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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世變之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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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世變之亟》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嚴復所作的文章，發表於1895年。該年2月至5月間，嚴復在天津《直報》上接連發表了4篇文章，《論世變之亟》是其中的1篇。本文大旨在於闡述近代中國變化之快、之多，有尊民貶軍，尊今叛古等內涵。
基本信息
作品名稱; 論世變之亟
創作年代; 1895年
作品出處; 論世變之亟--嚴復集
文學體裁; 議論性散文
作者; 嚴復
作品正文
嗚呼!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強而名之曰運會。運會既成，雖聖人無所為力，蓋聖人亦運會中之一物。既為其中之一物，謂能取運會而轉移之，無是理也。彼聖人者，特知運會之所由趨，而逆睹其流極。唯知其所由趨，故後天而奉天時;唯逆睹其流極，故先天而天不違。於是裁成輔相，而置天下於至安。後之人從而觀其成功，遂若聖人真能轉移運會也者，而不知聖人之初無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構難，究所由來，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哉!
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蓋我中國聖人之意，以為吾非不知宇宙之為無盡藏，而人心之靈，苟日開瀹焉，其機巧智能，可以馴致於不測也。而吾獨置之而不以為務者，蓋生民之道，期於相安相養而已。夫天地之物產有限，而生民之嗜欲無窮，孳乳浸多，鐫鑱日廣，此終不足之勢也。物不足則必爭，而爭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寧以止足為教，使各安於樸鄙顓蒙，耕鑿焉以事其長上，是故春秋大一統。一統者，平爭之大局也。秦之銷兵焚書，其作用蓋亦猶是。降而至於宋以來之制科，其防爭尤為深且遠。取人人尊信之書，使其反覆沉潛，而其道常在若遠若近、有用無用之際。懸格為抬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憂，下愚有或可得之慶。於是舉天下之聖智豪傑，至凡有思慮之倫，吾頓八紘之網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魚，而已曝腮斷鰭，頹然老矣，尚何能為推波助瀾之事也哉! 嗟乎! 此真聖人牢籠天下，平爭泯亂之至術，而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與外國爭一旦之命，則聖人計慮之所不及者也。雖然，使至於今，吾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來，縮地之飛車不至，則神州之眾，老死不與異族相往來。富者常享其富，貧者常安其貧。明天澤之義，則冠履之分嚴;崇柔讓之教，則囂凌之氛泯。偏災雖繁，有補苴之術;萑苻雖夥，有剿絕之方。此縱難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孰意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蓋自高顙深目之倫，雜處此結衽編發之中，則我四千年文物聲明，已渙然有不終日之慮。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異齊桓公以見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哉!
夫與華人言西治，常苦於難言其真。存彼我之見者，弗察事實，輒言中國為禮義之區，而東西朔南，凡吾王靈所弗屆者，舉為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識之士，欲一國曉然於彼此之情實，其議論自不得不存是非善否之公。而淺人怙私，常詈其譽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聰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與誰何。忠愛之道，固如是乎? 周孔之教，又如是乎? 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猶古之夷狄也。今之稱西人者，曰彼善會計而已，又曰彼擅機巧而已。不知吾今茲之所見所聞，如汽機兵械之倫，皆其形下之粗跡，即所謂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見端，而非命脈之所在。其命脈云何?苟扼要而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由不自由異耳。
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曆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 惟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第務令毋相侵損而已。侵人自由者，斯為逆天理，賊人道。其殺人傷人及盜蝕人財物，皆侵人自由之極致也。故侵人自由，雖國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條，要皆為此設耳。中國理道與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謂之相似則可，謂之真同，則大不可也。何則? 中國恕與絜矩，專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則於及物之中，而實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異，於是群異叢然以生。粗舉一二言之: 則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於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於為學也，中國夸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於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倫，舉有與中國之理相抗，以並存於兩間，而吾實未敢遽分其優絀也。
