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敬泽,上河记,有感(郭进拴)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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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敬泽,上河记,有感》是中国当代作家郭进拴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读李敬泽,上河记,有感
李敬泽，著名**家、散文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家奖、散文家奖，花地文学榜年度**家金奖，十月文学奖、春风悦读榜年度白金奖等。著有《青鸟故事集》《咏而归》《会饮记》《会议室与山丘》《上河记》等。
我第一次见到李敬泽老师，是1992年9月在《人民文学》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青年作家班的开学典礼上，他和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韩作荣出席了我们的开学典礼并为学员讲课，年底又让我们全班同学参加了《人民文学》在上海举办的笔会，我们与全国来参加笔会的大家名流近距离接触，大开眼界。1997年秋天，我在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班学习时，又到《人民文学》杂志社拜访了李敬泽老师，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近在网上看到了李敬泽老师的《上河记》出版，就兴冲冲地买了一本，美滋滋读了一遍。
《上河记》（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11）是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敬泽的黄河旅行图文随笔集。记录了李敬泽老师在2000年漫游黄河流域的经历。 从苦水的玫瑰到河州的花儿与少年，从记忆中的萧关道到西吉寂寞的城堡，从广福寺的百灵鸟到米脂街头的堂吉诃德，他带着异乡人的眼光踏上旅途，渐渐地，黄河成为熟悉的故乡。到2019年，李敬泽老师重返黄河，恰如久别重逢。吕梁山的夜晚，带着酒香，让人沉醉……本书共十五篇文章，讲述了河边难忘的日夜。走过历经时光雕琢的渡口和村庄，与往昔的和此世的灵魂暗通款曲，在古老的故事与鲜活的日常经验中，遥望壮阔的文明上游，勘探这大河本真的面貌。从苦水的玫瑰到河州的花儿与少年，从记忆中的萧关道到西吉寂寞的城堡……李敬泽带着异乡人的眼光踏上旅途。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敬泽的黄河旅行图文随笔集《上河记》，以十五篇文章的容量记录下行走黄河边难忘的日夜，将目光聚焦于旧牌匾、楹联、门楼、城墙、堡寨、庙宇等凝固历史痕迹的角落，秉持贯通古今、富于哲理的笔调，在对日常见闻的描写中融入大量对历史的追溯与思索，以求勘探这条大河本真的面貌。
