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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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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端居》 創作年代: 晚唐著名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李商隱 |
《端居》[2]晚唐著名詩人李商隱的作品。李商隱是晚唐乃至整個唐代，為數不多的刻意追求詩美的詩人。擅長詩歌寫作，駢文文學價值頗高。其詩構思新奇，風格穠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和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優美動人，廣為傳誦。
這是作者滯留異鄉、思念妻子之作。題目「端居」，即閒居之意。
詩人遠別家鄉和親人，時間已經很久。妻子從遠方的來信，是客居異鄉寂寞生活的慰藉，但已很久沒有見到它的蹤影了。在這寂寥的清秋之夜，得不到家人音書的空廓虛無之感變得如此強烈，為寂寞所咬齧的靈魂便自然而然地想從「歸夢」中尋求慰藉。即使是短暫的夢中相聚，也總可稍慰相思。但「路迢歸夢難成」（李煜《清平樂》），一覺醒來，竟是悠悠相別經年，魂魄未曾入夢。「遠書歸夢兩悠悠」，正是詩人在盼遠書而不至、覓歸夢而不成的情況下，從心靈深處發出的一聲長長的嘆息。「悠悠」二字，既形象地顯示出遠書、歸夢的杳邈難期，也傳神地表現出希望兩皆落空時悵然若失的意態。而雙方山川阻隔、別後經年的時間、空間遠隔，也隱見於言外。
次句寫中宵醒後寂寥淒寒的感受。「敵」字不僅突出「空床」與「素秋」默默相對的寂寥清冷的氛圍,而且表現出空床獨寢的人無法承受"素秋"的清冷淒涼的情狀，抒發了難以言狀的悽愴之情。素秋，是秋天的代稱。但它的暗示色彩卻相當豐富。它使人聯想起潔白清冷的秋霜、皎潔淒寒的秋月、明澈寒冽的秋水，聯想起一切散發着蕭瑟清寒氣息的秋天景物。
對於一個寂處異鄉、「遠書歸夢兩悠悠」的客子來說，這淒寒的「素秋」便不僅僅是引動愁緒的一種觸媒，而且是對毫無慰藉的心靈一種不堪忍受的重壓。然而，詩人可以用來和它對「敵」的卻「只有空床」而已。清代馮浩《玉溪生詩箋注》引楊守智說：「『敵』字險而穩。」這評語很精到。這裡本可用一個比較平穩而渾成的「對」字。但「對」只表現「空床」與「素秋」默默相對的寂寥清冷之狀，偏於客觀描繪。而「敵」則除了含有「對」的意思之外，還兼傳出空床獨寢的人無法承受「素秋」的清寥淒寒意境，而又不得不承受的那種難以言狀的心靈深處的悽愴，那種淒神寒骨的感受，更偏於主觀精神狀態的刻畫。試比較李煜「羅衾不耐五更寒」（《浪淘沙》），便可發現這裡的「敵」字雖然下得較硬較險，初讀似感刻露，但細味則感到它在抒寫客觀環境所給予人的主觀感受方面，比「不耐」要深細、雋永得多，而且它本身又是準確而妥帖的。這就和離開整體意境專以雕琢字句為能事者有別。
三、四兩句從室內的「空床」移向室外的「青苔」、「紅樹」。但並不是客觀地描繪，而是移情入景，使客觀景物對象化，帶上濃厚的主觀色彩。寂居異鄉，平日很少有人來往，階前長滿了青苔，更顯出寓所的冷寂。紅樹，則正是暮秋特有的景象。青苔、紅樹，色調本來是比較明麗的，但由於是在夜間，在迷濛雨色、朦朧夜月的籠罩下，色調便不免顯得黯淡模糊。在滿懷愁緒的詩人眼裡，這「階下青苔與紅樹」似乎也在默默相對中呈現出一種無言的愁緒和清冷寥落的意態。這兩句中「青苔」與「紅樹」，「雨中」與「月中」，「寥落」與「愁」，都是互文錯舉。「雨中」與「月中」，似乎不大可能是同一夜間出現的景象。
但當詩人面對其中的一幅圖景時（假定是月夕），自不妨同時在心中浮現先前經歷過的另一幅圖景（雨夕）。這樣把眼前的實景和記憶中的景色交織在一起，無形中將時間的內涵擴展延伸了，暗示出像這樣地中宵不寐，思念遠人已非一夕。同時，這三組詞兩兩互文錯舉，後兩組又句中自對，又使詩句具有一種迴環流動的美。如果聯繫一開頭的「遠書」、「歸夢」來體味，那麼這「雨中寥落月中愁」的青苔、紅樹，似乎還可以讓讀者聯想起相互遠隔的雙方「各在天一涯」默默相思的情景。風雨之夕，月明之夜，胸懷愁緒而寥落之情難以排遣，不禁令人滿腹悵然，亦生憐惜之心。
全詩四句，表達了作者思念家鄉親人的感情。前兩句寫詩人得不到家人音書而產生歸家之夢，以及中宵醒後寂寥淒寒的感受；後兩句藉助對「青苔」、「紅樹」以及「雨」景、「月」色的描寫，營造出了冷寂、淒清的氛圍，表達了悲愁，孤寂和思親的情感。此詩借景抒情，格律工整，具有一種迴環流動之美。
詩詞正文
| “ | <遠書歸夢兩悠悠，
只有空床敵素秋。 階下青苔與紅樹， 雨中寥落月中愁。 > |
” |
| — <《端居》>，<古詩文網> | ||
譯文
盼望妻子遠書不至，尋覓歸夢慰藉不成，兩者皆悠悠，
只有那空蕩蕩的床榻與那寂寥清冷的素秋默默相對。
台階下的青苔和庭中被秋霜染紅的樹葉，
在迷濛的秋雨以及冷冷的清月籠罩下，越發勾起我那悠長的愁緒。
簡介
李商隱（約813年-約858年），字義山，號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詩人，祖籍河內（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陽，出生於鄭州滎陽。他擅長詩歌寫作，駢文文學價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詩人之一，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因詩文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裡排行第十六，故並稱為「三十六體」。[5]
李商隱通常被視作唐代後期最傑出的詩人，其詩風受李賀影響頗深，在句法、章法和結構方面則受到杜甫和韓愈的影響。許多評論家認為，在唐朝的優秀詩人中，他的重要性僅次於杜甫、李白、王維等人。就詩歌風格的獨特性而言，他與其他任何詩人相比都不遜色。但用典相對較多，有晦澀之嫌。讚賞李商隱詩歌和批評他的人，所針對的都是他鮮明的個人風格。
李商隱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會動盪不安，政治腐敗的晚唐前期。社會病態紛呈，矛盾重重。官宦竊柄，擾亂朝綱，牛李黨爭。勾心鬥角，人事紛紜，互相傾軋。
李商隱終生關心民生疾苦，在弘農縣尉任上，為活獄而不怕得罪上司孫簡，不怕丟官，足以顯示出他的熱血心腸和骨鯁氣節，此亦是政治品質之大節。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動讀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熱愛生活，關心現實與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才可能創作出反映社會主流與本質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無論如何也寫不出格調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
從李商隱的詩文中，我們便可以讀出他的人品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