自勝代末造，西旅已通，迨及國朝，梯航日廣，馬嘉尼之請不行，東印度之師繼至。道咸以降，持驅夷之論者，亦自知其必不可行，群喙稍息，於是不得已而連有廿三口之開。此郭侍郎《罪言》所謂:"天地氣機一發不可復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發之機，未有能勝者也。"自蒙觀之，夫豈獨不能勝之而已，蓋未有不反其禍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禍之發也愈烈。不見夫激水乎? 其抑之不下，則其激也不高。不見夫火藥乎? 其塞之也不嚴，則其震也不迅。三十年來，禍患頻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機者階之厲乎? 且其禍不止此。究吾黨之所為，蓋不至於滅四千年之文物，而馴致於瓦解土崩，一渙而不可復收不止也。此真泯泯者智慮所萬不及知，而聞斯之言，未有不指為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焰者也。夫為中國之人民，謂其有自滅同種之為，所論毋乃太過? 雖然，待鄙言之。方西人之初來也，持不義害人之物，而與我構難，此不獨有識所同疾，即彼都人士，亦至今引為大詬者也。且中國蒙累朝列聖之庥，幅員之廣遠，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游其宇者，自以謂橫目冒耏之倫，莫我貴也。乃一旦有數萬里外之荒服島夷，鳥言夔面，飄然戾止，叩關求通。所請不得，遂而突我海疆，虜我官宰，甚而至焚毀宮闕，震驚乘輿。當是之時，所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者，力不足耳。謂有人焉，伈伈俔俔，低首下心，講其事而咨其術，此非病狂無恥之民，不為是也。是故道咸之間，斥洋務之污，求驅夷之策者，智雖囿於不知，術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謂非忠孝節義者徒，殆不可也。然至於今之時，則大異矣。何以言之? 蓋謀國之方，莫善於轉禍而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於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強之效者，無目者也。謂不講富強，而中國自可以安;謂不用西洋之術，而富強自可致;謂用西洋之術，無俟於通達時務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喪心之人不為此。然則印纍綬若之徒，其必矯尾厲角，而與天地之機為難者，其用心蓋可見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寧視其國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貴。"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輩志得而自退處無權勢之地乎! 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其端起於士大夫之怙私，而其禍可至於亡國滅種，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觀之，仆之前言，過乎否耶? 噫! 今日倭禍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調集，此何為者? 此其事尚待深言也哉? 尚忍深言也哉! 《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又曰:"瞻烏靡止。"心搖意郁，聊復云云，知我罪我，聽之閱報諸公。
白話譯文
看如今的世事變況，大概自秦代以來沒有像這樣迅速的了。這世事的變況啊，人們不知道它的緣由，強行將其定義為時勢。時勢已然形成，即使是聖人也無能為力，大概是因為原本聖人也是時勢中的一部分。既然是其中的一部分，說他能謀取時勢並改變它，沒有這樣的道理。那些聖人，不過是知道時勢的趨向，而預見它的去處。只因知道時勢的趨向，所以才能承繼遵循它變化的規律;只因預見時勢的去處，所以才能重視時勢而不與它違背。然後對時勢加以調節掌控，使天下歸於安定。後世的人因而看到聖人成就的功業，就像聖人確實能改變時勢，而不知道聖人實際上從最初開始就未能改變它。就像是如今中日兩國的結仇交戰，探究它的緣由，這豈會是一朝一夕的緣故呢?
曾指出中西方之間的處理事物的方式，其中最不同而完全無法相合的一點，莫過於中國人尚古而忽視當下時勢，而西方人則力求以當下超越古時。中國人把太平盛世與亂世相隔，國家興盛衰敗交替當作是上天主宰的自然的循環，而西方人把每天無窮盡地進步，國家興盛後不會再衰敗，社會太平昌盛後不會再動亂，作為學術研究、政治教化的最高準則。大概我們中國聖人的心意，是說:"我不是不知道宇宙是無盡的寶藏，人心的靈慧如果每一天都能開導它，在機巧之術和智能方面就可以逐漸達到無法測量估計(的地步)。但我卻將其放在一邊，不把它當作一回事，那是因為百姓的生存在於相安相養罷了。"天地之間的物產有限，但是百姓的貪慾是無窮盡的，人只會越來越多，對物產的發掘每一天都在擴大，這終究會走向物資不足的趨勢。物產不足則必定會起紛爭，而紛爭則是社會穩定的一大禍患。所以寧可將知止知足作為教育感化(的內容)，使人民安居於鄙俗愚昧之中。勞動人民尊長敬上，所以便有了"春秋大一統"的主張。春秋大一統，就是全面平定紛爭的局面。大秦銷毀兵器焚毀書籍，它的作用大概也就是這樣了吧。順延而下到了宋朝以來的科舉考試，它防止紛爭就更為深遠了。拿人人都尊崇信奉的典籍，讓人反覆深入研讀他們，而典籍的道理又常常介乎於似遠似近，似有用又似沒用之間。制定標準來招攬這些讀書人，使得最聰明的人也有不一定能成功之憂，最愚昧的人也有偶爾成功之慶。然後對全天下中智慧傑出的人和稍有想法的人，張開八股文的大網捕捉他們。即便間或遺漏幾隻能吞沒船的大魚(指有能力的人才)，他們已經遭受挫折，頹然老去了，還怎麼去做推波助瀾等事呢?可悲啊!這還真是聖人禁錮天下人，平定紛爭消除禍亂的最高明的方式啊，然而人民的智謀就因此日漸低劣，人民的力量也因此而日漸衰弱。到頭來，繼而發展到了不能與外國人爭奪一天生命的地步，這是聖人所沒能考慮到的啊。即使這樣，到現在這種局面，我們仍然閉門造車，如果跨海的輪船無法到來，能遁地的飛車沒有途徑過來，那麼中國的百姓，與異族便老死不相往來了。富貴的人一直享受他們的財富，貧困的人一直安於他們的貧窮。通曉福澤青天的道義，就能做到秩序分明;推崇柔和謙讓的教化，就能止息紛爭。偏遠的災難雖然頻繁，有彌補的方法;盜賊雖然多，有圍剿滅絕的辦法。這樣雖然說不上是大治之世，但起碼百姓也可以相互生活安定了。而誰能想到禍患常出現在考慮之外，繼而西方人忽然出現，進入了我們的社會之中，於是我四千年歷史典章制度，便有了渙散不能終日的擔憂了。到了今日才開始知道它的弊病，和齊桓公感受到疼痛之時才接受治療有什麼不同呢!