李敬泽的这本《上河记》，原书名是《河边的日子》，改名的寓意是“黄河远上，上河为记”。作者2000年游历黄河中上游，走过甘肃、宁夏、内蒙古与陕西四大省，出版了《河边的日子》。《上河记》新添了《自吕梁而下》一文，改名为《上河记》重新出版。这本书虽然创作于20年前，但是书中的人事物却依然能在20年后的今天感动我们。李敬泽感慨，“这本书像一艘船沉没在我书柜的最底层，它的时钟停留在2000年。书之外，时间前进，人事代谢，沧海桑田……这是穿越，是重返22年前，现在侵入往昔，他乡原是故乡。”在他的心里，黄河早已是他熟悉的故乡。跟随《上河记》的笔触行走，在玫瑰与酒的香气中，从来自时光彼端的眼眸中，凝望壮阔的文明之源，读者仿佛能听见各种质朴的乡音，看见当地人亲切的面容，走进一段段韵味悠长的旧时光。
一直以来，李敬泽有“作家中的考古者”之称，其文笔蕴藉，性灵踊跃，《上河记》中对日常见闻的描写显现了其文字背后的寥廓意境。正如作家毕飞宇所言，“你想不到李敬泽的哪段文字会一下子击中你，让你不得不停下来想一会儿。”李敬泽把河上纪行，写出了纪录片的“文献感”，他像周代的采诗官，取各国之风，用以兴观。若以六经皆史的观念看，河上民风，自是春秋。“关于黄河，人们说得太多了……它几乎不是一条被看到的河，而是被说出的河。”自古以来，有关黄河的故事无穷无尽。然而，我们真的如想象中那样了解自己的母亲河吗?李敬泽说：“我为它浩大的、流动不居的多样性而惊叹。”作者行文随性、灵动，天文地理历史闪烁其间，无数生动细节恍如正在眼前上演，读着不累，却颇能发人深思遐想，正所谓好文天成，绝无矫揉造作痕迹。《上河记》的纪事，又暗含编年与群像列传的史家气息。这本书不是游记，是对黄河流域贫苦众生的一次观察与记录。作者怀着极大的善意去记录生活在黄河两岸的男女老少的生活，让这本游记见山见水，更见得到人情冷暖和风土人情。
《上河记》收录的15篇散文汇通古今，融入自我，引以文献，叙事写人，描情状景，构成文体综合实践新境界。人物故事，自我故事，历史记载来回穿引，构成繁复对话，时空杂语的文本系统。作者很详细的在标题下均注明对应的时间，所以我们也可以对应着时间去了解文章中描写的风土人情，这样就不会有和时代脱离的感觉。与文字相呼应，书中穿插着50余幅彩色照片。相机记录下行程中的风物，亦凝聚着无限情思。作者手绘的路线图、城堡平面图，更将记忆的脉络直观展现。
李敬泽老师回忆《上河记》的出版缘由，“二十二年前的我召唤了我”，他意识到，那次旅程并没有结束，他“依然梦想着、计划着很可能不可能的旅程：在某一日继续行走，直上河源，而后掉头沿黄河而下，走上次没有走完的路，山西、河南、山东，走过春秋战国的、北方的大地，走到黄河入海之处。不是为了写另一本书，只是为了莽莽苍苍、人间行过”。 面对寻常中显现着精巧细节的封面设计，我想，作者到底是何方神仙，能在繁忙的公务之外屡有佳作问世？ “那时是2000年。”《序》的第二自然段的第一句话，让我轻轻吁了口气。倒没有因此想过弃读，对读者而言，没有读过的书都是新书。
等把《上河记》读到半途，不得不承认，浙江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李敬泽写于2000年的旧作，是很有眼光的选择，尤其对像我这样在2006年至2016年10年间多次去过被《上河记》写进书里的那些地方的读者，它带来的兴奋是，帮助我对“变迁”一词有了切近的感受。
《从渡口到渡口》，写到了刘家峡和炳灵寺石窟，标题下的“2000年6月6日”告诉读者，李敬泽他们22年前在那里。而我，于2012年7月也从渡口乘上小飞艇渡过刘家峡水库后去参观了炳灵寺。
“黄河远上白云间”，“黄河之水天上来”，“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是中华大地以及华夏文明的母亲河，发源地，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就是诗和远方，充满了无尽的诱惑与神往。
《上河记》共收录十五篇随笔散记，记录了繁星苍天之下的河畔、高原、荒丘的日日夜夜；探访了时光雕琢的渡口、寺庙、村落、山峦的风情风貌；描绘了生机与颓败，点拨了往昔与今世的灵魂暗通款曲，在古老故事与鲜活日常的经验中思考并回味，遥望恢宏壮阔的文明上游，探究黄河之畔的生活本真面貌。
