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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竺规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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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竺规身 曾 名: 桂笙 字: 善怀 籍 贯: 浙江奉化 |
竺规身（1883～1978年），曾名桂笙，字善怀，浙江奉化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来上海谋生，24岁时接触基督教，光绪三十四年在慕尔堂受洗。宣统三年（1911年）任该堂传道员，以后，又自学监理会所规定的课程，民国6年（1917年）升任牧师。民国13年 被监理会派赴哈尔滨布道，民国17年回沪再度担任慕尔堂牧师。[1]
民国26年，竺规身离开监理会，接收一希腊传道人留下的教堂康定路荣耀会，改名为中华基督教堂。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基督教的一些小教堂，形成一个松散的团体，民国31年定名上海灵工团。民国35年灵工团开会选举竺规身为终身监督。1952年竺规身在延安中路另建新堂，称锡安堂，竺任该堂牧师直至1958年退休。1955年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竺规身被选为第一、二届副主席。
生平经历
年少艰辛，上海归主
竺规身于1884年6月29日生于浙江省奉化县大埠镇后竺村。其父半农半商，兄弟姊妹五人，二姊二兄，父四十九岁，母四十一岁时生他。他九岁丧母，十一岁丧父。年幼时曾入私塾三年，读百家姓、三字经以及四书五经。由于他甚喜读书，深蒙老师厚爱。父亲亡故后，分家时他分到一间房子。从十三岁起，为地主放牧耕牛和砍柴谋生，期间自学功课。十七岁起，由亲戚介绍往上海何元通字号“正大车行”当学徒，由于他勤劳刻苦，人品又好，被店主的外婆看中，并将自己的女儿李亚许配给他。1907年正月二十日结婚。
在岳父母支持下，婚后他自己开店，经商得道，生意不错。一日在路旁见一老人售卖福音书。出于好奇他上前询问，老人简单地向他传讲一些福音道理。于是他买了一本福音书回去，细读之下，深受感动便开始到附近的卫理公会慕尔堂（1958年起改称沐恩堂）听道，风雨无阻。起初遭到拜佛的岳母和妻子的反对，但后来他们见他生活有很大改变，也就改变了态度。多年后，因竺规身不懈的努力和感召下，她们终于都信主入教。竺规身于1908年6月在卫理公会上海慕尔堂受洗归主，同年开始教会事奉，甚得教牧及信众好评。当慕尔堂时任负责史友兰牧师去世后，在蔡牧师接任前，他和范子美担负起讲道工作，做义务传道有三年之久。
全职侍奉，东北宣教
上海慕尔堂在蔡牧师到任后，蔡多次劝勉竺全职侍奉。1911年7月1日，蒙召弃商奉献作全职传道。不久他参与卫斯理宗在虹口的一次帐篷布道大会，得三百多人信主，引起很大轰动。两年后他被调往江苏省太仓县鲁家汇基督教会做主任传道。竺规身在其个人的生命中与工作中，总感觉缺少些东西，他盼望自己被圣灵充满。这时有苏州使徒信心会兴起，他就去参加该会的聚会。1915年5月20日晚祷时领受圣灵洗礼。不仅他自己得到复兴，也为他所在的教会带来复兴。1917年竺规身被按立为牧师。当时丁立美牧师等人发起国内布道运动，到边疆地区去宣教，竺规身便投身于宣教运动。1924年4月竺牧师与霍牧师、梅先生，远赴东北宣教，一同创立了哈尔滨教会。后来霍牧师因休假离哈，梅先生因那边学校不甚需要，也离哈回沪，只剩竺牧师一人在哈埠传道，共四年八个月。蒙恩信主者九十六人，外埠旅哈信徒加入本堂者四十余人，他们都是在铁路邮政、海关、盐务、工厂公司等工作，还有记名慕道友约一百余人。每逢礼拜，座无虚席。后来为购地建堂募集一万余元基金，后任张牧师造了礼拜堂。
善牧群羊，创立新堂
竺牧师因其岳母年迈不便出门远行，又因子女上学不便，于1928年底回上海慕尔堂工作。与俞止斋牧师同工，俞为主任，竺为协理，共同筹建新堂，1930年冬新“慕尔堂”落成。次年“一二八沪战”发生，虹口与闸北居民都逃难至市中心来，当时还是租界，“慕尔堂”就收容难胞一千余名，至沪战结束为止。1931年冬年议会，俞老牧师升任为上海教区长，竺由协理升为主任牧师。同工同道都同心协力，教会发展甚速。
三十年代初，神的忠仆宋尚节博士由福建来上海，竺说服卫理公会高层同工，借岀慕尔堂给宋博士开布道大会。蒙圣灵恩膏，布道会空前成功，此后全国各地请宋博士前去布道的邀请函源源不断。宋博士南征北战，他在华东地区的主要译员就是竺牧师的大女儿竺临恩。宋博士在回忆录中，由衷感激大他二十岁的竺规身前辈。