和中國人談論西方的治理，常常苦於難以說明它的本質。存在對中西方彼此成見的人，不明察事實，就說中國是講究禮法道義的地方，而東南西北，凡是我王朝的威靈不能到達的地方，都是邊遠異族。這是第一大蔽塞。明理有見識的人，想要全國人民都客觀清楚地看到中西方彼此的實情，他的評議是不能不體現出是非好壞的公道評判。然而膚淺的人堅持私利，常常責罵(有識之士)美化仇家而背棄本宗，這又是一大蔽塞。卻不知道只是滿足於自欺欺人的小聰明之中，卻使得常受他族的侵擾侮辱而無能為力。忠誠仁愛的道義，本來是這樣子的嗎?周公和孔子的教化，又是這樣的嗎?各位思考一下，如今的夷狄，不是古時候的夷狄了。如今人們看待這些(被稱作夷狄的)西方人，以為他們只是善於計算，又擅長技巧之術罷了。而不知我現在所見聞的，比如製造蒸汽機和兵器這一類東西，都不過是西方文明的支末，就是所謂的最精通於天文歷算和自然科學，這只是他們擅長的事的端倪，而不是其中(西方興盛的)關鍵所在。那關鍵是什麼呢?我抓重點說，不外乎就是在學術研究上崇尚科學，在刑法和政令上公大於私罷了。這兩者，和中國最初的理政之道是沒有區別的。只不過，之所以他們運用起來常常成功，而我們常常失敗，那只是因為自由而不自由的區別罷了。
自由，實在是被中國歷代聖賢所深深畏懼，並且從未被確立為教育內容的東西。那些西方人的理論說:上天生下了人，使他們各自擁有天賦予的權利，得到自由的人才是完整的。所以人人各自得到他們的自由，各個國家各自得到它們的自由，只管致力於不讓它們互相侵略損害罷了。侵犯別人自由，這是違逆自然法則，且違背人倫道德的。那些殺人傷人偷竊他人(的行為)，都是侵犯人的自由到了極致(的表現)。所以侵犯人的自由，即使是一國之君也不可以，而那些法律禁令章程條例，大體上都是為了這件事而設立的。中國的倫理道德(觀念)和西方的自由(觀念)最相似的地方，是寬恕和法度(並用)。然而說他們相似可以，說他們確實相同，就大大不可了。為什麼呢?中國的寬恕與法度(並用)，是專門針對待人接物來說的。而西方人的自由，則既指待人接物的方式，但實際指的是一種人的本質。對自由的理解不同，便造就了中西方相當多地方的差別。我大致地舉出一兩件(異處)來討論:就比如中國人最看重三綱五常，而西方人則首先強調平等;中國人親近親人，而西方人崇尚賢者;中國人依靠孝道來治理天下，而西方人以公正治理天下;中國人尊崇君主，而西方人則尊崇民權;中國人看重政令一致，風俗趨同，西方人則喜歡結成群體來聚居，各為其政;中國人大多避忌隱諱，而西方人多諷刺批評。對於錢財的使用來說，中國人重視減少支出，而西方人重視增加收入;中國人追求敦重樸實，而西方人追求現世的歡愉。對接物待人來說，中國人讚美謙恭含蓄，而西方人則主張直接;中國人崇尚繁複的禮儀，而西方人(在這方面)則較為簡易。在致學方面，中國人誇耀博學之士，西方人尊崇創新的人。對於災難禍患，中國人將其託付給上天命數來解決，西方人則依靠人的力量解決。像這一類的例子，所列舉的有和中國道德倫理相違背的，在這二者之間，我實在不敢倉促地分出它們的優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