的情操。他的品格在报社领导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给报社党组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后来，安徽日报社于1999年10月任命徐光学担任安徽日报社审计处处长，专门审核对独立核算的报社内部各二级机构。这是徐光学对远离腐蚀、挺胸做人的最好注解。[1]
作者简介
徐峰，真名徐光学，诗人、作家,1949年10月生，安徽桐城鲁谼山人，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有23年军旅生涯，曾荣立三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