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柳宗元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談柳宗元是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孫犁的散文。
作品欣賞
在舊社會，朋友是五倫之一。這方面的道義，古人看得很重。因為人在社會上工作、生活，就有一個人與人的關係問題。這一關係，在決定一個人的工作和生活的成敗利鈍方面，較之家庭，尤為重要。所以，古往今來，有很多文章、戲曲，記述朋友之道，以教育後人，影響社會。
講朋友故事的文學作品，在中國有相當大的數量。有些並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也是很難學習的。這些故事，常常賦予人物以重大的矛盾衝突，其結局多帶有悲劇的性質。有的表面看來，矛盾衝突並不那樣嚴重，只是志同道合，報答知己，比如掛劍摔琴之類。
古代的友道，現在看來，似乎沒有階級性，現在新的概念是同志或戰友。
中國古文中有一種文體，叫「誄」。在歷代文集中，它占有相當的位置。字典上說，誄就是：哀死而述其行之辭。就是現在的悼念文章，都是生者懷念他的死去的同志的。此體而外，古文中還有悼詩、輓歌、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等等。可見，中國文學用之於死人者，在過去實在是分量太大了。
紀念死者，主要是為了教育生者。如果不是這樣，過去這些文章，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唐代韓愈寫的《柳宗元墓志銘》，是作家悼念作家的文章。
他真實而生動地記述和描寫了當時文人相交的一些情況，文章寫得很是精闢。在這篇文章里，我初次見到了「落井下石」一詞和擠之落井的「擠」字。
「四人幫」把柳宗元拉入法家，我不懂歷史，莫名其妙。
大概是這些政治暴發戶，看上了柳宗元的躁進這一特點吧。但無論如何，柳宗元也不會喜歡他們這種亂拜祖先的做法的。
我很喜歡柳宗元的文章。他的文章都寫得很短，包含着很深的人生哲理。這種哲理，不是憑空設想，而是從現實生活中體驗得來。我很少見到像他這樣把哲理和現實生活，真正形成血肉一體的藝術功力。他還能把自然界、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現象，和政治思想、社會組織聯繫起來。就是說，他能用自然規律、生活規律，表達他對政治、對社會的見解和理想。使天人互通，把天道和人道統一起來。他用以表達這樣奧秘的道理的手段，卻是活生生的，人人習見的現實生活的精細描繪。
例如《河間傳》這篇紀事，後人是把它編入外集的，並不是柳文的典範之作。就是這樣一篇文章，也充分顯示了柳宗元對現實生活的深刻剖析的藝術能力，同時包含了一種可怕的人生幾微。
柳宗元是很天真的。他原來是沒經過什麼挫折，一帆風順地走上政治舞台的。一旦不幸，他就經不起風浪，表現得非常狼狽。連和他有同樣遭遇的蘇東坡，也說他不行。一流放到永州，他就丟魂落魄，頭也不梳，臉也不洗，渾身泥垢，指甲很長。我沒有到過永州，不熟悉那裡的自然環境。據他自述：到野外散散步，消消愁悶吧，又怕遇見蛇咬他，又怕遇見大蜂蜇他，還怕水邊有一種蟲子，能含沙射向他的影子，使他生瘡。遇到風景幽靜的地方，他又不敢久停，急忙回家。
嬉笑之怒，長歌之哀，看來是很有些神經衰弱了。
中國古代諺語：在東方失去的東西，會在西方得到。柳宗元到永州以後，他的生活視野，思想深度，大大擴展加強了。他認真地、系統地讀了很多書，他對所聞所見的生活現象、自然景物，反覆研究思考，然後加以極其深刻，極其傳神的描畫。他在這一時期的作品，登峰造極，輝煌地列入中國文學遺產的寶庫。
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上的流放刑廢，使歷史上增加了很多偉大的作家。這些人，可能本來就不是政治上的而應該是文學上的大材。王安石論及八司馬，有一段話十分透闢。
畢竟文人是很脆弱的。他付出的勞力過重，所經的憂患過深，所處的境遇過苦，在好容易盼到量移柳州之後不久，就死去了，僅僅四十七歲。
柳宗元死後，他的朋友劉禹錫一祭再祭，都有文章。朋友中間，以韓愈名望最重，所以請他寫了墓志銘。這些文章，並不能達於幽冥，安慰死者，但流傳下來，對於後代研究柳文者，卻有知人論世之用。
這一非凡的生命的不正常的終結，當然不是「始以童子有奇名」，後「為名進士」，「以文章稱首」的青年時代的柳宗元，所能預料到的。
柳宗元遭遇如此坎坷，是有自己的弱點，確實犯了錯誤，並非完全是無辜受害，或有功反受害，含冤而死。他自己說：
「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崙。」如果不是假檢討，那麼就是「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朋友們也說到他的缺點，韓愈說他「不自貴重」，劉禹錫說他是「疏雋少檢」。
仔細想來，柳宗元在當時，對於國家，對於人民，並沒有斬將搴旗、爭城奪地的功勞。他所遭際的，不過是當時習見的官場失意。再說，司馬雖小，但究竟還是官職，他可以攜帶家口，並有僮僕，還可以買地辟園，傲嘯山水，讀書作文，垂名後世，可以說是不幸之幸。
我從青年時期，列身戰鬥的行伍，對於舊的朋友之道，是不大講求的。後來因為身體不好，不耐煩囂，平時不好賓客，也很少外出交遊。對於同志、戰友，也不作過嚴的要求，以為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到的事，就不要責備人家。
自從一九七六年，我開始能表達一點真實的情感的時候，我卻非常懷念這些年死去的夥伴，想寫一點什麼來紀念我們過去那一段難得再有的戰鬥生活。這種感情，強烈而迫切，慨嘆而戚愴，但拿起筆來，又茫然不知從何說起。我們習慣於聽評書掉淚，替古人擔憂，在揭示現實生活方面，其能力和膽量確是有遜於古人了。[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的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