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之二看 病 李正良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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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记忆之二看 病》是中国当代作家李正良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童年记忆之二看 病
小时候看病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大队诊所。所谓诊所，其实就是两间破旧的草屋，烂了一只腿的药橱，像个病人似的无精打采地倚靠在墙角，上面放满了大大小小的玻璃瓶子， 两张没有上漆的桌子，几张长凳。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看诊用具，听诊器、剪刀、镊子、针筒、酒精灯、挂水用的橡皮条等。墙角上方的屋子还有一小块透着光，遇到下雨就会有雨水嘀嘀哒哒往下流，因此地面总是潮潮的，加上人来人往的踩踏变得光溜溜的，赤脚踩在上面凉凉的很舒服。夏天来看病我都要从父亲的腿上挣脱下来站在地上，这样我发热的身体就会好受些。
乡下人有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治的，实在撑不住了就到诊所开点药，或是打一针，或是买点药片，买药片也是几粒几粒买。医生会用一张巴掌大的纸片包好递到病人手里，顺带告诉他们服用的方法。如是中药最多不超三剂，不是他们命贱，实在是拿不出钱。因此，有病只能是能拖就拖，常常小病拖成了大病，有时死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那时候死个人太容易了。好在父母对我比较重视，只要我有个头痛脑热的就会被送到诊所看。
诊所里有一个男医生，姓刘，是个外乡人，三十多岁，长得白白净净的。我们都叫他刘先生。先生是我们这里对老师和医生的统称。刘先生除了具备其他赤脚医生最基本的技能外，他还能看一些疑难杂症，还能为病人把脉、针灸，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能来两下子，伤风感冒他给你打针或是服药丸（他很少给人挂水，挂水代价大），如是脓包疖子手术刀在脓包上划上一刀，挤出蜡黄的脓液，埋进纱布撒上药末子包扎好，三五天就可以收口了。如果是腰酸背痛，口干乏味，尿便异常，四肢无力，他也会给你把脉，然后开上一到三副的中药让你回去煎服。不知什么原因，经他之手的病人很快就会好起来。于是，就有四乡八邻跑到我们村来看病。病人多了，就又增加了一个女的，相当于护士样的角色，给他打打下手，比如打针，煮针（消毒），再比如来这里看病的孩子尿下来了，拉下来了，她也会生点草木灰盖一盖，等洇得半干不干的再用扫把扫走。凡正这里的杂事她全包了。
这一次我是肚子疼，被父亲背到诊所的。本来我和几个一般大的伙伴在打谷场上玩，此时已是深秋，天高气爽的，早晨起来草上树上挂满了露珠，像婴儿的眼睛闪闪发亮。地上也有一层露水，只是看不到，如是赤脚就感觉到它的存在了，等到七八点钟太阳出来照个把小时你就再也见不到它的踪影了。打谷场上堆着稻把，晒着稻草，稻草经过了牛拉石磙的碾压柔软有如棉絮。我们在上面翻跟头，捉迷藏，一人躲起来，几个人去找。大家轮流担任躲藏的角色。轮到我的时候肚子就突然疼起来了。父亲背起我就往诊所赶。一路上他不断地安慰我，他希望他说些安慰话能减轻我的痛苦，其实一点用处也没有，我倒不希望有什么声音干扰，此时在我听来他说什么我都感觉烦躁，我希望他能住嘴。我的肠子就差绞断了，整个人晕晕乎乎的，看什么都不实在。父亲一路小跑，到诊所时他的褂子早已经湿透。还好此时诊所没有其他病人，屋子里满是药液和酒精混合在一起的怪味。刘先生没有给我打针，也许打针不管用，也许打针见效慢，因为此时我已经疼得扭成了麻花。
他麻利地拿出了三根细得如同牛毛的银针。迅速地扎到我的左手上。待疼痛减轻后我才看清，一根扎在虎口，一根扎在距脉搏不远的手肘处，还有一根已经不记得扎在了哪里（后来知道这就是针灸）。隔段时间刘先生还要把每根针用手捻一捻，每捻一次我都酸涨得想要拉屎。我恐惧扎针，每次到诊所来看病，只要看到医生拿出针一类的东西，就吓得大喊大叫，而今天巨痛掩盖了我的恐惧，我任凭刘先生的摆布不作任何反应。说来奇怪大约过了几分钟，疼痛有所减轻，又过了半支烟的工夫肚子就不疼了。感觉刚才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又能够活蹦乱跳地在地上玩了。不用打针吃药我的肚子就不痛了。我第一次领教了原来针灸这么神奇。
