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山房藏书记 苏轼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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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山房藏书记这篇散文记述了李氏力学苦读的成就和家中藏书的情况，赞扬李氏藏书以遗来者的仁者之心；同时从历史角度考查了书籍的发展及对社会的重要作用，批评了当时科举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浮浪风气，强调认真读书的必要性。
原文
苏轼〔宋代〕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 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译文
象牙、犀角、珍珠、美玉这些奇异珍贵的物品，虽然可以使人赏心悦目，却不实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虽然具有实用价值，用过之后就会破损，取来就会用完。既能愉悦人的耳目又具有实用性；用过不会破损、取来不会用完；有贤能的人和无贤能的人都可以依凭各自的资质而各有所得；道德高尚的人和聪明睿智的人都能凭借各自的天分而各有发现；资质天分不同但是只要求取就不会没有收获的，大概只有书籍了吧。
从圣人孔子开始，人们的学习就一定都是从读书开始。在那个时代，只有东周王室的柱下史老聃拥有很多的书。韩宣子出访鲁国，才见到《周易》《象魏》和《鲁春秋》。季札出访地处中原的鲁国，这才得以欣赏到风、雅、颂的演奏。而楚国仅有左史倚相，能读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三皇五帝时的艰涩难懂的古书。出生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能够读到儒家六部经典之作的人大概没有几个，他们的学习条件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然而他们都熟习礼制和音乐，在道德上具有深厚的修养，这些都不是后代的读书人所能企及的。
自从秦汉以来，著书的人越来越多，纸张和文字笔画一天天趋于简便，因而书籍也随之日趋丰富，读书的人没有哪一个没有书的，然而学习、读书的人却越来越不认真，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还赶得上见到那些老一辈的儒学先生，据说他们小时候，想要找《史记》《汉书》也找不到；有幸借到了，都要亲自动手抄写，日夜背诵，唯恐抄不完、背不熟就要归还了。近年来书商间相互辗转翻刻刊印书籍，诸子百家的书，每天都有千万流传于世。对于读书人来说，当今的书是如此多又如此容易得到，照理说他们的文章词采和学术造诣，应当比古人好上许多倍。可是现在参加科举考试的年轻士子，全都把书捆扎起来而不去阅读，言谈空洞无物；漫无根底，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的好友李公择，年轻时曾在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中的僧舍里读书。公择离开以后，山中的人怀念他，便把他住过的地方命名为“李氏山房”。那里的藏书共有九千多卷。公择已经广泛地涉猎了各类图书，探讨了它们的源流，采撷了其中的精华，并且仔细品尝了其中的美味，化为已有，体现于文章中，表现在行动上，因而闻名于当世。可是那些书依然像它们本来的样子，并没有丝毫的损毁。公择打算把这些书留传给后来的人，供他们对书籍无限的需求，从而满足他们的才智和天分所应当得到的知识。所以不把书藏在家里，而是藏在他从前住过的僧舍中，这是品德高尚的人的苦心。
我已经是年老多病的人了，对于社会没有很大的用处了，只希望能有几年的闲暇，遍读李君藏书中我还没有见过的书。而庐山本来就是我希望游览而一直没能去成的地方，大概我将终老于此了。我把公择的藏书全都翻出来，拾取他剩余弃置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缺陷，也许会有所收益吧！而公择要我写篇文章作为他的庐山藏书记，于是才写下了上面的一席话，让后来的人得知以前的君子见到书的困难，而当今的读书人有书却不读，是非常可惜的。
创作背景
《李氏山房藏书记》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当时苏轼在密州担任知州。李常是黄庭坚的舅父，与苏轼交往甚密，他年轻时曾在庐山读书，并把他的书全部藏在庐山寺庙里，以供后生学习，这种有益于社会的无私品质使苏轼很受感动。应李常之约，苏轼写下了这篇文章。
赏析
