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挚虞传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晋书·挚虞传出自于《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1]
原文
挚虞，字仲洽，京兆长安人也。父模，魏太仆卿。虞少事皇甫谧，才学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尝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祐者义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顺，所以延福，违此而行，所以速祸。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引之以正，反之以义，推神明之应于视听之，崇否泰之运于智力之外，以明天命之不可违，故作《思游赋》。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因诏诸贤良方正直言，虞对曰：“臣闻古之圣明，原始以要终，体本以正末。故忧法度之不当，而不忧人物之失所；忧人物之失所，而不忧灾害之流行。诚以法得于此，则物理于彼；人和于下，则灾消于上。”
时太庙初建，诏普增位一等。后以主者承诏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闻昔之圣明，不爱千乘之国而惜桐叶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达于万国之诚也。前《乙巳赦书》，远称先帝遗惠余泽，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驿书班下，被于远近，莫不鸟腾鱼跃，喜蒙德泽。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审，收既往之之诏，夺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窃以为不可。”诏从之。元皇后崩，杜预奏“谅暗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无服丧之文而唯文称不言汉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为节皇太子与国为体理宜释服卒哭便除”虞含预书曰：“丧服者，以服表丧。
今帝著一日万机，太子监抚之重，以宜夺礼，葬讫除服，变制通理，垂典将来，何必附之于古，使老儒致争哉!”从之。
后历秘书监、卫尉卿，从惠帝幸长安。及东军来迎，百官奔散，逐流离鄠、杜之间，转入南山中，粮绝饥甚，拾橡实而食之。后得还洛，历光禄勋、太常卿。时怀帝亲郊外。自元康以来，不亲郊祀，礼仪弛废。虞考正旧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乱，盗窃纵横，人饥相食。虞素清贫，遂以馁卒。 （节选自《晋书•挚虞传》）
译文
挚虞，宇仲洽，京兆长安人。父亲挚模，是魏国的太仆卿。挚虞年少时侍奉皇甫谧，才学广博，著述不倦。郡中选他做主簿。挚虞曾经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所保佑的是道义，人所帮助的是诚信。讲诚并旦信顺天命，会使人福寿延长违背这些，就会招致灾礽。所以凭借自身，假托人事，用正道引导他们，使他们返回到礼义之途，在枧听之外推举神明的应验，在智力之外崇尚否泰的命运，借以说明天命不可违。所以作《思游赋》。推荐为贤良；和夏侯湛等十七人策选为下等，拜为中郎。于是（皇帝）下诏让各位贤良进献直言，挚虞回答说：“我听说古代圣明的君主，考究原始以求善终，体察根本以正其末。所以忧虑法度不当，而不忧虑人物失所；忧虑人物失所而不忧虑灾害流行。如果能以法求取，那么在其他事情上就能以法治理，在民间人们相处和睦在朝廷灾祸就自会消除。”
当时祖庙刚刚建成，（皇上）下诏一律加官晋爵一级。后来由于负责拟旨的人草拟的诏书不太符合皇上的旨意，于是诏书废止。挚虞上表说：“我听说古代的圣王明君，不吝惜千乘之国而爱惜桐叶封弟的信誉，就是为了尊重至尊的诏命而通达万国的诚信。前些时的《乙巳赦书》，发扬先帝留下的恩泽，普遍增加爵位一等，以酬答天下欢欣愛戴的忠心。驿站传布诏书，宣示于远近，没有谁不欢腾雀跃，欣喜蒙受思泽。如今一旦因为主管的人考虑文辞不周密，收回以往的诏令，夺走已普施的思德，我私下认为不应该。”
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并下诏。元皇后死了，杜预上奏：“天子居丧之制，起自上古时代，商高宗武丁没有服丧的文宇记载，只能说明仪式符合服丧的礼制而没有记载。汉文帝规定服丧三十六天。曹魏以后，既葬而祭以为节度。皇太子与国家为一体，理应脱下丧服，哭完就除服。”挚虞答复杜预的信中说：“丧服就是用服表现丧。现在皇帝日理万机，太子监护安抚天下的责任重大，以时宜改变丧礼，葬罢就除服，改变礼制通达事理，典制流传到未来，何必依附于古代，使老儒纷争呢?”（皇帝）下诏依从了他的意见。
（挚虞）后来历任秘书监、卫尉卿，眼着惠帝到长安。等到关东军队来攻打天子时，百官奔散，于是挚虞流离到鄠、杜之间，转入南山之中，粮食断绝饿得厉害，便拾橡子充饥。后来得以回到洛阳，历任光禄勋、太常卿。当时怀帝司马炽亲自举行郊祀。自元康（291）以来，天子不亲自郊祀，礼仅废弃。挚虞考证旧典，仪式用品果然有序。等到洛京荒乱之时，盗贼横行，人们饿得互相为食。挚虞一向清贫，于是饿死。[2]
作者简介
房玄龄（579年～648年8月18日），名乔，字玄龄， 齐州临淄县（今山东省淄博市）人。
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史学家，隋朝泾阳令房彦谦之子。善诗能文，博览经史。十八岁，举进士出身，授羽骑尉、隰城县尉。晋阳起兵后，投靠秦王李世民后，积极出谋划策，典管书记，选拔人才，成为秦王府得力谋士之一。在随李世民征战时，凡王府书檄，驻马即成，言简意尽，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为“十八学士”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龄为梁国公。官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职，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监修国史，又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同时负责国史馆，先后监修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晋书》。去世后，谥号“文昭”，后配享太宗庙廷。
武德九年（626年），谋划“玄武门之变”，随同杜如晦等五人居于首功。执政期间，房玄龄善于谋略，杜如晦处事果断，并称“房谋杜断”，成为良相典范，累迁尚书左仆射、司空，受封梁国公，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病逝，追赠太尉，谥号文昭，配享太宗庙廷，陪葬昭陵。[3]