从诊所回来，我得到了两个装针剂的药盒子。这是刘先生对我的奖励，因为我配合他的治疗没有闹。那个时候没有玩具，不起眼的药盒子成了我的宝贝，视之如宝贝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其他同伴也一样，凡是到诊所看病的孩子人人都想要一个药盒子，有时药还没用完就已经被人看中了。我用它装了我心爱的铅笔头、铁皮小刀、玻璃球、橡皮筋，拿着它在同伴面前炫耀。可惜没有让我得意太长时间，我又被马蜂蛰伤了。
被马蜂蛰伤缘于我的一次心血来潮，自从我发现树上有一个马蜂窝之后就想冒一冒险了。也许是好奇，也许是胆大，也许认为自己聪明，反正觉着那东西放在那该去动一动，说不上有什么理由。那时候对什么都感兴趣，对什么危险总想试一试，反正这事不该做我还是去做了。
马蜂窝不是很大，有碗口那么粗吧，落满了暗黄色的马蜂，就在村后圆沟边的一棵榆树上。我和三虫两个人轻手轻脚地来到树下。这里少有人光顾，地上落满了各种枯枝败叶，河岸边是茂密的芦苇，风一吹发出“沙沙”响声。挂着马蜂窝的榆树就在河岸上，与芦苇混杂着生长。来之前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三虫说由他动手。本来我想冒这个险的，他非得争，无奈只好让给他。三虫是我的死党，他虽然小我两岁，胆子却大我两倍。我劝他也戴一顶草帽，以防万一，他说不用。他做事从不考虑深浅，我想他也许不知道马蜂的厉害（其实我也不知），不然不会如此莽撞。我戴着草帽，蹲在地上，把帽沿压得低低的，尽量把脸遮住。仗着有伪装我靠得很近。三虫拿着棍子就捅，由于心急棍子还没接触到马蜂窝反而先碰到了树枝，惊动了马蜂，马蜂全体出动寻找目标。三虫丢下棍子就跑，快得像只兔子，一转眼就不见了踪影。我正想骂这头蠢驴，一只马蜂向我俯冲下来，在眼前一晃就消失了，我感觉脸上一阵麻，心想坏了被马蜂蛰了。
第二天头肿得像一只篮球，看什么总觉得隔着门缝。以前也曾遭蜜蜂蛰，情况没有现在这么糟。蜜蜂蛰人除了疼没有其他反应，而此时我成了一个大头娃娃，我甚至想会不会就此死掉，那几天恐惧一直笼罩在我头上。刘先生见了我也是吓了一跳。他先帮我把脉，然后又用听筒在我胸前来来回回地听了好长一会儿。放下听筒说了一句，先打几针看看，不行就要挂水了。感觉他说最后一句话是被逼无奈。由于来的太早，女助手正在煮针，也就是所谓的消毒。她拿来一只长圆形的不锈钢盒子，把头天用过的针和针筒等用纱布包上放进去，加适量的水，架在酒精灯上烧。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这时陆续又有人进来看病，进来的人看我时的眼神都是怪怪的，母亲不断地向他们解释。我成了一个异类似的供人们参观和议论。待针煮好后，刘先生就开始准备为我打针了。刘先生今天亲自帮我打针，我很高兴，他打针不怎么疼。他从药盒里拿出一支玻璃针剂，用挂在药橱上一个小圆片在瓶颈上一划，右手拇指和食指握住瓶口一用力，玻璃瓶就断了。接着他又从蒸盒里拿了一个刚煮过的针筒，上下抽了几下排空水，然后把药液吸进去，空药瓶随手丢在墙角的一个纸箱里，纸箱已经满得冒尖，有一部分药瓶已经滚到了地上，这时他又用镊子夹出一根针装在针筒上，针尖向上慢慢上推，直到针尖上冒出水珠样的药液。我紧张地看着他做着这一切，视线一直不敢离开。母亲帮我解开裤带漏出半边屁股，此时他又打开一个白色的搪瓷缸子，从里面捏出一团药棉顺势挤了一下，有一串酒精从他的指缝流出。他左手拿着棉球，右手握着针筒来到我的跟前。我伏在母亲的腿上撅着屁股，棉球在我屁股上来回擦了几下，每擦一下我的屁股就痉挛一次。我以为他开始扎针了，我尽量绷紧神经，让肌肉处在板滞的状态，等待着那钻心的刺痛。可是等来的不是刺痛，而是药棉在屁股上又擦了几下，我以为这次还和上次一样呢，于是就放松了神经，就在这时一阵涨痛袭来，我差点叫起来。
本来我是可以闹一闹的，但今天不行，不是感冒咳嗽，感冒咳嗽打针我可以闹，被马蜂蛰是我不安分造成的。母亲没有打我已经是对我的宽大，岂能因为怕疼闹呢。打完针刘先生叫我按着棉球不要动，等一会再松开。打完针我想起来他刚才说的话，我想这样的过程还要忍受几天，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尽管我有一百个不情愿，但是没办法，我不能让人把我当着马戏团的小丑欣赏，脸不消肿无法走出门，我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呢。
