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去的驛站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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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張一弓的長篇小說《遠去的驛站》所發現的世界是十分獨特的。它表現了三個家庭三代知識分子憂國憂民、追求光明、報效國家的艱巨歷程。三個主要人物中，無論是作為中國共產黨職業革命家的姨父、激進的愛國民主人士大舅、潛心治學的教授父親，都在抗日戰爭的歷史背景下，在各自的生命歷程上表現了百折不撓、英勇獻身的民族精神。全書還刻畫了清末留德博士、女教師和私塾先生、洋車夫和女藝人、財主的女兒和長工、軍官和難童等四十多個性格迥異的人物，表現了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和複雜性，而又無不着力於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重新發現與民族性格的重新鑄造，為一度有點沉悶而灰暗的家族小說開了新生面。該書還在家族史中融入了中原地域的歷史傳說和民俗風情，表現了鮮明、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蘊和中國氣派。 本書作者通過一個孩童的經歷和視角，寫出了戰火紛飛年代三個家族所發生的一系列故事，勾勒出中國近百年的社會變遷，描寫了清末舉人、開明紳士、游擊司令及職業革命家等人物，生動而逼真。如果說，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是出於一個女孩眼中的詩，《遠去的驛站》則是一首出於男童眼睛的歌。前者是柔軟的，柔軟得現出淡淡的鄉愁；後者則在淡淡的鄉愁中，透出特有的剛性蒼涼。本書曾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國家圖書獎等各種獎項。
作者簡介
張一弓，1934年生，河南省新野縣人。中共黨員。1950年肄業於開封高中。歷任《河南大眾報》記者、編輯、編輯組長，《河南日報》記者、文藝組負責編輯、理論處處長、革委會副主任兼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中共河南省委辦公廳副主任，登封縣文化館副館長，河南省文聯創作員，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主席、名譽主席，文學創作一級。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河南省第七屆政協委員。1956年開始發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著有小說集《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張一弓代表作》、《張一弓小說自選集》、《流淚的紅蠟燭》、《死戀》、《火神》、《死戀》、《野美人與黑蝴蝶》、《死吻》等12部，長篇報告文學《正大集團創業史》，紀實散文集《飄逝的歲月》等。長篇小說《遠去的驛站》將於近日出版。 張一弓稱自己是同時代人的秘書。深入反思農村歷史道路的曲折，熱情擁抱變革時期的農村現實，努力追蹤農村的變革步伐，使他的小說成為充滿熱情和理想的現實主義創作。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他的創作轉向對人性、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失落與尋找等問題的揭示。他偏愛生活中的特異事件，擅
內容預覽
不管別人怎樣表示不可理喻的驚訝，我仍舊記得，那時我擠在胡同口的人群里，好像是騎在一頭石獅子的大腦袋上，望見一輛披紅掛綠的「西洋馬車」迸裂着爆竹的脆響和五彩的紙屑駛進了巷口。父親身穿深色西裝，胸前插着一朵火紅的玫瑰，與披戴着雪白婚紗的母親並肩坐在「西洋馬車」上。緊隨其後的另一輛「西洋馬車」卻殘破可憐，像一隻走樣變形、皺皺巴巴的搖籃。迎親和送親的青年男女過分擁擠地坐在這個大搖籃里，上下顛簸、左搖右晃，笑聲和尖叫如五光十色的浪花四處飛濺，乒乓作響地跌落在凸凹不平的黃土路上。街上的行人都向馬車扭動着脖子駐足觀看。春天的陽光溫柔明媚地掛在母親的眼睫毛上，父親的眼鏡也在兩個黑圓圈裡閃閃發光。當彩色紙屑像風涌而來的蝴蝶翩躚飛舞的時候，我的記憶里閃現出一個不祥的念頭，覺得那是風中飄零的落葉拍打在母親的臉上。我從父親鼻樑上看到了不合時宜的高傲，緊抿的嘴角深深地凹陷出兩個小坑，好像從戰場上得勝歸來的勇士，從一個部落酋長的帳篷里俘獲了一個尊貴的新娘。馬車飛馳而去。我甚至記住了馬車夫高高在上的背影，那是一個繡上了金黃色「雙喜」字樣的紅緞坎肩，鞭梢上炸開了火紅的鞭花。母親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開封，馬車行已經開始了出租「西洋馬車」的業務。在古都開封的知識階層，已經出現了第一批拒絕花轎和響器班的「先鋒派」新娘。
我記不起「西洋馬車」駛向了哪個院落。彩色紙屑隨風飄逝以後，行人各自散去，只剩下我坐在石獅子的大腦袋上獨自發呆。正在叫賣烤白薯的老人、吆喝「糖粘山里紅」的小販、爭吃烤白薯皮的野狗和叮着山里紅不放的蒼蠅都沒有發現我的存在。一個算命瞎子肩挎放着竹籤卦筒的布袋，一手敲小鑼、一手執竹竿敲打着路面走來。小鑼「當」的一響，我就化成了一縷青煙，隨着天上的鴿哨飛去，融入天邊的白雲。
父親是從H大學文學院三年級女生宿舍里把母親娶走的。母親出身於古為杞國的一個富有的知識家族，熱心於平民教育以結束平民的蒙昧以解脫平民的疾苦以最終實現世界的大同，因而擔任了平民夜校的義務教師。父親卻是來自白河岸邊古為楚邑的一個侍弄桑樹、捏制桑杈的農民的兒子，且有過鬧學潮反對軍閥而被信陽省立第三師範開除過一次的記錄，後來又跑到開封，考上了省立第一師範音樂系，卻又痴迷地愛上了「普羅文學」（註：普羅是英文proletarian—無產者一詞的頭兩個音階，普羅文學即無產者文學，這是二三十年代知識階層的習慣用語。）而告別了音樂，又在省教育廳平民教育委員會謀得了一個小職員的差事，其動機卻與平民的解放毫無關係，只是因為他的浪漫主義的文學夢需要一點兒現實主義的薪水來供養，讓他可以用便宜一點的燒餅夾油饃圈兒和奢侈一點的羊肉湯泡鍋盔為產生靈感提供足夠的熱量。
母親和父親是在平民夜校里認識的，接着就一起走進了一個「文學沙龍」。這個沙龍由於沒有巴黎貴夫人提供的客廳和咖啡，只好在魯智深倒拔過垂楊柳的相國寺內茶館，或是趙匡胤坐問朝政的龍亭公園，或是包青天鍘了陳世美的「包府坑」岸邊聚會。參加聚會的有當時的足球明星、後來的著名詩人蘇金傘和三十年以後寫了《惠泉吃茶記》而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又寫了《李自成》而受到毛澤東特別保護的著名小說家姚雪垠。而且我知道，父親自從二十歲那年在劉半農主編的《世界日報》副刊上發表了短篇小說《葬子》以後，母親就成了父親最熱心的讀者，還是「沙龍」聚會時嗑瓜子兒、吃油炸蘭花豆和五香花生仁兒的贊助人。當父親啃着高粱面窩頭就着芥菜疙瘩在文學殿堂里夢遊的時候，母親會請他去鼓樓街的飯館吃一回涮羊肉，在涮了羊肉的肥湯里再下四兩雜麵條，為他日後發表的十多篇小說提供了差強人意的營養。父親卻總是夢見饑渴。他寫過一篇《瓜農》，一個種瓜老漢要賣瓜還債，捨不得讓幫他拉車賣瓜的小兒子吃一口西瓜。在賣瓜回來的路上，兒子因口渴中暑，猝死在烈日炎炎的荒野上。母親為賣瓜少年流下的眼淚濕透了兩塊手帕之後，他們就決定結婚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