1936年5月，上海康定路基督荣耀会邀请竺前去牧会，该会由美籍希腊裔斐雅各牧师1920年代创立。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斐雅各离沪返美。临行前，他特别邀请竺规身担任该会牧师。此后竺接过该会工作，改组后改称为“中华基督教堂”，请桑安柱牧师负责，竺作义务指导，他此时在福音电台工作。桑牧会三年后应邀赴香港伯特利教会服侍，竺只得辞去福音电台的工作，来担任“中华基督教堂”的圣工。教会一年兴旺一年，可以自养自立。抗战时期，竺牧师同时在上海福音电台担任主任三年，在甘氏圣经学校教先知书一年多，在上海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和坚守抗日阵地的四行孤军中做布道事工，传扬福音。四十年代中期，竺规身应邀主持上海灵工团。当时灵工团有42间教会，会友7000多人。1946年被选为上海灵工团终身职监督，推动福音工作共十二年之久，成为令人景仰的属灵领袖。
竺牧师是中国教会走自养自传道路的先锋之一。1948年“中华基督教堂”租期已满，竺发动本堂信徒祷告、奉献，以图自建新堂。1950年，购置延安中路1125号周姓基地一块，计一亩二分。1952年9月，建堂照会领到，11月3日举行奠基典礼。1953年4月5日新堂落成，第一次举行圣餐礼拜。新堂堂名“锡安堂”，该堂完全依靠本堂弟兄姊妹祷告奉献建成。这是1949年以后上海兴建的第一座大教堂。1953年4月15日，正式举行献堂典礼。到会人数约有一千余人，众人喜乐，难以形容，末了全堂高声三呼哈利路亚。上海基督教锡安堂的创建，是竺牧师事奉人生的里程碑。在竺作为灵工团的监督时，该堂也作为上海灵工团团址。
笃信不移至死忠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竺牧师被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1954年7月22日，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于北京召开，竺牧师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做大会发言。8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竺牧师当选为常委。1955年4月，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陈见真当选主席，竺牧师当选为五名副主席之一。1958年8月，竺牧师因超过教会工作年龄，主动提出退休。是年9月第一个礼拜，上海教会合并，举行联合礼拜，有五个堂合并在竺牧师创立的锡安堂。竺牧师退休后继续文字传道， 为其五女翁竺佩恩所在的巴西圣保罗城华侨基督教会撰写了20多篇证道讲章（后被编为《竺规身牧师证道集》，先后在国外、国内出版，使众多弟兄姊妹灵命受益）。1963年2月3日，他特别在寓所客厅里举行“八旬寿辰纪念主恩感恩礼拜”，教导后辈：“别的可失，神的恩典不能失去”。因为家中写字台玻璃板下的“洪水降临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的圣经经文，竺牧师被人蓄意曲解为“别有用心”，又因专为巴西教会写的这些证道讲章而加上莫须有的“里通外国”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吃尽了苦头。
1966年一个深秋的夜晚，刺眼的灯光下，满头白发、八十三岁高龄的竺牧师被挂着“批斗牌”，赤脚站在一条狭窄的板凳上，被一帮人连续批斗了几个小时，轮番折磨之后，紧贴着竺牧师的耳朵大喊：“只要你承认过去几十年的传道都是骗人的，我们就放你下来。”老牧师的右耳即时被震聋。这时，已经疲惫不堪的竺牧师拼尽全力，大声回答：“你们今天就是把刀放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会不认耶稣！”在“横扫一切”的“文革”风暴中，许多牧师、传道人公开放弃信仰，但时年83岁高龄的竺牧师却宁死不肯否认基督。众信徒因此得到极大激励，对主的信心倍增。竺牧师一直被禁止外出、家中圣经书柜被贴封条，经受大小批斗不低头。在此期间，他天天背诵圣经金句、时常颂唱赞美诗《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还为《启示录》金句配上常用赞美诗曲调， 以“可唱可背”，以神的话激励自己，并激励其后人“要在赞美诗上多下功夫”、决志圣乐事奉。竺牧师在文革中吃尽苦头，直到文革过后、在他归天前一年，才获平反。
1978年2月，卧病在床的竺老牧师硬是撑起虚弱的身子，坐起身来，用双手紧紧地、紧紧地握着其后人的手，再三叮嘱：“要相信，要相信，无论什么环境下都要相信耶稣！”两个礼拜后，2月27日凌晨四时，竺规身牧师在上海离世，荣归天家。在尽量少通知人的情况下，仍有四百多名教会会友赶来参加追思会，送别这位至死忠心的主仆。翌年1979年，上海教会开始复堂礼拜，从此中国的基督教会走向复兴。竺牧师百余名后辈的足迹今天已达中国各地、欧洲、美洲、拉丁美洲和澳洲的主要国家，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见证所信的独一全能真神。
竺牧师在世95年，事奉中国教会长达50年。他敬虔度日、圣洁自守、坚守主道、笃信不移。他至死忠心的高风亮节成为主仆的楷模，他的劳苦主必赏赐。正如他爱唱的《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中所说，“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