这是一篇别致的“劝学篇”。记述了李氏力学苦读的成就和家中藏书的情况，赞扬了李氏藏书以遗来者的仁者之心。同时它从历史角度考查了书籍的发展及对社会的重要作用，批评了当时科举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浮浪风气，强调了认真读书的必要性。全文结构清晰、叙议结合，是一篇关于古代藏书的难得佳作，也是读者了解宋代藏书状况的参考史料。
文章一开始就论述了书的宝贵，作者举了两类东西作陪衬，如“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使人见了喜欢、听了悦耳的好处，但并没有普遍使用的价值；金石草木丝麻等物品，有普遍的使用价值，但又有使用损耗和来源短缺的弊病。在这两个陪衬下，作者才引出书籍的宝贵——有上面两类东西的优点，而没有它们的缺点，不论什么人都能从中得到一些益处。运用这种对比方法，既生动又通俗，书的宝贵价值一下就显示出来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也是说书宝贵和读书的好处，但含义庸俗，引人入邪。该文的对比方法，内涵健康，人人明白，富有新意。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这句话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意思是说从孔子起，人们就很重视读书。那时书很少，只有周朝王室的书很多，求书很难。作者从不同角度举了例子，一是楚国很大，可是只有左史官倚相能读懂上古时代的书籍；二是达官贵族如韩宣子、季札，也是到了鲁国才见到《易象》和《诗经》这类书；三是当时一般读书人，能见到六经的也很少。这些都说明孔子时代求书很难，学习条件很差，但是那时候的读书人却学习得很好，“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作者采用博证法，有意增强可信程度，并非繁文缛节，另一个作用可以反衬古代读书人的刻苦认真。“非后世君子所及”，既总结上文，又引出下文后世读书人存在的问题。
第二段作者采用详略结合的方法，先概述自秦汉以来，书逐渐多了，得到书籍已经很容易了，但学者却“益以苟简”，学习态度越来越不那么认真了。这是从历史的角度作简要的叙述，再从亲身见闻方面加以证明。苏轼先从自己听见过老儒先生讲起，“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是指求书难；“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是叙述学习刻苦。
再写所见，眼见现在书越来越多，求书极其容易，可是“后生科举之士”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历史角度从简，所见所闻从详，重点是落在批评后生科举之士不爱读书的坏习气上。文章前面用“何哉”，后面又用“此又何也”，两相呼应，都是责问不重视读书是什么缘故，表示两重叹息。一问再问，问而不答，留给读者去想，寓劝于问，意味深长。
涓涓流水归大海，作者前面写的铺垫，目的还是在于写李君山房藏书的意义。“余友公择”是交待人物，说明李氏与作者自己的关系。“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交待读书和藏书的时间和地点，这是写记的基本要素。“山中之人思之”，是写李君的为人深受山人尊敬。“藏书凡九千余卷”，是说明藏书的数量。“公择既已涉其流”至“以闻于当世矣”这段反映李君读书认真、受益颇深，品行受人尊敬。“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之僧舍”说明李君藏书的与众不同，目的为了“将以遗来者”，它运用重复的修辞手段，有意加以提及。“此仁者之心也”，到此，文章着重颂扬了李君藏书的善举和无私的品质。最后，作者表示要抓紧时间好好阅读李君藏书，以资自补的愿望。同时趁写记的机会，规劝来者和今之学者要爱惜书的宝贵，改变有书不读的毛病。既与前面论述相呼应，又完成了作记劝学的目的。
全文主要采用了议论与叙述相结合的写法，先议后叙，把书的宝贵、求书之难、学者日趋不重视读书的道理和现象写透，再写李君藏书的意义。文章内容层层铺垫、前后呼应，在议论中运用了对比、陪衬、博证等手法，有力地加强了生动性和说服力。作者在语言方面很少用排偶句，大多是参差不齐的散行句，显得十分自然。
简析
这篇散文记述了李氏力学苦读的成就和家中藏书的情况，赞扬李氏藏书以遗来者的仁者之心；同时从历史角度考查了书籍的发展及对社会的重要作用，批评了当时科举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浮浪风气，强调认真读书的必要性。全文结构清晰、叙议结合，是一篇关于古代藏书的难得佳作，也是后人了解宋代藏书状况的参考史料。
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