作家李敬泽的随笔，是行走的深入思考，说是“游”记，实则是“考”记，有一种探寻与发现的味道隐于其中。有惊悚，有悲凉，有温情，有感叹。所述真实，所思真切。思考并非有意挖掘，引用也非艰涩拗口。阅读作家的文字，真如随同他旅行一般，文字清风拂面，带着星光点点的诙谐与幽默，又不乏智慧，引人深思，开阔眼界，有所启悟。
随笔集以时间为主线，完成了四个月的旅行。作家用心至深，手绘了自己出游的行程，附在集子的最前页。对照文字，可查阅“地图”，更是了然于胸。又拍摄了照片，我们很容易感受他所描绘的事件与场景，未阅读文字，就可以从图中渗透出来，感受强烈。我们跟着他，经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行走了三个月。事实上，很少有人真的会有这么大把的时间，扔下一切，只为了走黄河。但是，有一个人替我们走了，而且他还全程用文字纪录了，并且，有图有真相，我们看到了黄河边的一个一个人，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悲欢，我们感知到了属于黄河岸边的大量的生活细节。
我们跟随他，走过了黄河边那些古老的故事，走过了鲜活的日常，走过了河边的英雄与凡人，走过了玫瑰、羔羊肉与酒，走过了花儿会上的歌声和笑靥，走过了城堡和老渡口的梦……
他还手绘了路线图。记录下黄河边几十个富饶丰满的日子：喧闹、沉静、鲜艳、晦暗、快乐、沮丧、放浪、庄重的日子。它们闪闪发光，因此，他将这些日子写成了书。最初漫游黄河，是2000年。
22年之后，就有了这部连接过去和当下的《上河记》。
本书中附有两张明信片，一张是人，是《上河记》的主人公，也是36岁的李敬泽；另一张是河滩边的一老一小两头牛。说起人与动物的关系，甘肃人谈起他们的羊就像谈论他们的亲人。《上河记》中，则有不少地方让人反思人与自然之间，怎样才是一种和谐共处？
读着读着，仿佛身临其境。我们可以肯定，他讲述的所见，所触之物，是可信的一种经验。
在李敬泽的全部创作中，《上河记》，理应占据特殊的一席，因为这是一个当时30多岁的年轻人用身体在写作，也是一个年轻人带着考古学者的老灵魂在行走。
2000年6月，在黄河之行的始发地甘肃，他以兰州为中心漫游，见过甘南路上的青稞地，在无尽的草原上流连，在流淌了千年的大夏河边驻足；
2000年7月，一路向东，行走于西海固地区，一个个带着“关”字的地名、山间的座座城堡，让人不禁如“几百年前的将军”般久久凝视这土地；
2000年8月至9月初，穿过乌兰察布草原探访“百灵地”，拜访榆林这座曾属于武士、商人和工匠并曾引领潮流的城市，在米脂街头遇见“堂吉诃德”；
2019年，在汾阳贾家庄，看山西梆子，回想历史中的热血青春……
作家很会选择所述之“点”，都是一些带有文化历史典故或是远去落败的渡口，村落，寺庙。像“喊叫水”的地方，你听听这名字，不消说，就知道是个缺水严重的地方。像扒拉发菜的男女，是生命在荒芜之上的丝丝慰藉。像深挖甘草的孩子，一面破坏土地环境，一面是面对困苦的无奈之举。像“寡妇村”的下马关，这名字就有骇世之悚，听出了悬念，绝对是有故事的村庄。像遇见的“卦婆子”，她们的命运就是浪迹于大地，向我们诉说我们的命运，等等。作家所遇见的“小”，每一次都能触发心灵，那里才是作家成书成文所要表达的东西，“闪光”的东西，也是阅读者想要看到的。在行走中，所见旅游景点，并非是描述对象，他的另辟蹊径，引发了深思。可以说，作家有着悲悯之心，博爱之心，为人仗义，多次慷慨解囊。又怕别人知道，只为心安。他说，他害怕成为一个施舍者，这令他羞耻和卑劣。李敬泽讲述《上河记》的缘起——