三天后我恢复了人样，被马蜂蛰的教训让我印象深刻，感觉自己蠢得像一头猪似的。自以为聪明，不过是自欺欺人。就在我被马蜂蛰伤后不久，诊所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有一个周姓人家的男婴在诊所挂水时死掉了。这个男婴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前三个都是女孩，乡下人的风俗就是养个儿子防老，无论生了多少孩子不生出男孩绝不罢休。男孩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现在支柱没了日子还有什么活头。他们所在生产队来了许多人，沾亲搭故的来了，非亲非故的也来了，有来闹事的，也有来看热闹的，一下子把个诊所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说刘先生药用猛了，孩子只有几个月大怎能受得了。大人们所说的药用猛了，就是说该吃一片的让你吃两片，该吃两片让你吃三片，目的就是让病好得快些，这只是大人们的说法，是真是假我们这些孩子无从知晓。刘先生下手重，这人人皆知，但是他下手重从没出过事，也许确是孩子太小的缘故，对药物的耐受能力差，但是这只是一种猜测，又没有经过权威部门的医疗事故鉴定，谁又能说得清。另有一部分人则说，看病死人自古到今都是这样，医生也是人又不是神。
一连两天，也没个结果，首先药没有用错，处方在那放着 这就让这家人无计可施了，加上闹了半天，耽误了其他人的看病，引起了这部分人的反感，眼看闹不下去了，这家人心有不甘，于是又栽赃说刘先生强奸了他老婆。他老婆长得有点周正，但是，如果让刘先生喜欢上她我觉得不太靠谱，于是就有人说刘先生多正派的一个人，怎么会做这样不道德的事情。也有人说这是在栽赃。还有人说也不是没有可能，刘先生长年在外，是男人总是有这方面的需求，也是正常的。这话既在情理也有凑热闹的嫌疑。更有甚者，说孩子已经在刘先生手里看了四五天，每天挂水，常常到深夜，都是女人陪在这里，这就不好说了，孤男寡女睡到天亮也无人知晓呢。让人搞不明白的是，死了孩子和男女偷情没有因果关系，这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两码事。其实这家人从开始闹就没有明确的目的，他们只是觉得，孩子死了，这样的悲痛无法承受也无法排遣，必须找一个地方去发泄，不然人就崩溃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医疗事故赔偿这一说法，也不可能把刘先生抓起来判个三年五载，说他强奸证据何在？但总得给他们一个平息愤怒的说法。最终，公社决定把刘先生调离。但是，调走刘先生是在和全村人过不去，他们不答应了。刘先生也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有刘先生在，看病不用跑远，如果他走了谁来顶替他，谁又有他这么好的医术。本来是人家跑到我们大队来看病，现在我们反而跑人家那里去，岂不让人笑话。总之一句话刘先生不能走。
如果单凭周姓人家闹，公社也不会做出调离刘先生的决定的，只是周姓门族里有一个在公社当干部的堂兄，他从中作梗事情就好办了。加上另有一个村子早就想挖走刘先生，苦于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岂能放过。开始群众不吃这一套，他们自发地组织了几十个人跑到公社去，要求把刘先生重新调回来，他们把公社大门堵上了，说不把刘先生还给他们，他们就不走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那个场面有点像县剧团下乡演出那样热闹。没办法公社干部出面调解，答应三天后给他们答复，叫他们回去等消息，三天过去了没等来消息，就又人鼓动去要人。本来第一次去了几十个人，这一次有的人就开始打退堂鼓，毕竟从大队到公社要跑十几里路，忍饥挨饿不说，还得耽误做农活挣工分。再说了这是政府决定的事，你个小百姓能起个什么大作用，客气地劝说你几句，不客气地叫公安局把你抓起来又不是不可以，胳膊拧不过大腿，省省精神吧。还有几个犟牛偏不吃这一套，又跑了去，得到的还是那几句话回去等消息，就这两天就有结果了；其实那有什么消息，只是缓兵之计罢了。干部是最能吃透群众的心理了，遇到这类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只有无限期地拖延，等他们腿跑酸了，精力用完，他们就能接受现实了。果然不出所料，最终刘先生没有调回来。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后来诊所来了另一个赤脚医生，打打针，发发点药片，仅此而已。[1]
作者简介
李正良，现居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