“我将从黄河之源走到黄河的入海口。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漫游，走过山、原野、河流、村庄、城市。那时是2000年，在那时，旅行通常是为了出差或者探亲，没有功利目的仅仅为了置身于彼，这样的事似乎并不常见。在那时，我被'行走’这个词所召唤，我想，你要任自己的意走出去，去往你未曾去过的地方”。
“我的梦想、我的计划如虎，我的行迹如蛇。在那一年的五月，我意气飞扬地出发，当时我是《人民文学》的编辑，每个月把稿子发完就跑了，浪上半个月再回来，工作、发稿，再出发，如此到了秋天，这样的节奏渐渐不能持续，我走过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然后窝在家里写出了一本《河边的日子》。”
20多年前，当时田野调查在作家群体中还没有形成一种自觉的气候，但李敬泽已经自觉地在“反游记”了，
他说，“采风”这个词太别扭了。“人家不是'风’，我也无心来'采’，我觉得我倒是一阵小风，从这里刮过去，了无痕迹。
2000年6月8日，李敬泽请随车的司机张师傅拍了一张他在大夏河边的照片。他说，“一个在2000年6月8日驶过大夏河边的人见证了一种高度成熟的农业文明的胜利，它已经'改天换地’，这是持续了2000年的宏大工程，与此相比，人如同蝼蚁。”
他在黄河沿岸的漫游中，自觉化身为一名社会学者，一名田野调查者的角色。
他跟当地人一起去赶集，差点在集市的一个牙医摊子前拔了一颗牙，终究还是“临阵逃脱”。
他逛“花儿会”。
会在路边拦住运西瓜的拖拉机，买一个大西瓜，踌在公路边吃起来。
他走进了一位叫马登元的老人开的面馆。这位老人脸上有郁闷的歉意，对他说：“人有钱了，心狠了，假的多了。”
他见识了城堡里的各种生活。
漫游的一路上，他遇到了各种老人，老人，一个个都是田野调查的“活样本”、“活字典”。
比如，在兰州，在整个甘肃，人们都知道的一个杨木匠，人们口中的“木头圣人”。
比如，米脂的民间剪纸艺人郭佩珍，她剪下了《千年古树开花，梦一场》，在李敬泽看来，那是繁华之极，又悲凉之极。他买回了这件作品，隔了几天，他想了想，还是觉得是繁华。
他把这些沿途所见的最真实的生活，写到了这部书里。
“我已看过。”李敬泽说，“我感到黄河已不须再看，它是看不尽的。但一个人不能无休无止地看它。”
且看2000年李敬泽看到的刘家峡：“车出永靖县城，在土塬上转呀转。只觉得越转越高，转过一个山脚，一片碧青的大水扑面而来——这就是刘家峡水库吧。下车，到水边，见清水溅溅，心中无端感动。这是黄河的水，黄河的水也可以清的。”
再看2012年7月我的记录：“小艇在水面上飞驰，低头看水，不相信我们航行在黄土高原的水系，因为它清澈得透出绿色来，可是，两岸的崇山峻岭又不断提醒，我们在高原……突然，眼底下的水色摇身一变，黄了。一问，原来小艇驶入了黄河。”
顺着我的引用将李敬泽的《从渡口到渡口》读下去，会读到等着上渡轮的交通工具有卡车、面包车和拖拉机，轿车很少，因而作者会将它们从“车阵”里单列出来，“还有两辆轿车，一黑一白”，无一字在感叹，却已将世纪初渡口的民生，交代得依稀可辨。
仅过了12年，不要说轿车了，我们已能坐着疾驰的飞艇从渡口出发去往炳灵寺。50分钟，是2012年从渡口到炳灵寺的速度，那么，没有飞艇只有渡轮的2000年呢？那年，李敬泽他们与炳灵寺擦肩而过，这大概就是原因吧？
一边读一边比较，阅读因此变得别有趣味。不过我得承认，这种趣味特别个人。那么，那些从未踏足过黄河流域的读者也喜欢《上河记》，原因何在？因为，它给出了多个让人爱不释手的阅读角度。
就我而言，除了比较着阅读让我心生欢喜外，《上河记》最打动我的，是李敬泽以极大的善意记录了2000年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男女老少。
书的第39页，选用了一张照片，作者题名这张照片为“老妇人”，照片下方的文字说明这样写道：“她的衣裳朴素、洁净，她的左手拿着碗，她站在她的家门口……”。照片的文字说明均选自与照片相邻的那一页。既然如此，作者又何必在照片下方再啰嗦一篇？他大概很害怕《上河记》的读者只看得见被他写进文章里的风景，而忽略了他在文章中浓墨重彩描绘的那些黄河边的人们。
可惜，迟至阅读《上河记》时我才懂得李敬泽的“害怕”，所以，回看我于那些年里走过黄河流域时留下的文字，只寻得见山和水，见不到半个人影。揣测当时的心境，我们去看的不就是风景嘛！但《上河记》告诉我们，高山流水间有了他和她这流动的风情，所记录的看见才是完整的，才可能更动人。就让我们来看看选用了“老妇人”这张照片的文章，作者是怎么状写她的：
老妇人披着白色头巾，看上去像电影里的修女……然后他们谈起了儿子、时间和死亡，“时间不到死不了……”老太太反复说着这一句，她的眼里含着泪水。她的衣裳朴素、洁净，她的左手拿着碗，她站在她的家门口，那是一间土房，她说“时间不到死不了。”我不愿意打扰她，我有点怕听那句话……
尽管我在引用李敬泽关于老妇人的记录时不得不掐头去尾，但已足以让我们读到，作者在记录老妇人的生活情状时，心里的那份善意。 “我不愿意打扰她，我有点怕听那句话”，这种共情能力在《上河记》里俯拾皆是，22年前的《河边的日子》虽只增添了一篇文章《《自吕梁而下》，就成了《上河记》却依然收到读者的欢迎，这大概就是原因吧。
第154页是题为《城堡》文章中的一页，记录的是2000年7月27日李敬泽他们在黄河岸边走访第二座城堡时遇见的人和事。这第二座城堡所在的西吉党家岔村，是我数次在黄河边行走也没有到过的地方，但这决不是我阅读《上河记》时在此处停留时间最长的理由。
“在2000年，党家岔村安全、平静。城堡早已废弃在村外的山上……” 过硬的文字功底让作者只用寥寥数语便将彼时党家岔村介绍得复杂的感情色彩，但这依然不是我在此文停留很长时间的原因。
老汉死了，女儿和女婿出去打工，家里只有老太太和两个外孙，小的那个又被开水烫了，未经处理的腿上已开始化脓。“孩子得送医院，赶紧治”，作者对老太太说。“没钱呢。”老太太说，她的眼泪又要流出来。
我想，所有读者都已猜出接下来李敬泽会做什么，“是的，我扔下了两百块钱……”但这还不是在第154页停留了又停留的原因。“我直想跑，我不能面对这个老人在好客的微笑下忍不住的眼泪，我想我当时并无怜悯之心，我只是突然感到虚弱和慌乱。”他是没有怜悯无法应对突发情况的孤独老太，但他感到虚弱和慌乱了。谁能在那个时候感到虚弱和慌乱？一个心存善意的人。
一本《上河记》，字里行间均留有作者的善意，所以，20多年后重版的一本旧书，依然能唤起读者的阅读热情，因为这样的阅读能让我们心生慈悲。推理叙述是一个作家的素养，那里生发着揣测，想象与图景。考古者，侦探和作家，往往又有共通原型：即猜谜者、复盘者和讲故事的人。作家在拉卜楞寺的照片没了，“只能依靠我的记忆，记忆中的拉卜楞寺。记忆不可靠，我喜欢一切多少有点不可靠的事物。”这或许也是他对甘肃“卦婆子”有些迷恋的缘故。神奇浪漫，游荡在城镇集市，和吉普赛人一样。“不知他们是谁，他们从哪儿来。他们是一个谜，但他们又是猜破谜语的人，他们似乎有一种看透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的神秘能力”。
这种能力，也是李敬泽文章经营的动机：汇通古今，融入自我，引以文献，叙事写人，描情状景，构成文体综合实践新境界。在我看来，其文章亦由“故事的图层”，反复叠合而成，如同古典罩染画法。人物故事，自我故事，历史记载来回穿引，构成繁复对话，时空杂语的文本系统。譬如他借陕北旅途所读《中国绅士》为楔子，套嵌了自己的家庭出身，对前途命运的杂感。
“后来，'地主’'贫农’都不用填了，只需填上'干部’。这很好，我不必再为此焦虑……当然我知道如果不是打倒了地主我母亲肯定上不了大学，那么她生下的肯定不是我，但我难以想象作为山西芮城的一个地主少爷会是什么感觉。”作家考辨地主与绅士之别，又颇有鲁迅之风。他以才学见于随笔，显露的是历史的识见，解释学的兴趣。如引证顾颉刚《甘青闻见记》，对“卦婆子”也做了源流考。“闻永登县亦有此类装束者曰'北蛮子’，以行卜为业，尊奉桃花女，阴历九月初一日为其诞辰，有大庙祀之”。
李敬泽夹带叙事，勾勒写人的功夫，如微小说，三言两语，就是微澜情节。当“我”沾了光，蹭了旅行团的导游讲解，还不忘琢磨：“他们认为仅仅两个洋人就享受一个导游的服务，这不公平。我看着我们那位年轻的喇嘛，他真是修为功深啊，只见他脸上淡漠如水，说了句'他们交的钱多’。”之后是安静，“显然那五六十秒的安静是在向更多的钱致敬。”这种旁观的反讽，生于沉默和顿悟的时刻。
当记忆出现空虚，无法按图索骥时，知识就开始登场。他的写作显出记忆和知识的共同体，其间有微妙的抑制和平衡。“当然，我知道的比我记得的更多。”在唐卡、经卷、酥油和奶香的感官回忆外，他开始转向资料。“由此我知道'拉卜楞’在藏语中的意思是'佛活的府邸’，1709年建寺，为黄教六大名寺之一。我知道我所见到的那群喇嘛是在演练法舞，为他们伴奏的是著名的嘉木样乐队。”
福柯曾在《这不是一只烟斗》中论述了“图形文”的观念。我想，李敬泽穿插征引文献，同样也是图象和文献的并置、对征和相互指涉。他善于打通来历出处与“即时即景”，民风礼俗之画，也成了思想风景。同时，这种知识也客观拉开叙述的空间与时态。“现在，我已经知道”，“现在案头就有一本《拉卜楞寺概况》，由此我知道……”事实上，作家只是游历后知晓，于写作的“此在”中，整合、查阅并回望。李敬泽写出精神和物质的某种背离与自反，以及那种近乎怪诞的气息糅合。清雅和淫欲的“反组合”，一定是矛盾的吗？这种味道如南朝粉黛宫体诗，炀帝江陵龙船御女，抑或《青鸟故事集》里所写北宋进口海外香料的颓靡。从地理、器物和空间布置，作家建立隐喻的符号世界，它足以构成故事的门厅。作家的才华就是再次赋予感官世界，他找补细节，就像描出建筑上的风尘，水槽里的虫子。那就是散文的肉感，皮下脂肪。而大多游记不过是写众人常见的地表物，并无取出“封土”，看看文化积层，进行断代分期的兴趣。
本雅明曾在巴黎拱廊间游荡，写出一种历史社会学的意象分析。李敬泽也有这种热情，才学相济，悠游从容。“天然气、毛毯、女学生、风沙、'领导讲话’，我觉得加到一起其实就差不多了，对一个外乡人来说，这些因素构成了榆林历史和生活的基本要点。”正如孙悟空对人参果的了解，基本来自师弟、道童和土地的吹嘘。作家对榆林的印象，起初也由道听途说，朋友传言构成。这些关键词足够串起故事的线条雏形。
作家观察城池，也是人性洞见，这种比附，反映了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榆林比于北京，谓之“小北京”，虽并未十分吹牛，也是“好面儿”心理。而旧城轮廓，“城区如棋盘，似乎是有人用铅笔和尺子在这片地上打下了格子。”他借用明代传教士的结论，“中国人是个热爱几何的民族。”显然，这话也只说了一半。中国文人造园时，师法造化，因势制宜，顺其自然的性灵，是另一半。
回到作家，自然喜欢野趣天成。博尔赫斯那种“小径分岔”，才适合他的偏好——不确定，可能性与迷失感。形式美法则若过胜，未免匠气刻意。“我不热爱几何，上学时我的几何总不及格，所以我喜欢像上海那样迷宫般一团乱麻的城市。我所喜欢的北京也恰恰是南城那些幽深转折的小巷，它们像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没什么规矩，但合于人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